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是否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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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之不像國家
第一章列舉中國文化特征，曾以中國不屬一般國家類型，列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
中國何以會這樣特殊，這就為一般國家都是階級統治；而中國卻趨向職業分途，缺乏階級對立，現在就這問題一為申論。
中國之不像國家，第一可從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見之。
此即從來中國政治上所表見之消極無為。
曆代相傳，“不擾民”是其最大信條；“政簡刑清”是其最高理想。
富有實際從政經驗，且卓著政績如明代之呂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說：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除弊。
(見《呻吟語》) 這是心得，不是空話。
雖出于一人之筆，卻代表一般意見；不過消極精神，在他筆下表出的格外透徹而已。
所以有一副楹聯常見于縣衙門，說“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知縣号為“親民之官”，猶且以勿相往來诏告民衆，就可想見一切了。
事實上，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交涉，亦隻有納糧，涉訟兩端。
河北省民間諺語，說“交了糧、自在王”，意思是：完過錢糧，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無其他管制)。
至于訟事，你不訴于官，官是不來問你的。
不論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間自了(詳後)。
近代以前的西洋社會，多數人沒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國人卻可說是自由太多——孫中山先生有此語。
古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實有此謠。
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國與民更仿佛兩想忘，則是中國真情。
這種無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說它始于西漢總是信而有征的。
當時相傳曹參為相而飲酒不治事，汲黯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類有名故事可見。
但我們不可就信他們隻是受黃老思想的影響。
主要是因為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構造，于此時慢慢展開，其需要無為而治的形勢(詳第十章)，就被明眼人發見了。
前引長谷川如是閑的話“近代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而不知中國人卻早已把它當作不必要之惡”，正是指此而說的。
複次，中國之不像國家，又可于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之。
國家功能，一面是對内，一面是對外。
中國對内松弛，對外亦不緊張。
照常例說，國際對抗性之強弱似與其國力大小不無相關。
然在中國，國力未嘗不大，而其國際對抗性卻總是淡的，國際對抗性盡缺乏，而仍可無害于其國力之增大。
此缺乏國際對抗性，有許多事實可見。
—— 第一就是疏于國防。
例如沿海港口，為國際重要秘密，引水權絕無委諸外人者。
内河航行，允準外人充當向導，尤為世界所未聞。
清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軍航深入閩江，即系由中國海關頒給執照之美國人引水。
事載慕爾氏之國際公法，各國學者引為奇談。
據說在中國海關注冊為輪船引水者，外國人約占半數。
然這不過是其一端；類此不講國防之事例，大約要數出十件八件亦不難。
第二就是戶籍地籍一切國勢調查，中國自己通統說不清。
這原是國際對抗的本錢家當，時時要算計檢讨，時時要策劃擴充的。
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見其無心于此。
不知者或以為中國人頭腦知識尚不及此，那便錯了。
史稱“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那正是此物。
其實早在先秦戰國，便已有之。
不過在二千年後，倒不加講究罷了。
第三就是重文輕武，民不習兵，幾于為“無兵之國”。
所以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據雷海宗教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所指出之“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列以為中國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
蓋立國不能無兵；兵在一國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當之地位。
封建之世，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中國春秋以前，合于此例。
近代國家則兵民合一，全國征兵；戰國七雄率趨于此，而秦首為其代表，用是以統一中國。
但其後兩千年間，不能一秉此例，而時見變态。
所謂變态者：即好人不當兵；當兵的隻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不分，軍民相仇之惡劣局面。
此其一。
由此而馴至全國之大，無兵可用。
有事之時，隻得借重異族外兵，雖以漢唐之盛，屢見不鮮，習為常事。
此其二。
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确當安排之謂。
以中國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鄰，而曆史上竟每受異族憑陵，或且被統治，讵非咄咄怪事。
無論其積弱之因何在，總不出乎它的文化。
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問題，少有确當安排，則謂之“無兵的文化”，謂其積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頗有學者不同意雷說(1)(對于雷氏中國無兵之說，論者多不同意，《思想與時代》月刊有張其昀教授《二千年來我國之兵役與兵制》一文，即其一。
)，從曆史引出許多證據，以明其不然。
其實至多不過證明常态變态相間互見，固不能把變态否認掉。
中國曆史原多往複之象，盡管未曾一變到底，而變态之發見不亦盡夠嚴重了嗎?即此已盡足顯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論究者在。
在這裡則至少見出國際對抗性之特弱，與其大有可觀之國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絕不相稱。
