第十一章 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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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間至五千餘家。
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賢長者以為之主。
皆曰，善。
同佥推疇。
(中略)曰：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诤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
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其衆，衆皆便之。
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烏丸鮮卑并各遣譯使，緻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見《三國志·田疇傳》) 孫夏峰先生(奇逢)在明末，亦有類似的事迹，不過規模或不逮。
又梁任公先生嘗述及廣東花縣人民自全于明末清初之事： 吾粵之花縣，在明季蓋為番禺之瓯脫地。
流賊起，其民築堡寨自衛。
清兵入粵，固守不肯剃發，不許官吏入境。
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彙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
一切獄訟皆自處理，帖然相安。
直至康熙廿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為置縣，曰“花縣”。
(中略)蓋有明末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為之計劃主持。
二老臨終，語其人毋複固守，民從其言。
吾幼時，先父尚能舉二老姓名。
(下略)(1)(見《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18冊，《中國文化史》鄉治章。
) 這在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
試問：若在階級統治之下，舊統治行将被革命勢力推翻，人們不是革命的，便是被革命的，兩面正作生死鬥争，誰能置身事外?像這整批整批的人超身問題之外，理亂不聞，究應作何解釋?陶淵明《桃花源記》，是文章虛構，這卻不是虛構。
亦正為事實可能有此，乃有人涉筆而成文章。
階級國家不可能有此事，不是階級國家的中國，在其消極散漫之中，乃一點不希奇。
革命雖不能避，亂則可以避。
凡我所謂“社會秩序不假強制自爾維持”，我所謂“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于此見其實例。
我所謂“即社會以為國家，二者渾融莫分”，此即其縮影。
它較之整個中國，更逼近奧本海末爾所說之“自由市民團體”。
中國的特質，在這些事實上充分透露。
亂隻是亂，不是階級革命。
比而同之，真乃昧昧! 曆次外族入主中國時，如元代清代，好像相當構成了階級統治，元末清末，似亦就近乎階級革命。
其實亦未能如此。
外族要自居統治一面，而把中國變成階級社會，必于兩條路中擇其一：一是把中國引入較高之工業經濟，而自己掌握其資本；二是憑借武力支配一切土地，而把中國逆轉到封建之世。
假如他們具有近代西洋人之工業文明，則不唯清人以其近三百年之統治，即元人以其不足百年之統治，亦可能在前一路上成功，但他們都不是。
他們的文明程度正要受中國同化，哪裡能使中國同化于他們?在後一路上，雖元人受中國同化較少，其武力統治較強，其階級形勢較著，然元人一旦北去，中國還是中國，社會卒未因之變質。
清人氣魄遜于元人，而比較聰明，自願接受中國文化。
他滿以為隻須自己保持一“統治的武力集團”之地位，一切可以中國之道治中國。
不曉得“以中國之道治中國”，其社會構造(這是最主要的)不變，就和自己的打算恰相矛盾，而不得成功。
一面雖有“跑馬圈地”之事，而在全國比例上微乎其微，以視明代政治勢力之支配土地且有遜。
一面雖有滿漢成見之存，而終須以考試制度登用士人，政治機會之開放不改于前代。
(1)(清代中央各官署大小員缺皆漢滿平分(清末始廢)。
外省官吏因無雙缺，漢人且常占優勢。
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第五章附有順、康、雍、乾、嘉、道、鹹、同、光、宣各省督撫滿漢人數比較表，可見。
)清祚之久，三倍于元，其故在此。
