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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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社會構造
中國之缺乏階級不像國家，是其負面，而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即社會以為國家，二者渾融莫分，則為其正面。
關于負面已說于上，正面的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在前亦已點出，但說得不夠。
本章将更從正面申說之。
前曾說：家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其後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西洋人集團生活偏勝。
繼此，則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亦就走向職業分途。
而西洋卻以集團生活遂而輾轉反複于個人本位社會本位之間；同時亦就演為階級對立。
階級對立，正是集團間的産物，不發生于倫理社會。
倫理社會自然要職業分途，二者相聯，且有其相成之妙。
何以說階級對立是集團間的産物呢?階級所由興，不外是被外族征服統治，或由内部自起分化之二途。
前者是集團之二合一，後者是集團之一分二。
要之階級形成于權力之下，而權力則生于集團之中，此不易之理也。
假如說集團社會是立體的，則倫理社會便是平面的。
倫理為此一人與彼一人(明非集團)相互間之情誼(明非權力)關系。
方倫理社會形成，彼此情誼關系揚露之時，則集團既趨于分解，而權力亦已漸隐。
此其勢，固不發生階級對立。
倫理秩序著見于封建解體以後，職業分途即繼此階級消散而來，兩方面實彼此順益，交相為用，以共成此中國社會。
例如：遺産均分于諸子，而不由長子獨自繼承，即此倫理社會之一特色，西洋日本皆所罕見，在我卻已行之二千年。
蓋倫理本位的經濟、财産近為夫婦父子所共有，遠為一切倫理關系之人所分享，是以兄弟分财，親戚朋友通财，宗族間則培益其共财。
财産愈大者，斯負擔周助之義務亦愈廣。
此大足以減殺經濟上集中之勢，而趨于分散，阻礙資本主義之擴大再生産，而趨近消費本位(對生産本位而說)。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在西洋恒見其積個人之有餘者，在中國恒欲以補衆人之不足。
遺産均分，不過順沿此情勢而來，又予以有力之決定。
有人說：封建社會的核心，是其長子繼承制度。
英國社會所以能産生資本主義，正是靠此長子繼承制，預先集中了經濟上的力量。
由封建領主之商業化，和大資産者的大墾牧公司，合起來便造成今天他們資本社會的始基。
中國所以總不能進一步到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受了封建社會的桎梏；實實在在就為中國這種遺産制度，把财産分割零碎，經濟力量不得集中之故。
這話确是有見地。
(1)(嘗見已故李蔚唐先生著作中，持論如此。
李先生曾留學英國。
英國較之大陸更确守長子繼承制，見楊人木+便譯T.S.Hoyland《世界文化要略》。
)當知，凡此消極使社會不演成階級對立者，便是積極助成了職業分途。
試再取西洋來對照，将更有深一層之明了。
西洋資本主義，全從個人營利，自由競争而發達起來，其前提則在财産所有權歸于個人掌握，個人能夠完全支配其财物。
隻有這樣，才促進人們利己心的活動；隻有這樣，才增高人們利用其财物的能率。
然而這卻是由近代法律襲用羅馬法，才有的事。
羅馬法是所有權本位的法律，全副精神照顧在物權債權這些問題上。
而中國法律則根據于倫理組織，其傳統精神恰好與此相反(忽略這些問題)。
在西洋沒有這種近代法律，則中世農村那種協同生活的基礎不緻破壞淨盡，近代自由競争演成的階級社會無由出現。
反轉過來看中國，便恍然此倫理本位的社會組織，非獨事實上成為一個人在經濟上有所進取之絕大累贅，抑且根本上就不利于此進取心之發生。
黃文山先生曾十分肯定地說：“我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産，不能迅速進入資本主義生産之唯一關鍵。
”(1)(見黃文山著《文化學論文集》第181頁，中國文化學學會出版。
)或即指此。
