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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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之原，中國曆史，孔子一人之曆史而已。
”好像言之大過，卻亦不是随便亂道。
事情自然沒有那樣簡單。
旁人可以诘問：漢初法制率因于秦，而思想作風又取黃老，豈得以一儒家概之?二千多年曆史不須細數，總之應該說，儒家、道家、法家(甚至還要加上佛家)雜糅并存，方合乎事實，須知這其間原有一大矛盾在：儒家奔赴思想，而法家則依據于現實。
理想上，人與人之間最好一于理而不以力。
這末後，原是可以有此一天的。
但理想達到之前，卻總不免力量決定一切，此即謂之現實。
儒家總要喚起人類理性，中國社會因之走入倫理，而遠于集團，仿佛有舍力用理之可能。
于是他更不肯放棄其理想。
但在現實上，力固不能廢，而且用來最有效。
法家有見于此，如何不有他的一套主張。
不獨在戰國角力之世，他最當時，天下一統之後，中國盡管不像國家，政刑亦還是有其必要。
二千年來儒家法家相濟為用，自屬當然。
至道家，又不過介于其間的一種和緩調劑作用。
單純道家，單純法家，乃至單純儒家，隻可于思想上見之，實際政治上都不存在。
按之曆史，他們多半是一張一弛，一賓一主，遞換而不常。
然其間儒家自是居于根本地位，以攝取其餘二者。
不止實際政治如此，即在政治思想上亦複如此。
此無他，就為此時中國已是融國家于社會，自必攝法律于禮俗也。
近二千年儒家之地位，完全決定于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逐漸形成之時，不是漢儒們所能争取得來，更不是任何一個皇帝一經他主張，便能從此确定不移的。
說到這裡，我們便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為什麼西洋在中古基督教天下之後，出現了近代民族國家，而中國卻總介乎天下與國家之間，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問題之被覺察而提出，是最近之事。
在發問者，是把民族國家認做進步的東西，歉恨于中國之未成國家，而亟問其幾時才得成一個國家。
究竟孰為進步，不忙較量，我們且把中西作一對照： (一)西歐(歐洲的大半部)當中古時，藉着基督教和拉丁文，形成一種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與中國當漢以後統一于孔子的倫理教化和中國文字，頗可相比。
(二)中國人意識上，仿佛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
當時西洋人在他們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内，恰亦同我們一樣。
像近代國家之政治的統一，和近代人之國家觀念，尚未形成，而當時封建的各政治單位，原都被籠罩在文化統一的大單位下也。
(三)當時基督教會，上從羅馬教廷下至各教區，不唯時常幹預各政治單位的事，抑且其自身構成一大組織系統，亦仿佛就是一種統治。
所以其統一是文化的，而又不僅止于文化。
中國在一面是文化統一的大單位時，一面亦常常就是政治統一的大單位，即以天下而兼國家。
(四)但此基督教文化的統一，卒告分裂，而出現了近代西洋各民族國家。
于是國家觀念乃代天下觀念而興。
人們不再統一于文化，而各求其政治之統一。
這在中國卻不同了。
中國之文化統一始終沒發生問題，因此亦就始終不改其天下觀念。
政治上即有時陷于分裂，總看做非正常。
如西洋“各求其政治統一”者，曾未有之。
于是就要追問：為什麼西洋基督教文化的統一，不免于分裂，而中國文化的統一卻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其故，約言之有五點： (一)凡古代宗教所不能免之神話迷信獨斷固執，基督教都有。
當人的知識日進，頭腦日見明利，其信仰自必動搖失墜。
儒家本非宗教，完全信賴人類自己，而務為理性之啟發，固宜無問題也。
