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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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期性的亂
在此特殊構造的社會中，一個人時時都需要一種自反的精神，如我上文所雲向裡用力者，這是為了他自己，亦是為了社會。
社會秩序不假強制而自能維持，蓋以其形勢照然，人們各知自勉于此，且已習慣成自然也(習慣未成時社會構造亦未成)。
若還不夠，則有士人為之表率，為之指導點醒。
一句話：這就是倚重于理性及禮俗以為治。
因它既缺乏兩個強大威權——宗教、國家——之任何一個，則舍此更有何道?知治世之所以治，即知亂世之所以亂。
曆來大亂之所由興，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話。
人心放肆即不易尊重對方，更不易節制自己，皆有悖于治道，這固是一層。
更要緊的，乃為人心放肆便是其禮俗失效之征。
禮俗實為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寄托。
禮俗之效，最上者在有所興起，其次則給人一限度不使逾越。
這雖沒有一權力機關監督執行于上，卻有社會輿情為之制裁于後。
人心放肆，小之可見社會制裁漸已失效，大之則征明社會制裁已經沒有了。
到此地步，還有不亂的? 人心放肆，則天下将亂，這在有心而閱曆多的老輩，感覺上非常敏銳清楚的。
然而每臨到某一時期，放肆辄不能免。
此可從三方面見之：君主一面，民衆一面，士人一面。
其所以流于放肆，殆皆有從乎事實所不得不然者： 一、君主一面——曆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僞。
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
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宮，長于婦人女子之手，于外邊問題一切隔膜。
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谏官講官亦無所用。
昏淫暴虐，重刑恣殺，苛斂橫征，濫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
試檢史乘，幾乎成一公例，而無可逃。
二、民衆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人口逐年蕃殖加多，而土地卻不加廣(不會向外侵略)，尤其生産技術不見進步(這在中國文化裡面是一定的，詳後)。
倘若連遭天災(這是農業社會所最怕的)，則大家吃飯問題便不得解決。
此時再不能向裡用力了——再向裡用力，為生理所不許。
而恰亦到了君主昏暴官逼民反時候，一經煸動，則饑民變為流寇，殆亦為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獨君主、民衆到一定時候各要發生問題，即生士人亦然。
蓋承平日久，爵祿彌覺可羨，熟軟側媚者日進，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
士風士習浸浸偷敝，一心貪慕于外，更無責任之自覺。
于君主不能谏诤，或且助桀為虐。
于社會不能領導，或且為一切敗壞所自始。
此驗之于曆史，亦幾乎依時而可見。
社會秩序至此，無法維持，天下于是大亂。
在大殺大砍之後，皇帝是推倒了，人民亦死傷無數。
久之，大家都受不了這種痛苦。
而人心厭亂。
此時再有創業之主出來收拾殘局，隐居不仕之士亦從其悲憫心懷，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亦已大減，于是，治道又可規複。
一經休養生息，便是太平盛世。
但承平日久，又要亂，亂久又治。
此即中國曆史上所特有的一治一亂之循環。
(1)(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第252頁，有一段話可供參考： 中國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後四五十年；從此以後，隆盛約及百年。
百年之後又有亂象；又醞釀數十年，遂緻大亂，複成革命之局。
漢、唐、宋、明，其例一也。
(中略)大亂之後民數減少，天然之産，養之有餘。
而豪傑敢亂之徒，并已前死；餘者厭亂苟話，無所奢望。
此即太平之原理。
若為君相者，更能清靜不擾，則效益者矣。
) 當然這是極粗的說活。
所謂亂世，固不僅指幾次改朝換代而言。
秦漢後，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結構漸著，順此方向，則條理昌明，而為治世。
悖此方向，則結構為之破壞，失其所以相安者，便是亂世。
至于幹戈擾攘，雞犬不甯，乃又亂之表面化耳。