倫理社會這塊土地，不适于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若人們在經濟上的進取心根本缺乏了，不亦是社會上一大危機嗎?這卻又從職業分途之一方面，可得其救濟。
一個人生在階級社會裡，其一生命運幾乎就已決定了。
特别是封建社會為然，而資本社會亦不例外。
農奴固然不能轉為貴族，勞工亦難得作資本家。
他們若想開拓自己前途，隻有推翻這種秩序，隻有大革命。
但在中國這職業分途的社會，便不然。
政治上經濟上各種機會都是開放的。
一個人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初無限制，盡可自擇。
而“行行出狀元”(諺語)，讀書人固可緻身通顯，農工商業亦都可以白手起家。
富貴貧賤，升沉無定，人人各有前途可求。
雖然亦有有憑借與無憑借之等差不同，然而憑借是靠不住的。
俗語說得好：“全看本人要強不要強。
”所以進取心，在這裡恰好又普遍得到鼓勵。
倫理本位就是這樣藉職業分途為配合，得以穩穩行之二千餘年，得以通行到四方各處。
不然，是不行的。
中國社會之所以落于職業分途者，主要是因為土地已從封建中解放，而生産則停留在産業革命以前，資本之集中壟斷未見。
此時從生産技術言之，小規模經營有其方便，大規模經營非甚必要。
同時，又沒有歐洲中世那樣的行會制度(基爾特)。
于是社會上自然就隻是些小農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為生業了。
馮友蘭先生所謂“生産家庭化”，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正指此。
無論種田、作工或作買賣，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俗所雲“父子兵”，天然成為相依為命的樣子。
中國人常愛說“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蓋其事實有如此者。
此即倫理情誼由職業分途而得鞏固加強。
反之，若在階級社會便不然。
像近代大工廠大公司，将一家大小拆散為男工、女工、童工，各自糊口，幾乎不必相幹，固不必說。
即在中世紀，亦無合一家大小以自營生業者其事，而是生活于集團之中，有異乎倫理之相依。
更且縱着有集團與集團之分，橫着有階級與階級之分。
其分離對立相競相克之勢，掩沒了人生互依關系，尤使倫理觀念難以發生。
中國不是沒有行會，卻不像歐洲那樣竟為堅實之集團，正為重心分寄于各家庭家族了。
因其不成集團，所以在師徒東夥之間，又為倫理之相依。
它可能有私人恩怨，各個不同；卻沒有從行會分化出之階級對立，如歐洲之所見者。
階級隻是集團間的産物，于此又可證明。
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方相維以利，相脅以勢，遇事依法解決，彼此不發生私人感情。
而此則師徒東夥朝夕相處，可能從待人厚薄、工作勤惰上，彼此深相結納。
在勞資兩方必不同一立場共一命運者，而在此可能同甘苦共患難。
蓋階級對立之勢成，則倫理關系為之破壞。
反之，階級分化不著，則職業各營乃大有造于倫理。
又因富貴貧賤升沉無定，士農工商各有前途可求，故有家世門祚盛衰等觀念。
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兒孫，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皆使人倍笃于倫理，而益勤于其業。
從讀書人授徒應試，到小農小工小商所營生業，全是一人一家之事(與其他人幾乎不甚相幹)。
人人各自奔前程，鮮見集體合作，既不必相謀，亦複各不相礙(階級社會則相礙)。
因此，中國社會特見散漫。
中國人之被譏為一般散沙，自私自利(見第一章)，其中蓋不無誤會(見第十三章)，然而這一傾向，不待說自是極可怕的傾向。
其所以終不大顯弊病，則職業分途又從倫理本位得其配合補救之故。
前說，中國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發揮。
以倫理組織社會，舉社會各種關系而悉倫理化之，亦即家庭化之。
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
由是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有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亦對他負有義務。