最後，則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
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 ——夫國家也者，對待之各辭也。
标名某國，是必對于他國然後可得見；猶對他人，始見有我也。
……非有國而不愛，不名為國，故無所用其愛。
……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
既無他國相對峙，則固當如是。
(下略)(見《飲冰室文集》《中國之前途與國民責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對抗之觀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結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點而論，謂中國人不好組織國家也可，謂中國人不能組織國家也可。
無論為不好或不能，要之國家主義與吾人夙不相習，則彰彰甚也。
此種反國家主義，或超國家主義，深入人心；以二千年來曆史校之，得失蓋參半。
常被異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
最後總結算，所得猶足償所失而有餘。
蓋其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成分子，而其所謂“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擴大也。
歐洲訖今大小數十國，而我則久成一體，蓋此之由。
(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家”、“社會”等等，原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後新輸入的觀念。
舊有“國家”兩字，并不代表今天這涵義，大緻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說。
自從感受國際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輸入，中國人頗覺悟國民與國家之關系及其責任；常有人引用顧亭林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以證成其義(甚且有人徑直寫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此出顧樂《日知錄》論正如風俗一段。
原文前後皆論曆代風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場說話。
他所說我們無須負責的“國”，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國家；他所說我們要負責的“天下”，又豈相當于國家?在顧氏全文中，恰恰沒有今世之國家觀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即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
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家主義。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這是中國思想正宗，而顧先生所代表者正是這個。
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
于國家種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見；而獨于文化定其取舍。
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國人抗禦洪、楊，共讨洪、楊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場說話。
(1)(太平天國之役，在洪、楊方面所發檄文以讨胡為名，标榜種族主義；而曾、胡方面所發檄文，則據文化立場指斥對方。
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
結果前者卒被後者消滅。
蓋洪、楊宗教之幼稚，其所為多不合于固有文化意識，實為不能成事之根本。
其消滅，絕非清朝能滅之也。
)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命定地失敗，亦正為它違反固有風教之故。
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
(2)(關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人書，告兒女書等多緘，均影印在内。
其要語雲：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将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國性蓋指固有風教。
)此種衛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為，卻非出于迷信而甯由于其寶愛理性之心。
像共産黨為了争求一種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國界，其精神倒不無共同之處。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義，以天下為對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類以行，絕不以一部分自畫。
而儒家态度則尤其分明。
茲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義，分三世以明進化軌迹： 第一，據亂世——内其國而外諸夏； 第二，升平世——内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
(見《公羊傳》注，哀公十四年) 蓋謂國家觀念僅為據亂時所宜有。
“據亂”雲者，謂根據其時之亂世為出發點而施之以治也。
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漸進則由亂而升至于平；更進則為太平。
太平之世，無複國家之見存，無複種族之見存。
至孟子時，列國對抗之形勢更顯著，而排斥國家主義也變更力。
(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之辨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頁) 後世讀書人之開口天下閉口天下，當然由此啟發。
然不止讀書人，農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識又何嘗不如此。
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國家意識，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階級意識(這是與國家意識相應不離的)，像他們那樣明且強的種族意識(這是先乎國家意識而仍以類相從者)，在我們都沒有。
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