然經濟、政治俱未形成壟斷，則中國依然一職業社會。
隻是“八族皆兵”靡饷以自養，日久浸歸無用。
不過數十年，對内對外用兵即轉而依靠漢人。
及至洪楊事起，此“統治的武力集團”早已成了廢物。
即常備漢後(綠營)亦不中用，末後起來穩定其統治者，乃在漢族保衛鄉土之鄉勇團練(湘軍淮軍)。
試問此時究竟誰是統治階級，誰是被統治階級，不亦甚難言乎! 試再就辛亥革命來看，大清帝國是這樣大，其統治又這樣久，又非遇到對外戰争失敗那種機會，乃竟于短短三四個月内，輕輕地就給推翻，讵非怪事!此無他，你若以統治被統治兩大階級各為其命運而作最後決鬥來看，自然索解不得。
那是沒有這樣容易的。
你若曉得：它本未構成階級統治，全國之中并沒有兩面确定相反的立場；社會内部形勢流動散漫，而救國的民族立場又超過一切；此時革命主力寄于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則通于統治之上層，代表清廷統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為統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難于一轉念間而贊成革命。
則武昌舉義，各省紛紛響應，一個月而大勢已定。
三四個月而完全解決，又何足怪! 異族統治本是造成國家一适當機會，直到異族統治而國家還造不成，則中國是社會而非國家，彌以決定。
凡此皆就中國未構成階級統治一點，闡明其沒有革命之理。
不過若就革命是“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來說，辛亥一役應承認其為革命。
它并且是中國封建解體後唯一之革命。
自它以前社會構造未曾變過，自它以後，社會構造乃非變不可。
克魯泡特金在其名著《法國大革命史》上說：“一個革命的意義，是在幾年之内迅速地掃蕩那些已經在地上生了根幾千百年的制度，使它傾覆和崩潰。
”我們自辛亥以來，确是這樣，今天我們尚在此一變革中，而正期待一新構造新秩序之出現。
于此又可指出二千年來所以不見有革命者，實為社會秩序社會構造寄于道德禮俗而非寄于法律制度之故。
孟德斯鸠《法意》上說： 蓋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禮俗者，無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
禮俗起于同風，法律本于定制。
更定制易，變同風難。
變其風者，其事危于更其制也。
(見原書第十九卷十二章) 法律制度是國家的(或教會的，如中古教會所有者)，而道德禮俗則屬個人及社會的。
法律制度恒有強制性，而道德禮俗則以人之自喻共喻自信共信者為基礎。
前者好像是外加的，而後者卻由社會自身不知不覺演成。
外加的，容易推翻它，自身演成，怎麼推翻?凡推翻皆非無端而至，革命必由于矛盾發展。
而這裡卻缺乏了内在矛盾。
何處社會無禮俗?但不像中國徑為其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依托，而法律制度乃僅為其從屬。
禮俗從屬于法制者，矛盾得禮俗之扶持，反之，如中國者，矛盾恰因禮俗而不立。
何以言之?它既由階級分解而使矛盾化整為零，由強變弱，更由倫理互以對方為重之義，而使彼此對立不起來。
矛盾即因禮俗之不予承認而不立。
由此易得調和妥協，就不緻爆發為革命，這固然了。
更要緊的，乃在矛盾雖不能就此解消，卻使人常常抱着希望，緻力于其解消(士人以倫理責勉君民雙方，衆人以倫理互勉及自勉)。
解消得幾分，固于禮俗益加肯定，即解消不了，亦歸咎在人，誰能因此否定禮俗?這樣，就使此共喻共信者數千年曆久如一，從無翻案文章。
社會構造不變，當然就無革命。
法制雖間有變更，在此無關宏旨。
蓋從不越出傳統禮俗範圍，變于何有?曆史上每次變法改制，皆發之自上，此即證明其變動所系不大。
而每次大變亂之發生，亦從不聞其代表一種反對制度的大運動。
此又證明其已是變無可變了。
即如辛亥革命，自一方面說，固不同于過去之變化改制而止，但至多亦隻算得中國禮俗丕變之開端。
必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及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
于此，孟德斯鸠有一句話正好适用： 禮俗者何?所習慣而公認為不可叛者也。
苟一旦以為可叛，則其國乃無一存。
(《法意》第十九卷十二章) 真的!中國至此，還存得有什麼呢?不像這樣，就不算變。
然而這樣的變，又豈是中國社會自己所能發生的?——不是世界大交通，從外面引發他變，一而再，再而三，不會有此。
一面不這樣不算變，一面這樣的變，自己又不會有，此即上文所雲變無可變了。
(1)(中國之沒有革命(社會曆久不變)，實由于其攝法制于禮俗之故。
這在四十年前，夏曾佑先生已見到一些。