(二)中古以前，基督教出世傾向特著，一旦人們由禁欲思想翻轉到逐求現世幸福之近代人生，其何能不有變動分裂發生?然在孔子自始即以鄭重現世人生為教，便又沒有這問題。
(三)儒家本非宗教，所以無所謂在教與否，亦沒有教會之組織機構，其統一不在形式上。
基督教與此相反。
它有組織，便有分裂，它有形式，便有破壞。
而此無拘束無形式的東西卻分裂無從分裂起，破壞無從破壞起。
(四)引發西洋之宗教革命的，實為其教會教廷之腐化堕落。
在事實上，這一點影響最大，假如沒有這一點，則前三點可能不暴露其短。
而在中國卻又不發生這問題。
(五)當時拉丁文全是藉着基督教會而得通行，為其文化統一形成之一助。
然隻是通行在上層，于一般人不親切，不實際。
及至宗教革命，肯定了現世人生，人們興味态度大變，各種語文及其文學，随而擡頭。
民族自覺自此發生，民族感情由此濃厚。
作為精神維系之中心的，就不再是出世宗教，而轉移到民族國家。
拉丁文字亦随之代謝。
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至此乃分裂為好多政治統一的小單位。
然中國自有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以來，全國文字卻始終統一。
此蓋由中國文字以形體符号為主，不由拼音而成。
盡管各地方音不同，而不礙文字之統一。
盡管古今字體音韻有些改變，隔閡亦不大。
其結果，且可使此文化統一的寬度繼續加寬(推廣到鄰邦外族亦用中國文字)，深度繼續加深(文學情趣、曆史記憶、禮俗傳習，皆濡染益深)。
分裂問題不止未曾有過，恐怕是永不會發生。
今天除蒙古西藏和一些未曾漢化之回族，隻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的大單位内，還沒有融合到文化的大單位裡，暫時不說外，其餘可說早已融合為一體，而不可分了。
秦漢是此融合統一之初果，先秦戰國還正在費力以求融合之時。
中國之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原出現于各個政治統一的小單位之後，原是由分而合的。
即我們戰國七雄，正相當于西洋近代國家之所謂列強。
可注意的是：我們由分而合，他們卻由合而分。
我們從政治到文化，他們卻從文化到政治。
我們從國家進為天下，他們卻從天下轉回國家。
這種相反，正為這種相比原不十分相合之故。
不合之一根本點，就在以孔子倫理比基督教。
二者所以被取來相比，蓋為其對于人群同有指導人生價值判斷之功用，各居于一文化中心而為之主。
又同樣标舉理想，而放眼到世界(天下觀念本此)。
但他們本質不同：其一指向于個人道德，其一卻是集團的宗教。
雖同可以造成社會秩序，而一則啟發其心，一則偏乎外铄，深淺迥異。
基督教天下之出現，若從其創教說起，真不知經過多少流血鬥争。
蓋凡宗教信仰，信其一為真，則其餘必假。
是以“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摧毀異教之祭壇”。
但儒家在中國之定于一尊，卻由時勢推移，慢慢演成，及其揭曉，不過輕描淡寫之一筆。
如史書所載： (漢武帝)建元元年丞相(趙)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
這隻是朝廷取士不複用百家言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
到後世仿佛變成了宗教一樣，則又經過好多年代，漸漸而來的。
試問似此浸潤深入以漸達于文化統一，豈是他處所有?又誰能分裂它? 且基督教之在西洋，更有不同乎儒家之在中國者。
中國文化是一元的，孔子述古，即已集大成。
西洋文化淵源有二。
希伯來宗教而外，更有希臘羅馬之學術法律。
正唯前者不足以涵容消化後者，故基督教天下卒為民族國家所起而代。
中古文化與近代文化之交替，實即壓抑在基督教下之希臘羅馬精神之複活。
到今天來，社會秩序全依托于權利本位的法律，與基督教已無何相幹。
國家意識高漲，而天下襟懷不足。
面對着“非和平即毀滅”之人類前途，是否還得有希伯來精神再起，實未敢知。
張東荪先生嘗論西洋文化之所以不斷進步，正在其有此互相沖突之二元。