中國人頭腦何為而如是?若一概以為是先哲思想領導之結果，那便不對。
此自反映着一大事實：國家消融在社會裡面，社會與國家相渾融。
國家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于此産
中國何以會這樣特殊，這就為一般國家都是階級統治；而中國卻趨向職業分途，缺乏階級對立，現在就這問題一為申論。
中國之不像國家，第一可從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見之。
此即從來中國政治上所表見之消極無為。
曆代相傳，“不擾民”是其最大信條；“政簡刑清”是其最高理想。
富有實際從政經驗，且卓著政績如明代之呂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說：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除弊。
(見《呻吟語》) 這是心得，不是空話。
雖出于一人之筆，卻代表一般意見；不過消極精神，在他筆下表出的格外透徹而已。
所以有一副楹聯常見于縣衙門，說“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知縣号為“親民之官”，猶且以勿相往來诏告民衆，就可想見一切了。
事實上，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交涉，亦隻有納糧，涉訟兩端。
河北省民間諺語，說“交了糧、自在王”，意思是：完過錢糧，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無其他管制)。
至于訟事，你不訴于官，官是不來問你的。
不論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間自了(詳後)。
近代以前的西洋社會，多數人沒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國人卻可說是自由太多——孫中山先生有此語。
古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實有此謠。
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國與民更仿佛兩想忘，則是中國真情。
這種無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說它始于西漢總是信而有征的。
當時相傳曹參為相而飲酒不治事，汲黯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類有名故事可見。
但我們不可就信他們隻是受黃老思想的影響。
主要是因為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構造，于此時慢慢展開，其需要無為而治的形勢(詳第十章)，就被明眼人發見了。
前引長谷川如是閑的話“近代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而不知中國人卻早已把它當作不必要之惡”，正是指此而說的。
複次，中國之不像國家，又可于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之。
國家功能，一面是對内，一面是對外。
中國對内松弛，對外亦不緊張。
照常例說，國際對抗性之強弱似與其國力大小不無相關。
然在中國，國力未嘗不大，而其國際對抗性卻總是淡的，國際對抗性盡缺乏，而仍可無害于其國力之增大。
此缺乏國際對抗性，有許多事實可見。
—— 第一就是疏于國防。
例如沿海港口，為國際重要秘密，引水權絕無委諸外人者。
内河航行，允準外人充當向導，尤為世界所未聞。
清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軍航深入閩江，即系由中國海關頒給執照之美國人引水。
事載慕爾氏之國際公法，各國學者引為奇談。
據說在中國海關注冊為輪船引水者，外國人約占半數。
然這不過是其一端；類此不講國防之事例，大約要數出十件八件亦不難。
第二就是戶籍地籍一切國勢調查，中國自己通統說不清。
這原是國際對抗的本錢家當，時時要算計檢讨，時時要策劃擴充的。
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見其無心于此。
不知者或以為中國人頭腦知識尚不及此，那便錯了。
史稱“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那正是此物。
其實早在先秦戰國，便已有之。
不過在二千年後，倒不加講究罷了。
第三就是重文輕武，民不習兵，幾于為“無兵之國”。
所以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據雷海宗教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所指出之“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列以為中國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
蓋立國不能無兵；兵在一國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當之地位。
封建之世，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中國春秋以前，合于此例。
近代國家則兵民合一，全國征兵；戰國七雄率趨于此，而秦首為其代表，用是以統一中國。
但其後兩千年間，不能一秉此例，而時見變态。
所謂變态者：即好人不當兵；當兵的隻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不分，軍民相仇之惡劣局面。
此其一。
由此而馴至全國之大，無兵可用。
有事之時，隻得借重異族外兵，雖以漢唐之盛，屢見不鮮，習為常事。
此其二。
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确當安排之謂。
以中國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鄰，而曆史上竟每受異族憑陵，或且被統治，讵非咄咄怪事。
無論其積弱之因何在，總不出乎它的文化。
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問題，少有确當安排，則謂之“無兵的文化”，謂其積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頗有學者不同意雷說(1)(對于雷氏中國無兵之說，論者多不同意，《思想與時代》月刊有張其昀教授《二千年來我國之兵役與兵制》一文，即其一。
)，從曆史引出許多證據，以明其不然。
其實至多不過證明常态變态相間互見，固不能把變态否認掉。
中國曆史原多往複之象，盡管未曾一變到底，而變态之發見不亦盡夠嚴重了嗎?即此已盡足顯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論究者在。
在這裡則至少見出國際對抗性之特弱，與其大有可觀之國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絕不相稱。
最後，則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
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 ——夫國家也者，對待之各辭也。
标名某國，是必對于他國然後可得見；猶對他人，始見有我也。
