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
關燈
小
中
大
—傷痛不忍。
後來形成禮俗，社會又從而督責之，大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之概。
在此不許離之前提下，有說不盡的委曲，要你忍受。
況且又不止主觀上不忍離，或旁人責備之問題；而是離絕了，你現實生活上就無法生活下去。
因為彼此相依之勢，已經造成，一個人已無法與其周圍之人離得開。
首先父子、婆媳、夫婦、兄弟等關系若弄不好，便沒法過活。
乃至如何處祖孫、伯叔侄輩，如何處母黨妻黨，一切親戚，如何處鄰裡鄉黨，如何處師徒東夥，種種都要當心才行。
事實逼着你，尋求如何把這些關系要弄好它。
而所有這許多對人問題，卻與對物問題完全兩樣(詳見第十二章)，它都是使人向裡用力，以求解決的。
例如不得于父母者，隻有轉回來看自家這裡由何失愛，反省自責，倍加小心，倍加殷勤。
莫問它結果如何，唯知在我盡孝。
此即為最确實在效可得父母之愛者，外此更無他道。
反之，若兩眼唯知向外看父母的不是，或一味向父母頂撞，必緻愈弄愈僵，隻有惡化，不能好轉。
其他各倫理關系，要亦不出此例。
蓋關系雖種種不同，事實上所發生問題更複雜萬狀，然其所求者，卻無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與我心之相順。
此和與順，強力求之，則勢益乖，巧思取之，則情益離。
凡一切心思力氣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
不信，你試試看! 所有反省、自責、克己、讓人、學吃虧……這一類傳統的教訓，皆有其社會構造的事實作背景而演成，不可隻當它是一種哲學的偏嗜。
前于第八章，指證舊日中國為職業分途的社會，其間貧富貴賤，升沉不定，流轉相通。
雖自由民主如今之英國，政治經濟各機會無不開放。
猶不免限于階級既成之勢而難與相比。
此兩方形勢之異，最須用心理會：階級對立，則其勢迫人對外抗争；職業分途，則開出路來讓人自己努力。
而自己努力者，即往往須要向裡用力。
中國諺語“不吃若中若，難為人上人”，中國小兒讀三字經“頭懸梁，錐剌股”二句，即指示其事例。
但在階級社會，便不然。
最顯明是中古封建之世，其人身分地位生來即已大緻決定。
一般說，地位好者，不須要自己再努力；地位不好者，自己努力亦何益。
如前諺語，全不适用。
相反地，它要人向外用力。
最顯明是在下級者，要開拓自己命運，勢必向上級抗争，大之則為革命，小之則為罷工。
而封建領主，資本階級為保持其既得利益，亦勢必時時防範壓制，馬克思“階級鬥争”之說，信乎其不誣。
總之，其力氣天然要向外用。
試再來看舊日中國人。
機會待你自求，既沒有什麼當前阻礙，其力氣隻有轉回來向裡用，而向外倒無可用者。
以讀書人為例，讀書機會是開放的，而在考試制度之下，決定其前途。
他能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第一就看他能否寒窗苦讀，再則看自己資質如何，資質聰明而又苦讀，總可有成。
假如他文章好，而還是不能中，那隻有怨自己無福命。
所謂“祖上無陰功”，“墳地無風水”，“八字不好”，種種皆由此而來。
總之，隻有自責，或歸之于不可知之數，而無可怨人。
就便怨考官瞎眼，亦沒有起來推翻考試制度之必要。
——力氣無可向外用之處。
他隻能回環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責怨、自鼓舞、自得、自歎……一切都是“自”之中。
尤其是當走不通時，要歸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的向裡用力。
至于業農、業工、業商的人，雖無明設之考試制度，卻亦有“行行出狀元”之說。
誰有本領，都可表現，白手起家，不算新鮮之事。
蓋土地人人可買，生産要素，非常簡單。
既鮮特權，又無專利。
遺産均分，土地資财轉瞬由聚而散。
大家彼此都無可憑恃，而賭命運于身手。
大抵勤儉謹慎以得之，奢逸放縱以失之。
信實穩重，積久而通；巧取豪奪，财不旋踵。
得失成敗，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見，人人所共信，簡直是天才的試驗場，品行的甄别地。
偶有數窮，歸之渺冥，無可怨人。
——同樣地沒有對象引人必要對外用力。
勤儉二字是中國人最普遍的信條。
以此可以創業，以此可以守成。