(1)(見張著《理性與民主》第12頁。
)我深承認之。
然須知何以有一元，何以有二元?若謂曆史遭際如此，便欠思索。
設非中國古人于人類生命深處有所見，而深植其根本，則偌大空間偌長時間，七個八個元亦出來了，豈容你一元到底!反之，二元歧出者，正是在淺處植基，未得其通之之道也。
又論者群指自儒術定于一尊，而中國遂絕進步之機，我亦不持異議。
然須知自來宗教上之不能容忍，思想之每趨于統制，并非全出于人類的愚蠢。
一半亦是社會自然要求如此。
必要在人生價值判斷上有其共同點，而後才能成社會而共生活。
大一統的局面出現以後，向之各方自為風氣者，乃形見其不同。
為了應付大局需要，其勢不能無所宗主。
董仲舒對策，一則曰“上無以持一統，下又不知所守”，再則曰“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從”。
明明就是這一呼求。
天下事原來顧到這邊，便顧不到那邊。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幾于有一成不變之觀。
周孔種其因，是種封建解體之因，是種國家融化在社會裡面之因。
秦漢收其果，是一面收融解融化之果，還一面在種種問題上收融合統一之果。
所謂一成不變之觀，即從此中國便是天下(社會)而兼國家的，從此便是以儒家為治道之本而攝取法家在内的。
秦漢後的中國，政治上分裂雖不盡免，卻不再有“各求其政治統一”之事，如西洋各民族國家者。
一則為中國人差不多已經同化融合到一處，沒有各别民族之可言，更為此文化之所陶鑄，階級消納于倫理，國家隐沒于社會，人們定然要合不要分。
分則角力，而國家顯露；合則政治乃可消極，而國家隐沒也。
自這民族融合文化統一的大社會來說，合則為治世，為天下太平，分亦就是亂世了。
三千年來我們一貫精神是向着“社會”走，不是向着“國家”走。
向着國家走，即為一種逆轉。
然國家實為人類曆史所必經。
于是二千年來局面，既介于封建國家與資本國家之間，更出入乎社會與國家之間。
社會組織啟導于儒家，儒家所以為其治道之本者在此。
而法家則所以适應乎國家之需要也。
假如不是近百年突被卷入國際競争漩渦，被迫向着國家走，我們或仍抱天下意識如故，從乎其二千年所以為治者如故。
”好像言之大過，卻亦不是随便亂道。
事情自然沒有那樣簡單。
旁人可以诘問：漢初法制率因于秦，而思想作風又取黃老，豈得以一儒家概之?二千多年曆史不須細數，總之應該說，儒家、道家、法家(甚至還要加上佛家)雜糅并存，方合乎事實，須知這其間原有一大矛盾在：儒家奔赴思想，而法家則依據于現實。
理想上，人與人之間最好一于理而不以力。
這末後，原是可以有此一天的。
但理想達到之前，卻總不免力量決定一切，此即謂之現實。
儒家總要喚起人類理性，中國社會因之走入倫理，而遠于集團，仿佛有舍力用理之可能。
于是他更不肯放棄其理想。
但在現實上，力固不能廢，而且用來最有效。
法家有見于此，如何不有他的一套主張。
不獨在戰國角力之世，他最當時，天下一統之後，中國盡管不像國家，政刑亦還是有其必要。
二千年來儒家法家相濟為用，自屬當然。
至道家，又不過介于其間的一種和緩調劑作用。
單純道家，單純法家，乃至單純儒家，隻可于思想上見之，實際政治上都不存在。
按之曆史，他們多半是一張一弛，一賓一主，遞換而不常。
然其間儒家自是居于根本地位，以攝取其餘二者。
不止實際政治如此，即在政治思想上亦複如此。
此無他，就為此時中國已是融國家于社會，自必攝法律于禮俗也。
近二千年儒家之地位，完全決定于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逐漸形成之時，不是漢儒們所能争取得來，更不是任何一個皇帝一經他主張，便能從此确定不移的。
說到這裡，我們便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為什麼西洋在中古基督教天下之後，出現了近代民族國家，而中國卻總介乎天下與國家之間，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問題之被覺察而提出，是最近之事。
在發問者，是把民族國家認做進步的東西，歉恨于中國之未成國家，而亟問其幾時才得成一個國家。