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大家庭。
觀其彼此顧恤，夫甯有所謂自私?職業分途就是這樣藉倫理本位為配合，得以穩穩行之二千年。
如非近百年忽地卷入集團競争漩渦，幾遭滅頂，還是不易看出其缺點的。
還有，此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亦正是由政治經濟兩方面互為影響，協調一緻，以造成的。
例如：土地之不易集中，資本之不易集中，經濟上難為一部分人所固定地壟斷，其種種因素，除如上面暨第八章所已說者外，政治上之“限民名田”、“重農抑商”一類運動，亦為一有力因素。
此類運動自西漢以來，更不絕書；除北魏訖隋唐均田制度一段略有成功外，所收實效遠不如其聲勢之大，是我們承認的。
但其成功雖有限，其破壞資本主義之路卻有餘。
蓋自變封建為郡縣，統治階級既以分解散漫，流動不定。
此時由政治上之無階級而鮮壟斷，亦自不容許經濟上之有壟斷而造階級。
主動于其間者，仍為破壞封建之士人。
曆史所示，甚為明白。
士人有知識、有頭腦，而顧無權位、無恒産；既反對權位之壟斷于前，乃更反對資産之壟斷于後。
藉不談士人代表理性，論其勢固亦宜然。
一旦在政治上有其機會，則極力主張實行。
資本主義之不成，中國遂沒有資産階級之統治如歐美者。
則是又由經濟轉而影響于政治，兩方互為因果，大抵如是。
階級缺乏，則統治為難，中國政治乃不得不倫理化。
由政治之倫理化，乃更使社會職業化，職業又有助于倫理。
如是倫理與職業，政治與經濟，輾轉相成，循環扣合，益臻密洽，其理無窮。
二向裡用力之人生 中國式的人生，最大特點莫過于他總是向裡用力，與西洋人總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
蓋從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兩面所構成的社會，實無時無刻不要人向裡用力，茲分就此兩面說明如下。
—— 一個人生在倫理社會中，其各種倫理關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圍了他，要他負起無盡的義務，至死方休，擺脫不得。
蓋從倫理整個精神來看，倫理關系一經有了，便不許再離。
父子固離不得，兄弟夫婦亦豈得離絕?乃至朋友、君臣亦然。
這不許離，原本是自己情感上不許—
關于負面已說于上，正面的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在前亦已點出，但說得不夠。
本章将更從正面申說之。
前曾說：家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其後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西洋人集團生活偏勝。
繼此，則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亦就走向職業分途。
而西洋卻以集團生活遂而輾轉反複于個人本位社會本位之間；同時亦就演為階級對立。
階級對立，正是集團間的産物，不發生于倫理社會。
倫理社會自然要職業分途，二者相聯，且有其相成之妙。
何以說階級對立是集團間的産物呢?階級所由興，不外是被外族征服統治，或由内部自起分化之二途。
前者是集團之二合一，後者是集團之一分二。
要之階級形成于權力之下，而權力則生于集團之中，此不易之理也。
假如說集團社會是立體的，則倫理社會便是平面的。
倫理為此一人與彼一人(明非集團)相互間之情誼(明非權力)關系。
方倫理社會形成，彼此情誼關系揚露之時，則集團既趨于分解，而權力亦已漸隐。
此其勢，固不發生階級對立。
倫理秩序著見于封建解體以後，職業分途即繼此階級消散而來，兩方面實彼此順益，交相為用，以共成此中國社會。
例如：遺産均分于諸子，而不由長子獨自繼承，即此倫理社會之一特色，西洋日本皆所罕見，在我卻已行之二千年。
蓋倫理本位的經濟、财産近為夫婦父子所共有，遠為一切倫理關系之人所分享，是以兄弟分财，親戚朋友通财，宗族間則培益其共财。
财産愈大者，斯負擔周助之義務亦愈廣。
此大足以減殺經濟上集中之勢，而趨于分散，阻礙資本主義之擴大再生産，而趨近消費本位(對生産本位而說)。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在西洋恒見其積個人之有餘者，在中國恒欲以補衆人之不足。