夏為嚴譯《社會通诠》作序，首先歎息自甲午以來，言變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變法
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賢長者以為之主。
皆曰，善。
同佥推疇。
(中略)曰：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诤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
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其衆，衆皆便之。
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烏丸鮮卑并各遣譯使，緻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見《三國志·田疇傳》) 孫夏峰先生(奇逢)在明末，亦有類似的事迹，不過規模或不逮。
又梁任公先生嘗述及廣東花縣人民自全于明末清初之事： 吾粵之花縣，在明季蓋為番禺之瓯脫地。
流賊起，其民築堡寨自衛。
清兵入粵，固守不肯剃發，不許官吏入境。
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彙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
一切獄訟皆自處理，帖然相安。
直至康熙廿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為置縣，曰“花縣”。
(中略)蓋有明末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為之計劃主持。
二老臨終，語其人毋複固守，民從其言。
吾幼時，先父尚能舉二老姓名。
(下略)(1)(見《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18冊，《中國文化史》鄉治章。
) 這在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
試問：若在階級統治之下，舊統治行将被革命勢力推翻，人們不是革命的，便是被革命的，兩面正作生死鬥争，誰能置身事外?像這整批整批的人超身問題之外，理亂不聞，究應作何解釋?陶淵明《桃花源記》，是文章虛構，這卻不是虛構。
亦正為事實可能有此，乃有人涉筆而成文章。
階級國家不可能有此事，不是階級國家的中國，在其消極散漫之中，乃一點不希奇。
革命雖不能避，亂則可以避。
凡我所謂“社會秩序不假強制自爾維持”，我所謂“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于此見其實例。
我所謂“即社會以為國家，二者渾融莫分”，此即其縮影。
它較之整個中國，更逼近奧本海末爾所說之“自由市民團體”。
中國的特質，在這些事實上充分透露。
亂隻是亂，不是階級革命。
比而同之，真乃昧昧! 曆次外族入主中國時，如元代清代，好像相當構成了階級統治，元末清末，似亦就近乎階級革命。
其實亦未能如此。
外族要自居統治一面，而把中國變成階級社會，必于兩條路中擇其一：一是把中國引入較高之工業經濟，而自己掌握其資本；二是憑借武力支配一切土地，而把中國逆轉到封建之世。
假如他們具有近代西洋人之工業文明，則不唯清人以其近三百年之統治，即元人以其不足百年之統治，亦可能在前一路上成功，但他們都不是。
他們的文明程度正要受中國同化，哪裡能使中國同化于他們?在後一路上，雖元人受中國同化較少，其武力統治較強，其階級形勢較著，然元人一旦北去，中國還是中國，社會卒未因之變質。
清人氣魄遜于元人，而比較聰明，自願接受中國文化。
他滿以為隻須自己保持一“統治的武力集團”之地位，一切可以中國之道治中國。
不曉得“以中國之道治中國”，其社會構造(這是最主要的)不變，就和自己的打算恰相矛盾，而不得成功。
一面雖有“跑馬圈地”之事，而在全國比例上微乎其微，以視明代政治勢力之支配土地且有遜。
一面雖有滿漢成見之存，而終須以考試制度登用士人，政治機會之開放不改于前代。
(1)(清代中央各官署大小員缺皆漢滿平分(清末始廢)。
外省官吏因無雙缺，漢人且常占優勢。
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第五章附有順、康、雍、乾、嘉、道、鹹、同、光、宣各省督撫滿漢人數比較表，可見。
)清祚之久，三倍于元，其故在此。
然經濟、政治俱未形成壟斷，則中國依然一職業社會。
隻是“八族皆兵”靡饷以自養，日久浸歸無用。
不過數十年，對内對外用兵即轉而依靠漢人。
及至洪楊事起，此“統治的武力集團”早已成了廢物。