究竟孰為進步，不忙較量，我們且把中西作一對照： (一)西歐(歐洲的大半部)當中古時，藉着基督教和拉丁文，形成一種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與中國當漢以後統一于孔子的倫理教化和中國文字，頗可相比。
(二)中國人意識上，仿佛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
當時西洋人在他們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内，恰亦同我們一樣。
像近代國家之政治的統一，和近代人之國家觀念，尚未形成，而當時封建的各政治單位，原都被籠罩在文化統一的大單位下也。
(三)當時基督教會，上從羅馬教廷下至各教區，不唯時常幹預各政治單位的事，抑且其自身構成一大組織系統，亦仿佛就是一種統治。
所以其統一是文化的，而又不僅止于文化。
中國在一面是文化統一的大單位時，一面亦常常就是政治統一的大單位，即以天下而兼國家。
(四)但此基督教文化的統一，卒告分裂，而出現了近代西洋各民族國家。
于是國家觀念乃代天下觀念而興。
人們不再統一于文化，而各求其政治之統一。
這在中國卻不同了。
中國之文化統一始終沒發生問題，因此亦就始終不改其天下觀念。
政治上即有時陷于分裂，總看做非正常。
如西洋“各求其政治統一”者，曾未有之。
于是就要追問：為什麼西洋基督教文化的統一，不免于分裂，而中國文化的統一卻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其故，約言之有五點： (一)凡古代宗教所不能免之神話迷信獨斷固執，基督教都有。
當人的知識日進，頭腦日見明利，其信仰自必動搖失墜。
儒家本非宗教，完全信賴人類自己，而務為理性之啟發，固宜無問題也。
(二)中古以前，基督教出世傾向特著，一旦人們由禁欲思想翻轉到逐求現世幸福之近代人生，其何能不有變動分裂發生?然在孔子自始即以鄭重現世人生為教，便又沒有這問題。
(三)儒家本非宗教，所以無所謂在教與否，亦沒有教會之組織機構，其統一不在形式上。
基督教與此相反。
它有組織，便有分裂，它有形式，便有破壞。
而此無拘束無形式的東西卻分裂無從分裂起，破壞無從破壞起。
(四)引發西洋之宗教革命的，實為其教會教廷之腐化堕落。
在事實上，這一點影響最大，假如沒有這一點，則前三點可能不暴露其短。
而在中國卻又不發生這問題。
(五)當時拉丁文全是藉着基督教會而得通行，為其文化統一形成之一助。
然隻是通行在上層，于一般人不親切，不實際。
及至宗教革命，肯定了現世人生，人們興味态度大變，各種語文及其文學，随而擡頭。
民族自覺自此發生，民族感情由此濃厚。
作為精神維系之中心的，就不再是出世宗教，而轉移到民族國家。
拉丁文字亦随之代謝。
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至此乃分裂為好多政治統一的小單位。
然中國自有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以來，全國文字卻始終統一。
此蓋由中國文字以形體符号為主，不由拼音而成。
盡管各地方音不同，而不礙文字之統一。
盡管古今字體音韻有些改變，隔閡亦不大。
其結果，且可使此文化統一的寬度繼續加寬(推廣到鄰邦外族亦用中國文字)，深度繼續加深(文學情趣、曆史記憶、禮俗傳習，皆濡染益深)。
分裂問題不止未曾有過，恐怕是永不會發生。
今天除蒙古西藏和一些未曾漢化之回族，隻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的大單位内，還沒有融合到文化的大單位裡，暫時不說外，其餘可說早已融合為一體，而不可分了。
秦漢是此融合統一之初果，先秦戰國還正在費力以求融合之時。
中國之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原出現于各個政治統一的小單位之後，原是由分而合的。
即我們戰國七雄，正相當于西洋近代國家之所謂列強。
可注意的是：我們由分而合，他們卻由合而分。
我們從政治到文化，他們卻從文化到政治。