遺産均分，不過順沿此情勢而來，又予以有力之決定。
有人說：封建社會的核心，是其長子繼承制度。
英國社會所以能産生資本主義，正是靠此長子繼承制，預先集中了經濟上的力量。
由封建領主之商業化，和大資産者的大墾牧公司，合起來便造成今天他們資本社會的始基。
中國所以總不能進一步到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受了封建社會的桎梏；實實在在就為中國這種遺産制度，把财産分割零碎，經濟力量不得集中之故。
這話确是有見地。
(1)(嘗見已故李蔚唐先生著作中，持論如此。
李先生曾留學英國。
英國較之大陸更确守長子繼承制，見楊人木+便譯T.S.Hoyland《世界文化要略》。
)當知，凡此消極使社會不演成階級對立者，便是積極助成了職業分途。
試再取西洋來對照，将更有深一層之明了。
西洋資本主義，全從個人營利，自由競争而發達起來，其前提則在财産所有權歸于個人掌握，個人能夠完全支配其财物。
隻有這樣，才促進人們利己心的活動；隻有這樣，才增高人們利用其财物的能率。
然而這卻是由近代法律襲用羅馬法，才有的事。
羅馬法是所有權本位的法律，全副精神照顧在物權債權這些問題上。
而中國法律則根據于倫理組織，其傳統精神恰好與此相反(忽略這些問題)。
在西洋沒有這種近代法律，則中世農村那種協同生活的基礎不緻破壞淨盡，近代自由競争演成的階級社會無由出現。
反轉過來看中國，便恍然此倫理本位的社會組織，非獨事實上成為一個人在經濟上有所進取之絕大累贅，抑且根本上就不利于此進取心之發生。
黃文山先生曾十分肯定地說：“我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産，不能迅速進入資本主義生産之唯一關鍵。
”(1)(見黃文山著《文化學論文集》第181頁，中國文化學學會出版。
)或即指此。
倫理社會這塊土地，不适于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若人們在經濟上的進取心根本缺乏了，不亦是社會上一大危機嗎?這卻又從職業分途之一方面，可得其救濟。
一個人生在階級社會裡，其一生命運幾乎就已決定了。
特别是封建社會為然，而資本社會亦不例外。
農奴固然不能轉為貴族，勞工亦難得作資本家。
他們若想開拓自己前途，隻有推翻這種秩序，隻有大革命。
但在中國這職業分途的社會，便不然。
政治上經濟上各種機會都是開放的。
一個人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初無限制，盡可自擇。
而“行行出狀元”(諺語)，讀書人固可緻身通顯，農工商業亦都可以白手起家。
富貴貧賤，升沉無定，人人各有前途可求。
雖然亦有有憑借與無憑借之等差不同，然而憑借是靠不住的。
俗語說得好：“全看本人要強不要強。
”所以進取心，在這裡恰好又普遍得到鼓勵。
倫理本位就是這樣藉職業分途為配合，得以穩穩行之二千餘年，得以通行到四方各處。
不然，是不行的。
中國社會之所以落于職業分途者，主要是因為土地已從封建中解放，而生産則停留在産業革命以前，資本之集中壟斷未見。
此時從生産技術言之，小規模經營有其方便，大規模經營非甚必要。
同時，又沒有歐洲中世那樣的行會制度(基爾特)。
于是社會上自然就隻是些小農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為生業了。
馮友蘭先生所謂“生産家庭化”，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正指此。
無論種田、作工或作買賣，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俗所雲“父子兵”，天然成為相依為命的樣子。
中國人常愛說“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蓋其事實有如此者。
此即倫理情誼由職業分途而得鞏固加強。
反之，若在階級社會便不然。
像近代大工廠大公司，将一家大小拆散為男工、女工、童工，各自糊口，幾乎不必相幹，固不必說。
即在中世紀，亦無合一家大小以自營生業者其事，而是生活于集團之中，有異乎倫理之相依。
更且縱着有集團與集團之分，橫着有階級與階級之分。
其分離對立相競相克之勢，掩沒了人生互依關系，尤使倫理觀念難以發生。
中國不是沒有行會，卻不像歐洲那樣竟為堅實之集團，正為重心分寄于各家庭家族了。
因其不成集團，所以在師徒東夥之間，又為倫理之相依。