自古相傳，以為寶訓，人人誦說，不厭煩數。
然在階級社會，這二字便無多大意義。
封建下之農奴，大資本下之勞工，勤為誰勤?儉為誰儉?勤儉了，又便是怎樣?于是這二字自然就少見稱道。
中國卻家家講勤儉。
勤儉是什麼呢?勤是對自己策勵，儉是對自己節制，其中沒有一分不是向裡用力。
總結說：由于社會構造的這一面——職業分途一面——為事實背景，于是自然就有：“勤儉持家”、“刻苦自勵”、“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貴自立”、“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一類傳統教訓。
乃至中國皇帝在這裡亦不例外。
——他一樣地要向裡用力才行。
第八章曾指出中國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以臨于天下萬衆，實在是危險之極。
得人心則昌，失人心則亡。
所以他的命運(地位安或危。
運祚久或促，國勢隆或替)，亦要他自己兢兢業業好生維持。
他亦與士農工商之四民一樣地有其得失成敗之大道。
其道仍歸于向裡用力，約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氣，任意胡為。
因此，在中國政治機構裡，就有“講官”“谏官”一類特殊設置，以給他加強其警覺與反省。
講官常以經史上曆代興亡之鑒，告訴他而警戒他；谏官常從眼前事實上提醒他而谏阻他。
總之，無非幫助他向裡用力。
同時可以說，那政治上傳統之消極無為主義(尤戒窮兵黩武、大興土木)，正亦是不許他向外用力，而要他節制收斂。
我們可以假借一句古書來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凡此殆莫非這特殊社會構造之所決定，參看第九章當可明白。
莊澤宣先生《民族性與教育》一書，列有“中國民族理想及民族性表”，其中舉出中國人生“富于内向性”一點，當然與此所說足相印證。
卻亦要于此乃得明白其來由，而不視為一種怪癖。
三中國文明一大異彩 辜鴻銘先生嘗譏西洋，不是教會僧侶借上帝威權吓人(中古)，便是國家軍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
(1)(辜先生原著以英文德文寫成，刊于歐戰之後，以示西人。
此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附錄輾轉引來。
)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亦說：“中國國家就靠千千萬萬知足安分的人民維持，而歐洲國家沒有不是靠武力維持的。
”(2)(德國F.MüllerLyer著《社會進化史》，陶譯本第62頁。
)往古印度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宗教出世法之特盛(其成就亦正在此)，近代訖今西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一切科學技術之發達(其成就亦正在此)；舊日中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即是其社會秩序恒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制之力。
明眼人當早看出：人類社會正是借着矛盾而得進步。
雖矛盾，卻不能無秩序；無秩序則社會生活不能進行。
秩序而要在矛盾上建立，則強制之力夫豈可少?人類理性方待漸次開發，社會秩序純全基于理性而立，隻可期諸較遠之未來，豈所論于過去?知此，則舊日中國居然仿佛見之者，不能不說是奇迹了。
然而審于上面所說其社會構造之特殊者，又不難理會其故。
大概人類社會秩序，最初形成于宗教。
其後，乃有禮俗、道德、法律等，陸續從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
于此四者之間，若者早，若者遲，若者分，若者合，若者輕，若者重，各方文化表現不同。
離開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西洋殆難想象；離開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國家彌覺希罕。