我們從國家進為天下，他們卻從天下轉回國家。
這種相反，正為這種相比原不十分相合之故。
不合之一根本點，就在以孔子倫理比基督教。
二者所以被取來相比，蓋為其對于人群同有指導人生價值判斷之功用，各居于一文化中心而為之主。
又同樣标舉理想，而放眼到世界(天下觀念本此)。
但他們本質不同：其一指向于個人道德，其一卻是集團的宗教。
雖同可以造成社會秩序，而一則啟發其心，一則偏乎外铄，深淺迥異。
基督教天下之出現，若從其創教說起，真不知經過多少流血鬥争。
蓋凡宗教信仰，信其一為真，則其餘必假。
是以“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摧毀異教之祭壇”。
但儒家在中國之定于一尊，卻由時勢推移，慢慢演成，及其揭曉，不過輕描淡寫之一筆。
如史書所載： (漢武帝)建元元年丞相(趙)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
這隻是朝廷取士不複用百家言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
到後世仿佛變成了宗教一樣，則又經過好多年代，漸漸而來的。
試問似此浸潤深入以漸達于文化統一，豈是他處所有?又誰能分裂它? 且基督教之在西洋，更有不同乎儒家之在中國者。
中國文化是一元的，孔子述古，即已集大成。
西洋文化淵源有二。
希伯來宗教而外，更有希臘羅馬之學術法律。
正唯前者不足以涵容消化後者，故基督教天下卒為民族國家所起而代。
中古文化與近代文化之交替，實即壓抑在基督教下之希臘羅馬精神之複活。
到今天來，社會秩序全依托于權利本位的法律，與基督教已無何相幹。
國家意識高漲，而天下襟懷不足。
面對着“非和平即毀滅”之人類前途，是否還得有希伯來精神再起，實未敢知。
張東荪先生嘗論西洋文化之所以不斷進步，正在其有此互相沖突之二元。
(1)(見張著《理性與民主》第12頁。
)我深承認之。
然須知何以有一元，何以有二元?若謂曆史遭際如此，便欠思索。
設非中國古人于人類生命深處有所見，而深植其根本，則偌大空間偌長時間，七個八個元亦出來了，豈容你一元到底!反之，二元歧出者，正是在淺處植基，未得其通之之道也。
又論者群指自儒術定于一尊，而中國遂絕進步之機，我亦不持異議。
然須知自來宗教上之不能容忍，思想之每趨于統制，并非全出于人類的愚蠢。
一半亦是社會自然要求如此。
必要在人生價值判斷上有其共同點，而後才能成社會而共生活。
大一統的局面出現以後，向之各方自為風氣者，乃形見其不同。
為了應付大局需要，其勢不能無所宗主。
董仲舒對策，一則曰“上無以持一統，下又不知所守”，再則曰“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從”。
明明就是這一呼求。
天下事原來顧到這邊，便顧不到那邊。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幾于有一成不變之觀。
周孔種其因，是種封建解體之因，是種國家融化在社會裡面之因。
秦漢收其果，是一面收融解融化之果，還一面在種種問題上收融合統一之果。
所謂一成不變之觀，即從此中國便是天下(社會)而兼國家的，從此便是以儒家為治道之本而攝取法家在内的。
秦漢後的中國，政治上分裂雖不盡免，卻不再有“各求其政治統一”之事，如西洋各民族國家者。
一則為中國人差不多已經同化融合到一處，沒有各别民族之可言，更為此文化之所陶鑄，階級消納于倫理，國家隐沒于社會，人們定然要合不要分。
分則角力，而國家顯露；合則政治乃可消極，而國家隐沒也。
自這民族融合文化統一的大社會來說，合則為治世，為天下太平，分亦就是亂世了。
三千年來我們一貫精神是向着“社會”走，不是向着“國家”走。
向着國家走，即為一種逆轉。
然國家實為人類曆史所必經。
于是二千年來局面，既介于封建國家與資本國家之間，更出入乎社會與國家之間。
社會組織啟導于儒家，儒家所以為其治道之本者在此。
而法家則所以适應乎國家之需要也。
假如不是近百年突被卷入國際競争漩渦，被迫向着國家走，我們或仍抱天下意識如故，從乎其二千年所以為治者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