上文曾說，“中國曆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曆史”，又說，“治世亂世難于截然劃開”，皆謂此。
唯治亂之機，系于人心敬肆(或振靡)之間，則上下數千年無二緻。
在中國，恒見其好為強調個人道德之要求，實為此之故。
此一要求既難有把握，則治難于久，而亂多于治，蓋屬當然。
二不見有革命 中國曆史自秦漢後，即入于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
革命指社會之改造，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像資本社會代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代資本主義社會那樣。
雖亦有人把推翻政府之事一概喚作革命，那太寬泛，非此所雲。
中國曆史所見者，社會構造盡或一時破壞失效，但不久又見規複而顯其用。
它二千年來隻是一斷一續，斷斷續續而已，初無本質之變革。
改朝換代不下十數次，但換來換去還是那一套，真所謂“換湯不換藥”，所以說沒有革命。
假如不是世界大交通，因西洋近代潮流輸入而引起它的變革(如今日者)，無人可想象其循環之如何打破。
若究問其何以不再有革命，則凡明白上來各章所說者，不難得其解答。
但我們仍不妨多方以闡單之。
第一便應指證此亂與革命之不同。
亂與革命之不同，上章曾說到：“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于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别。
”往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1)(見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5冊。
)，恰好可借來一用。
他指出中國不同于外國者七點： 一、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
——此謂西洋革命類皆本于多數人之共同要求，而出之以團體行動；中國則自楚漢革秦命以來，其蓄謀、戮力、喋血、奏凱，率為一二私人之事。
二、有野心革命而無自衛革命。
——此如陳涉所說“苟富貴毋相忘”，項羽所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所說“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皆顯然可見；與西洋之迫不得已，起而自衛其生存權利者異。
三、無中等社會革命。
——近代西洋為中等社會之革命，世人所熟知。
但中國革命或起自下層，如漢高祖、明太祖；或起自上層，如唐高祖之類；而起自中等社會者則缺乏。
四、各地紛然并起而不單純。
——例如十七世紀英國“長期國會”時，革命軍隻克林威爾一派；美國獨立戰争時，隻華盛頓一派；此外都沒有紛雜不相統屬之革命軍。
這便是單純。
但中國去照例是“群雄并起”了。
五、時間比較要施長。
——此蓋繼第四點而來。
即在推倒舊統治之後，還要削平其他并起的革命軍，并群雄為一雄而天下乃定。
每每這後一段時間，比之前一段還長。
這似乎亦是西洋所無。
六、革命陣營内之争頗多。
——第五點已經就是革命陣營内之争，但還不止此。
往往在同一派系之内，亦還要争殺。
太平天國之失敗，半由于此，人所熟知。
事例甚多，此不具引。
西洋唯法國革命有黨派相殘之事，其情形亦且與此有别。
七、外族勢力之消長有異。
中國每當國内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時代；綜觀曆史，其關系暨結果可分五種：(一)革命軍借外族勢力以倒舊政會者；(二)舊政府借外族勢力以倒革命軍者；(三)屬第一例而革命軍與舊政府兩斃者；(四)屬第二例而舊政府與革命軍兩斃者；(五)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
五者事例甚繁，不備引。
然在西洋則法國大革命後，猶能力抗各國聯軍之幹涉。
七點合起來，正見其為中國所特有的亂，而非所謂革命。
革命是為了一階級的共同要求向着另一階級而鬥争的，它既不是什麼各人“逐鹿中原”，更不能這樣分不清壁壘的亂鬥。
這明明是缺乏階級，特見散漫，一人一家各求前途的職業社會，當其失去倫理秩序時，所表見之行為。
除上面七點外，我們還可補充一點：即以“攀龍附鳳”那句老話，可以見出他們是為了鬥争而後成集團的，不同乎西洋革命是由集團而發出來鬥争。
他們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而形成的集團；領袖為本，團體為末。
不同乎西洋之由集團中推出來一個領袖；團體為本，領袖為末——原來之第一點，必經此補充，方才明确。
更有好的證明：曆史上每值天下大亂，往往有人率宗族戚黨入山避亂，遂自成邑落者。