然而在舊日中國卻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恰與所見于西洋者相反。
道德存于個人，禮俗起自社會；像他們中古之教會，近代之國家，皆以一絕大權威臨于個人臨于社會者，實非中國之所有。
先就後一層來說。
外國人上法庭如同家常便飯，不以好訟為嫌。
中國人則極不願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
親戚朋友一經涉訟，傷了感情，從此便不好見面。
在歐美律師為上等職業，在中國則訟師乃為衆人所深賤而痛惡。
往時一個人若打過官司，便被人指目說“這是打過官司的人”，意若雲“這人不好招惹”，或“這人品行可疑”。
諺語有“餓死不作賊，屈死不告狀”，其嫌惡拒絕之情，不獨外國人難了解，抑亦非今日中國人所了解。
為什麼如此不同?這就為他們生活于團體之中，一切靠團體，而我們則非。
凡團體必有其法。
試回溯中古來看，處處團體莫不各有其法及法庭：國王有法庭，教會還有其法庭，鄉村有法庭，都市更有其法庭，乃至各行會亦且自有法庭。
在一團體内，人們彼此間有了問題，當然上法庭解決，豈有他途?是法律皆有強制性。
不過到了近代，這強制卻集中統一于唯一之強大團體(國家)罷了。
我們的曆史發展，有異乎此(如前各章所論證)。
倫理社會原非團體，那種基于情義的組織關系，隻可演為禮俗而不能成法律，第六章已詳。
二千餘年來，雖迫于事實，要它成一個國家，卻總難使此倫理社會扭轉到階級武力的地域統治——總不像國家。
除近年來受西洋潮流影響引起變化，今後如何歸結，非此所論。
就過去看，它自己早不能再有“團體權力”、“個人權益”一類觀念發生(這等于另起爐竈)。
而隻能本禮俗以設制，融國家于社會。
其組織結構根本寄托在禮俗上，而不著見于法律。
法律這樣東西，它幾乎可說沒有。
其自古所謂法律，不過是刑律，為禮俗之補充輔助，不得已而用之。
傳統思想，貴德而賤刑。
強制力在中國，是不被尊重的。
它隻是迫于事實不能不有之，乃至不能不用之，然論其本旨，則是備而不用的。
事實上亦很少用。
此可分兩面言之。
第一，民間糾紛(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間自了。
或由親友說合，或取當衆評理公斷方式，于各地市鎮茶肆中随時行之，謂之“吃講茶”。
後來形成禮俗，社會又從而督責之，大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之概。
在此不許離之前提下，有說不盡的委曲，要你忍受。
況且又不止主觀上不忍離，或旁人責備之問題；而是離絕了，你現實生活上就無法生活下去。
因為彼此相依之勢，已經造成，一個人已無法與其周圍之人離得開。
首先父子、婆媳、夫婦、兄弟等關系若弄不好，便沒法過活。
乃至如何處祖孫、伯叔侄輩，如何處母黨妻黨，一切親戚，如何處鄰裡鄉黨，如何處師徒東夥，種種都要當心才行。
事實逼着你，尋求如何把這些關系要弄好它。
而所有這許多對人問題，卻與對物問題完全兩樣(詳見第十二章)，它都是使人向裡用力，以求解決的。
例如不得于父母者，隻有轉回來看自家這裡由何失愛，反省自責，倍加小心，倍加殷勤。
莫問它結果如何，唯知在我盡孝。
此即為最确實在效可得父母之愛者，外此更無他道。
反之，若兩眼唯知向外看父母的不是，或一味向父母頂撞，必緻愈弄愈僵，隻有惡化，不能好轉。
其他各倫理關系，要亦不出此例。
蓋關系雖種種不同，事實上所發生問題更複雜萬狀，然其所求者，卻無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與我心之相順。
此和與順，強力求之，則勢益乖，巧思取之，則情益離。
凡一切心思力氣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
不信，你試試看! 所有反省、自責、克己、讓人、學吃虧……這一類傳統的教訓，皆有其社會構造的事實作背景而演成，不可隻當它是一種哲學的偏嗜。
前于第八章，指證舊日中國為職業分途的社會，其間貧富貴賤，升沉不定，流轉相通。
雖自由民主如今之英國，政治經濟各機會無不開放。
猶不免限于階級既成之勢而難與相比。
此兩方形勢之異，最須用心理會：階級對立，則其勢迫人對外抗争；職業分途，則開出路來讓人自己努力。
而自己努力者，即往往須要向裡用力。
中國諺語“不吃若中若，難為人上人”，中國小兒讀三字經“頭懸梁，錐剌股”二句，即指示其事例。
但在階級社會，便不然。
最顯明是中古封建之世，其人身分地位生來即已大緻決定。
一般說，地位好者，不須要自己再努力；地位不好者，自己努力亦何益。