……非有國而不愛，不名為國，故無所用其愛。
……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
既無他國相對峙，則固當如是。
(下略)(見《飲冰室文集》《中國之前途與國民責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對抗之觀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結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點而論，謂中國人不好組織國家也可，謂中國人不能組織國家也可。
無論為不好或不能，要之國家主義與吾人夙不相習，則彰彰甚也。
此種反國家主義，或超國家主義，深入人心；以二千年來曆史校之，得失蓋參半。
常被異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
最後總結算，所得猶足償所失而有餘。
蓋其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成分子，而其所謂“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擴大也。
歐洲訖今大小數十國，而我則久成一體，蓋此之由。
(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家”、“社會”等等，原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後新輸入的觀念。
舊有“國家”兩字，并不代表今天這涵義，大緻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說。
自從感受國際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輸入，中國人頗覺悟國民與國家之關系及其責任；常有人引用顧亭林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以證成其義(甚且有人徑直寫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此出顧樂《日知錄》論正如風俗一段。
原文前後皆論曆代風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場說話。
他所說我們無須負責的“國”，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國家；他所說我們要負責的“天下”，又豈相當于國家?在顧氏全文中，恰恰沒有今世之國家觀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即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
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家主義。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這是中國思想正宗，而顧先生所代表者正是這個。
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
于國家種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見；而獨于文化定其取舍。
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國人抗禦洪、楊，共讨洪、楊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場說話。
(1)(太平天國之役，在洪、楊方面所發檄文以讨胡為名，标榜種族主義；而曾、胡方面所發檄文，則據文化立場指斥對方。
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
結果前者卒被後者消滅。
蓋洪、楊宗教之幼稚，其所為多不合于固有文化意識，實為不能成事之根本。
其消滅，絕非清朝能滅之也。
)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命定地失敗，亦正為它違反固有風教之故。
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
(2)(關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人書，告兒女書等多緘，均影印在内。
其要語雲：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将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國性蓋指固有風教。
)此種衛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為，卻非出于迷信而甯由于其寶愛理性之心。
像共産黨為了争求一種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國界，其精神倒不無共同之處。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義，以天下為對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類以行，絕不以一部分自畫。
而儒家态度則尤其分明。
茲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義，分三世以明進化軌迹： 第一，據亂世——内其國而外諸夏； 第二，升平世——内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
(見《公羊傳》注，哀公十四年) 蓋謂國家觀念僅為據亂時所宜有。
“據亂”雲者，謂根據其時之亂世為出發點而施之以治也。
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漸進則由亂而升至于平；更進則為太平。
太平之世，無複國家之見存，無複種族之見存。
至孟子時，列國對抗之形勢更顯著，而排斥國家主義也變更力。
(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之辨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頁) 後世讀書人之開口天下閉口天下，當然由此啟發。
然不止讀書人，農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識又何嘗不如此。
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國家意識，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階級意識(這是與國家意識相應不離的)，像他們那樣明且強的種族意識(這是先乎國家意識而仍以類相從者)，在我們都沒有。
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
中國人頭腦何為而如是?若一概以為是先哲思想領導之結果，那便不對。
此自反映着一大事實：國家消融在社會裡面，社會與國家相渾融。
國家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于此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