如東漢末田疇之事，即其一例。
據史書上說： (上略)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百姓歸之，
社會秩序不假強制而自能維持，蓋以其形勢照然，人們各知自勉于此，且已習慣成自然也(習慣未成時社會構造亦未成)。
若還不夠，則有士人為之表率，為之指導點醒。
一句話：這就是倚重于理性及禮俗以為治。
因它既缺乏兩個強大威權——宗教、國家——之任何一個，則舍此更有何道?知治世之所以治，即知亂世之所以亂。
曆來大亂之所由興，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話。
人心放肆即不易尊重對方，更不易節制自己，皆有悖于治道，這固是一層。
更要緊的，乃為人心放肆便是其禮俗失效之征。
禮俗實為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寄托。
禮俗之效，最上者在有所興起，其次則給人一限度不使逾越。
這雖沒有一權力機關監督執行于上，卻有社會輿情為之制裁于後。
人心放肆，小之可見社會制裁漸已失效，大之則征明社會制裁已經沒有了。
到此地步，還有不亂的? 人心放肆，則天下将亂，這在有心而閱曆多的老輩，感覺上非常敏銳清楚的。
然而每臨到某一時期，放肆辄不能免。
此可從三方面見之：君主一面，民衆一面，士人一面。
其所以流于放肆，殆皆有從乎事實所不得不然者： 一、君主一面——曆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僞。
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
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宮，長于婦人女子之手，于外邊問題一切隔膜。
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谏官講官亦無所用。
昏淫暴虐，重刑恣殺，苛斂橫征，濫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
試檢史乘，幾乎成一公例，而無可逃。
二、民衆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人口逐年蕃殖加多，而土地卻不加廣(不會向外侵略)，尤其生産技術不見進步(這在中國文化裡面是一定的，詳後)。
倘若連遭天災(這是農業社會所最怕的)，則大家吃飯問題便不得解決。
此時再不能向裡用力了——再向裡用力，為生理所不許。
而恰亦到了君主昏暴官逼民反時候，一經煸動，則饑民變為流寇，殆亦為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獨君主、民衆到一定時候各要發生問題，即生士人亦然。
蓋承平日久，爵祿彌覺可羨，熟軟側媚者日進，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
士風士習浸浸偷敝，一心貪慕于外，更無責任之自覺。
于君主不能谏诤，或且助桀為虐。
于社會不能領導，或且為一切敗壞所自始。
此驗之于曆史，亦幾乎依時而可見。
社會秩序至此，無法維持，天下于是大亂。
在大殺大砍之後，皇帝是推倒了，人民亦死傷無數。
久之，大家都受不了這種痛苦。
而人心厭亂。
此時再有創業之主出來收拾殘局，隐居不仕之士亦從其悲憫心懷，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亦已大減，于是，治道又可規複。
一經休養生息，便是太平盛世。
但承平日久，又要亂，亂久又治。
此即中國曆史上所特有的一治一亂之循環。
(1)(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第252頁，有一段話可供參考： 中國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後四五十年；從此以後，隆盛約及百年。
百年之後又有亂象；又醞釀數十年，遂緻大亂，複成革命之局。
漢、唐、宋、明，其例一也。
(中略)大亂之後民數減少，天然之産，養之有餘。
而豪傑敢亂之徒，并已前死；餘者厭亂苟話，無所奢望。
此即太平之原理。
若為君相者，更能清靜不擾，則效益者矣。
) 當然這是極粗的說活。
所謂亂世，固不僅指幾次改朝換代而言。
秦漢後，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結構漸著，順此方向，則條理昌明，而為治世。
悖此方向，則結構為之破壞，失其所以相安者，便是亂世。
至于幹戈擾攘，雞犬不甯，乃又亂之表面化耳。
上文曾說，“中國曆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曆史”，又說，“治世亂世難于截然劃開”，皆謂此。
唯治亂之機，系于人心敬肆(或振靡)之間，則上下數千年無二緻。