如前諺語，全不适用。
相反地，它要人向外用力。
最顯明是在下級者，要開拓自己命運，勢必向上級抗争，大之則為革命，小之則為罷工。
而封建領主，資本階級為保持其既得利益，亦勢必時時防範壓制，馬克思“階級鬥争”之說，信乎其不誣。
總之，其力氣天然要向外用。
試再來看舊日中國人。
機會待你自求，既沒有什麼當前阻礙，其力氣隻有轉回來向裡用，而向外倒無可用者。
以讀書人為例，讀書機會是開放的，而在考試制度之下，決定其前途。
他能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第一就看他能否寒窗苦讀，再則看自己資質如何，資質聰明而又苦讀，總可有成。
假如他文章好，而還是不能中，那隻有怨自己無福命。
所謂“祖上無陰功”，“墳地無風水”，“八字不好”，種種皆由此而來。
總之，隻有自責，或歸之于不可知之數，而無可怨人。
就便怨考官瞎眼，亦沒有起來推翻考試制度之必要。
——力氣無可向外用之處。
他隻能回環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責怨、自鼓舞、自得、自歎……一切都是“自”之中。
尤其是當走不通時，要歸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的向裡用力。
至于業農、業工、業商的人，雖無明設之考試制度，卻亦有“行行出狀元”之說。
誰有本領，都可表現，白手起家，不算新鮮之事。
蓋土地人人可買，生産要素，非常簡單。
既鮮特權，又無專利。
遺産均分，土地資财轉瞬由聚而散。
大家彼此都無可憑恃，而賭命運于身手。
大抵勤儉謹慎以得之，奢逸放縱以失之。
信實穩重，積久而通；巧取豪奪，财不旋踵。
得失成敗，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見，人人所共信，簡直是天才的試驗場，品行的甄别地。
偶有數窮，歸之渺冥，無可怨人。
——同樣地沒有對象引人必要對外用力。
勤儉二字是中國人最普遍的信條。
以此可以創業，以此可以守成。
自古相傳，以為寶訓，人人誦說，不厭煩數。
然在階級社會，這二字便無多大意義。
封建下之農奴，大資本下之勞工，勤為誰勤?儉為誰儉?勤儉了，又便是怎樣?于是這二字自然就少見稱道。
中國卻家家講勤儉。
勤儉是什麼呢?勤是對自己策勵，儉是對自己節制，其中沒有一分不是向裡用力。
總結說：由于社會構造的這一面——職業分途一面——為事實背景，于是自然就有：“勤儉持家”、“刻苦自勵”、“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貴自立”、“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一類傳統教訓。
乃至中國皇帝在這裡亦不例外。
——他一樣地要向裡用力才行。
第八章曾指出中國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以臨于天下萬衆，實在是危險之極。
得人心則昌，失人心則亡。
所以他的命運(地位安或危。
運祚久或促，國勢隆或替)，亦要他自己兢兢業業好生維持。
他亦與士農工商之四民一樣地有其得失成敗之大道。
其道仍歸于向裡用力，約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氣，任意胡為。
因此，在中國政治機構裡，就有“講官”“谏官”一類特殊設置，以給他加強其警覺與反省。
講官常以經史上曆代興亡之鑒，告訴他而警戒他；谏官常從眼前事實上提醒他而谏阻他。
總之，無非幫助他向裡用力。
同時可以說，那政治上傳統之消極無為主義(尤戒窮兵黩武、大興土木)，正亦是不許他向外用力，而要他節制收斂。
我們可以假借一句古書來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凡此殆莫非這特殊社會構造之所決定，參看第九章當可明白。
莊澤宣先生《民族性與教育》一書，列有“中國民族理想及民族性表”，其中舉出中國人生“富于内向性”一點，當然與此所說足相印證。
卻亦要于此乃得明白其來由，而不視為一種怪癖。
三中國文明一大異彩 辜鴻銘先生嘗譏西洋，不是教會僧侶借上帝威權吓人(中古)，便是國家軍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
(1)(辜先生原著以英文德文寫成，刊于歐戰之後，以示西人。