即常備漢後(綠營)亦不中用，末後起來穩定其統治者，乃在漢族保衛鄉土之鄉勇團練(湘軍淮軍)。
試問此時究竟誰是統治階級，誰是被統治階級，不亦甚難言乎! 試再就辛亥革命來看，大清帝國是這樣大，其統治又這樣久，又非遇到對外戰争失敗那種機會，乃竟于短短三四個月内，輕輕地就給推翻，讵非怪事!此無他，你若以統治被統治兩大階級各為其命運而作最後決鬥來看，自然索解不得。
那是沒有這樣容易的。
你若曉得：它本未構成階級統治，全國之中并沒有兩面确定相反的立場；社會内部形勢流動散漫，而救國的民族立場又超過一切；此時革命主力寄于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則通于統治之上層，代表清廷統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為統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難于一轉念間而贊成革命。
則武昌舉義，各省紛紛響應，一個月而大勢已定。
三四個月而完全解決，又何足怪! 異族統治本是造成國家一适當機會，直到異族統治而國家還造不成，則中國是社會而非國家，彌以決定。
凡此皆就中國未構成階級統治一點，闡明其沒有革命之理。
不過若就革命是“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來說，辛亥一役應承認其為革命。
它并且是中國封建解體後唯一之革命。
自它以前社會構造未曾變過，自它以後，社會構造乃非變不可。
克魯泡特金在其名著《法國大革命史》上說：“一個革命的意義，是在幾年之内迅速地掃蕩那些已經在地上生了根幾千百年的制度，使它傾覆和崩潰。
”我們自辛亥以來，确是這樣，今天我們尚在此一變革中，而正期待一新構造新秩序之出現。
于此又可指出二千年來所以不見有革命者，實為社會秩序社會構造寄于道德禮俗而非寄于法律制度之故。
孟德斯鸠《法意》上說： 蓋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禮俗者，無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
禮俗起于同風，法律本于定制。
更定制易，變同風難。
變其風者，其事危于更其制也。
(見原書第十九卷十二章) 法律制度是國家的(或教會的，如中古教會所有者)，而道德禮俗則屬個人及社會的。
法律制度恒有強制性，而道德禮俗則以人之自喻共喻自信共信者為基礎。
前者好像是外加的，而後者卻由社會自身不知不覺演成。
外加的，容易推翻它，自身演成，怎麼推翻?凡推翻皆非無端而至，革命必由于矛盾發展。
而這裡卻缺乏了内在矛盾。
何處社會無禮俗?但不像中國徑為其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依托，而法律制度乃僅為其從屬。
禮俗從屬于法制者，矛盾得禮俗之扶持，反之，如中國者，矛盾恰因禮俗而不立。
何以言之?它既由階級分解而使矛盾化整為零，由強變弱，更由倫理互以對方為重之義，而使彼此對立不起來。
矛盾即因禮俗之不予承認而不立。
由此易得調和妥協，就不緻爆發為革命，這固然了。
更要緊的，乃在矛盾雖不能就此解消，卻使人常常抱着希望，緻力于其解消(士人以倫理責勉君民雙方，衆人以倫理互勉及自勉)。
解消得幾分，固于禮俗益加肯定，即解消不了，亦歸咎在人，誰能因此否定禮俗?這樣，就使此共喻共信者數千年曆久如一，從無翻案文章。
社會構造不變，當然就無革命。
法制雖間有變更，在此無關宏旨。
蓋從不越出傳統禮俗範圍，變于何有?曆史上每次變法改制，皆發之自上，此即證明其變動所系不大。
而每次大變亂之發生，亦從不聞其代表一種反對制度的大運動。
此又證明其已是變無可變了。
即如辛亥革命，自一方面說，固不同于過去之變化改制而止，但至多亦隻算得中國禮俗丕變之開端。
必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及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
于此，孟德斯鸠有一句話正好适用： 禮俗者何?所習慣而公認為不可叛者也。
苟一旦以為可叛，則其國乃無一存。
(《法意》第十九卷十二章) 真的!中國至此，還存得有什麼呢?不像這樣，就不算變。
然而這樣的變，又豈是中國社會自己所能發生的?——不是世界大交通，從外面引發他變，一而再，再而三，不會有此。
一面不這樣不算變，一面這樣的變，自己又不會有，此即上文所雲變無可變了。
(1)(中國之沒有革命(社會曆久不變)，實由于其攝法制于禮俗之故。
這在四十年前，夏曾佑先生已見到一些。
夏為嚴譯《社會通诠》作序，首先歎息自甲午以來，言變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