在中國，恒見其好為強調個人道德之要求，實為此之故。
此一要求既難有把握，則治難于久，而亂多于治，蓋屬當然。
二不見有革命 中國曆史自秦漢後，即入于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
革命指社會之改造，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像資本社會代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代資本主義社會那樣。
雖亦有人把推翻政府之事一概喚作革命，那太寬泛，非此所雲。
中國曆史所見者，社會構造盡或一時破壞失效，但不久又見規複而顯其用。
它二千年來隻是一斷一續，斷斷續續而已，初無本質之變革。
改朝換代不下十數次，但換來換去還是那一套，真所謂“換湯不換藥”，所以說沒有革命。
假如不是世界大交通，因西洋近代潮流輸入而引起它的變革(如今日者)，無人可想象其循環之如何打破。
若究問其何以不再有革命，則凡明白上來各章所說者，不難得其解答。
但我們仍不妨多方以闡單之。
第一便應指證此亂與革命之不同。
亂與革命之不同，上章曾說到：“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于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别。
”往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1)(見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5冊。
)，恰好可借來一用。
他指出中國不同于外國者七點： 一、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
——此謂西洋革命類皆本于多數人之共同要求，而出之以團體行動；中國則自楚漢革秦命以來，其蓄謀、戮力、喋血、奏凱，率為一二私人之事。
二、有野心革命而無自衛革命。
——此如陳涉所說“苟富貴毋相忘”，項羽所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所說“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皆顯然可見；與西洋之迫不得已，起而自衛其生存權利者異。
三、無中等社會革命。
——近代西洋為中等社會之革命，世人所熟知。
但中國革命或起自下層，如漢高祖、明太祖；或起自上層，如唐高祖之類；而起自中等社會者則缺乏。
四、各地紛然并起而不單純。
——例如十七世紀英國“長期國會”時，革命軍隻克林威爾一派；美國獨立戰争時，隻華盛頓一派；此外都沒有紛雜不相統屬之革命軍。
這便是單純。
但中國去照例是“群雄并起”了。
五、時間比較要施長。
——此蓋繼第四點而來。
即在推倒舊統治之後，還要削平其他并起的革命軍，并群雄為一雄而天下乃定。
每每這後一段時間，比之前一段還長。
這似乎亦是西洋所無。
六、革命陣營内之争頗多。
——第五點已經就是革命陣營内之争，但還不止此。
往往在同一派系之内，亦還要争殺。
太平天國之失敗，半由于此，人所熟知。
事例甚多，此不具引。
西洋唯法國革命有黨派相殘之事，其情形亦且與此有别。
七、外族勢力之消長有異。
中國每當國内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時代；綜觀曆史，其關系暨結果可分五種：(一)革命軍借外族勢力以倒舊政會者；(二)舊政府借外族勢力以倒革命軍者；(三)屬第一例而革命軍與舊政府兩斃者；(四)屬第二例而舊政府與革命軍兩斃者；(五)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
五者事例甚繁，不備引。
然在西洋則法國大革命後，猶能力抗各國聯軍之幹涉。
七點合起來，正見其為中國所特有的亂，而非所謂革命。
革命是為了一階級的共同要求向着另一階級而鬥争的，它既不是什麼各人“逐鹿中原”，更不能這樣分不清壁壘的亂鬥。
這明明是缺乏階級，特見散漫，一人一家各求前途的職業社會，當其失去倫理秩序時，所表見之行為。
除上面七點外，我們還可補充一點：即以“攀龍附鳳”那句老話，可以見出他們是為了鬥争而後成集團的，不同乎西洋革命是由集團而發出來鬥争。
他們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而形成的集團；領袖為本，團體為末。
不同乎西洋之由集團中推出來一個領袖；團體為本，領袖為末——原來之第一點，必經此補充，方才明确。
更有好的證明：曆史上每值天下大亂，往往有人率宗族戚黨入山避亂，遂自成邑落者。
如東漢末田疇之事，即其一例。
據史書上說： (上略)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百姓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