此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附錄輾轉引來。
)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亦說：“中國國家就靠千千萬萬知足安分的人民維持，而歐洲國家沒有不是靠武力維持的。
”(2)(德國F.MüllerLyer著《社會進化史》，陶譯本第62頁。
)往古印度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宗教出世法之特盛(其成就亦正在此)，近代訖今西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一切科學技術之發達(其成就亦正在此)；舊日中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即是其社會秩序恒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制之力。
明眼人當早看出：人類社會正是借着矛盾而得進步。
雖矛盾，卻不能無秩序；無秩序則社會生活不能進行。
秩序而要在矛盾上建立，則強制之力夫豈可少?人類理性方待漸次開發，社會秩序純全基于理性而立，隻可期諸較遠之未來，豈所論于過去?知此，則舊日中國居然仿佛見之者，不能不說是奇迹了。
然而審于上面所說其社會構造之特殊者，又不難理會其故。
大概人類社會秩序，最初形成于宗教。
其後，乃有禮俗、道德、法律等，陸續從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
于此四者之間，若者早，若者遲，若者分，若者合，若者輕，若者重，各方文化表現不同。
離開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西洋殆難想象；離開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國家彌覺希罕。
然而在舊日中國卻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恰與所見于西洋者相反。
道德存于個人，禮俗起自社會；像他們中古之教會，近代之國家，皆以一絕大權威臨于個人臨于社會者，實非中國之所有。
先就後一層來說。
外國人上法庭如同家常便飯，不以好訟為嫌。
中國人則極不願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
親戚朋友一經涉訟，傷了感情，從此便不好見面。
在歐美律師為上等職業，在中國則訟師乃為衆人所深賤而痛惡。
往時一個人若打過官司，便被人指目說“這是打過官司的人”，意若雲“這人不好招惹”，或“這人品行可疑”。
諺語有“餓死不作賊，屈死不告狀”，其嫌惡拒絕之情，不獨外國人難了解，抑亦非今日中國人所了解。
為什麼如此不同?這就為他們生活于團體之中，一切靠團體，而我們則非。
凡團體必有其法。
試回溯中古來看，處處團體莫不各有其法及法庭：國王有法庭，教會還有其法庭，鄉村有法庭，都市更有其法庭，乃至各行會亦且自有法庭。
在一團體内，人們彼此間有了問題，當然上法庭解決，豈有他途?是法律皆有強制性。
不過到了近代，這強制卻集中統一于唯一之強大團體(國家)罷了。
我們的曆史發展，有異乎此(如前各章所論證)。
倫理社會原非團體，那種基于情義的組織關系，隻可演為禮俗而不能成法律，第六章已詳。
二千餘年來，雖迫于事實，要它成一個國家，卻總難使此倫理社會扭轉到階級武力的地域統治——總不像國家。
除近年來受西洋潮流影響引起變化，今後如何歸結，非此所論。
就過去看，它自己早不能再有“團體權力”、“個人權益”一類觀念發生(這等于另起爐竈)。
而隻能本禮俗以設制，融國家于社會。
其組織結構根本寄托在禮俗上，而不著見于法律。
法律這樣東西，它幾乎可說沒有。
其自古所謂法律，不過是刑律，為禮俗之補充輔助，不得已而用之。
傳統思想，貴德而賤刑。
強制力在中國，是不被尊重的。
它隻是迫于事實不能不有之，乃至不能不用之，然論其本旨，則是備而不用的。
事實上亦很少用。
此可分兩面言之。
第一，民間糾紛(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間自了。
或由親友說合，或取當衆評理公斷方式，于各地市鎮茶肆中随時行之，謂之“吃講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