它可能有私人恩怨，各個不同；卻沒有從行會分化出之階級對立，如歐洲之所見者。
階級隻是集團間的産物，于此又可證明。
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方相維以利，相脅以勢，遇事依法解決，彼此不發生私人感情。
而此則師徒東夥朝夕相處，可能從待人厚薄、工作勤惰上，彼此深相結納。
在勞資兩方必不同一立場共一命運者，而在此可能同甘苦共患難。
蓋階級對立之勢成，則倫理關系為之破壞。
反之，階級分化不著，則職業各營乃大有造于倫理。
又因富貴貧賤升沉無定，士農工商各有前途可求，故有家世門祚盛衰等觀念。
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兒孫，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皆使人倍笃于倫理，而益勤于其業。
從讀書人授徒應試，到小農小工小商所營生業，全是一人一家之事(與其他人幾乎不甚相幹)。
人人各自奔前程，鮮見集體合作，既不必相謀，亦複各不相礙(階級社會則相礙)。
因此，中國社會特見散漫。
中國人之被譏為一般散沙，自私自利(見第一章)，其中蓋不無誤會(見第十三章)，然而這一傾向，不待說自是極可怕的傾向。
其所以終不大顯弊病，則職業分途又從倫理本位得其配合補救之故。
前說，中國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發揮。
以倫理組織社會，舉社會各種關系而悉倫理化之，亦即家庭化之。
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
由是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有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亦對他負有義務。
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大家庭。
觀其彼此顧恤，夫甯有所謂自私?職業分途就是這樣藉倫理本位為配合，得以穩穩行之二千年。
如非近百年忽地卷入集團競争漩渦，幾遭滅頂，還是不易看出其缺點的。
還有，此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亦正是由政治經濟兩方面互為影響，協調一緻，以造成的。
例如：土地之不易集中，資本之不易集中，經濟上難為一部分人所固定地壟斷，其種種因素，除如上面暨第八章所已說者外，政治上之“限民名田”、“重農抑商”一類運動，亦為一有力因素。
此類運動自西漢以來，更不絕書；除北魏訖隋唐均田制度一段略有成功外，所收實效遠不如其聲勢之大，是我們承認的。
但其成功雖有限，其破壞資本主義之路卻有餘。
蓋自變封建為郡縣，統治階級既以分解散漫，流動不定。
此時由政治上之無階級而鮮壟斷，亦自不容許經濟上之有壟斷而造階級。
主動于其間者，仍為破壞封建之士人。
曆史所示，甚為明白。
士人有知識、有頭腦，而顧無權位、無恒産；既反對權位之壟斷于前，乃更反對資産之壟斷于後。
藉不談士人代表理性，論其勢固亦宜然。
一旦在政治上有其機會，則極力主張實行。
資本主義之不成，中國遂沒有資産階級之統治如歐美者。
則是又由經濟轉而影響于政治，兩方互為因果，大抵如是。
階級缺乏，則統治為難，中國政治乃不得不倫理化。
由政治之倫理化，乃更使社會職業化，職業又有助于倫理。
如是倫理與職業，政治與經濟，輾轉相成，循環扣合，益臻密洽，其理無窮。
二向裡用力之人生 中國式的人生，最大特點莫過于他總是向裡用力，與西洋人總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
蓋從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兩面所構成的社會，實無時無刻不要人向裡用力，茲分就此兩面說明如下。
—— 一個人生在倫理社會中，其各種倫理關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圍了他，要他負起無盡的義務，至死方休，擺脫不得。
蓋從倫理整個精神來看，倫理關系一經有了，便不許再離。
父子固離不得，兄弟夫婦亦豈得離絕?乃至朋友、君臣亦然。
這不許離，原本是自己情感上不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