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是否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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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古;然要必經過儒家一番渲染無疑。

    儒家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導,以求确立此一制度。

    但單是有曆史根據和有人倡導,還不夠;須待封建解體,而後事實上确有其必要與可能,此一制度,乃得确立。

    試分别言之。

    —— 封建解體,全國權力集中統一;此時其權彌重彌專,其需要自己警覺反省者乃彌切。

    這是一點。

    再則,此時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陷于力孤勢危之境(參看前章),為求他的安全,亦是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彌見真切。

    這是更要緊之一點。

    可以說,其成為必要即在此。

    同時,因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時通統化為官吏。

    所以過去偏于警覺國君一人者,現在就發展到監察多數官吏(不過說話仍對皇帝一人說話)。

    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于這些,此一制度乃以确立。

    曆代制度之因革損益,此不細數。

    大抵上則對皇帝谏阻封駁,補阙拾遺;下則監察内外,糾彈百僚,以至風聞言事。

    此外遇有災異大難,更下诏求言,下诏罪己,策免三公,等等。

    凡此種種,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特色。

    然而你明白其由來,亦就不詫異了。

     孫中山先生倡五權憲法,其監察考試兩權,自謂從中國政治制度得來。

    論者亦都承認二者為中國所特有。

    然更須知此兩制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

    特殊之中國政治,正要他們合起來才構成。

    按後世考試制度本于隋唐,上溯則為兩漢選舉。

    更上,則戰國之“薦引”、“上書”、“養士”,又實為其先導。

    (1)(參見409頁注(1)。

    )更追上去,還有其根苗于古。

    總之,是從民間吸收新分子參加政治,統治被統治之間得以流通的那種事情,不必拘言考試,而其制度之建立,則須斷自封建解體以後。

    在前,不過階級壁壘不嚴,及其制度既立,便是階級壁壘之撤除。

    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

    然而正就是此一制度浸浸建立的時候,亦就是前一制度種種必要(君權重且專、皇帝一人孤危、官吏增多)浸浸顯露的時候。

    讀者試加回想,不是嗎?再則,前一制度自然是在引起當權者自己警覺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覺反省的,乃是與他不同的意見,是他圈外的意見,更要緊是被統治一面的意見。

    前一制度之真正意義,與其看做糾正個人過失,不如看做謀上下意思之流通。

    然而說話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

    假如人不流通,所謂“有言責者”僅限于一小圈,則意思之流通便幾乎不可能。

    所以言路實因仕途之辟而得其基礎。

    後一制度不但為前一制度開出其必要,抑且供給以其可能。

    所謂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

    設若兩種制度各得發揮,而又借着廷議廷推,互得配合運用,各達于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則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來自民間,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

    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面之皇帝,要不過象征全國政治之統一而已,雖權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謂特殊之中國政治,要他們合起來構成,指此。

     以上是說封建解體後,中國政治之大趨向,及其所向之鹄的。

    除了有時倒退之外,從未變更此趨向。

    正為理想始終未達到,而又非無其可能,所以人們總抱着希望在努力。

    ——努力實現其制度所應有者,或修繕其制度,乃至重新調整之,卻未嘗舍此而他謀。

    那麼,是否後勝于前,可以見出其一步進一步呢?此亦未能。

    除細節上有些講求外,根本不見進步。

    盡管不見進步,而二千年間經過多次之改朝換代,竟亦沒有新思想或不同的運動發生。

    那麼,是否中國人太笨呢?亦不是。

    此其故,約言之有三層: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會内部形勢外面環境而言,其中,内部形勢尤為主要基礎。

    中國自封建解體後,社會形勢散漫,一直未改。

    而沒有新形勢,則人們新的設想新的運動不會發生。

    在散漫形勢下,權力之一元化是不會變的。

    權力一元化不變,其救治之道隻有這多,沒有新鮮的。

    第二,中國制度似乎始終是禮而不是法。

    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它不是借着兩個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動,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視乎其人之好不好。

    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惡果。

    因此,就引人們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論是向某個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終是有希望而又沒有把握的事。

    那麼,就常常在打圈子了。

    二千餘年我們卻多是在此等處努力。

    第三,中國曆史已入于循環中,為重複之表演,可看下章。

     五西洋政治進步之理 然而在西洋封建解體後,其政治卻顯然一步進一步,有迹象可尋。

    這是什麼原故呢?此即為其社會有階級,即以階級作階梯,而得升進。

    此理在上一章為說明階級問題,已曾論及。

    何謂政治進步?政權從少數人手中逐步開放給衆人,政治漸進于民主,便是。

    其最後鹄的,在國家變成一自治團體,不再有統治被統治之階級存在。

    為達于此無階級之一境,中國卻要賴階級作過渡。

    階級在此之作用有種種:—— 第一,民主期于尊重人權,而肇始于限制王權。

    王權人權各有分際而不相淩越,此為最善。

    但欲以個人抗王,而求得其均衡,誰能有這個力量?征之曆史,這都是靠階級的力量來達成的。

    最初得力貴族階級——英國大憲章即其好例。

    其後則得力資産階級;末後,則勞工階級力量不可少。

    階級新陳代謝,各有其時代任務不同。

    且亦不能保哪一階級尊重人權,哪一階級不尊重人權,正要借着階級力量與階級力量之相角而得之均衡,以保持此兩權之不失于一偏。

    假如政治上之“箝制與均衡”可以保障人權自由,那麼,階級力量正是産生此“箝制與均衡”,而且運用之者。

    自今以前,若非階級力量,最初這門便無法打開;若非階級力量,亦将無法築成這條通路。

    今後,則個人力量在階級之支撐掩護下已得培養者,将更充實發達起來,最後,人人在教育程度上,在知識能力上,都平等了;每一個人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個人,社會秩序自然一準乎理性。

    那時,乃無須乎靠階級力量,而社會亦沒有階級了。

     第二,政治民主之本義,在于政權公開,凡團體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

    此在古代之所以能一見于希臘城邦者,一則為其小國寡民,一則以其為奴隸主之社會。

    唯其小國寡民,一切不出乎衆人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然後會議取決之制乃運用得來,而不徒為一虛名。

    唯其為奴隸主,生産之事有人代勞,自己乃有空閑,有資财精力,以從事乎政治。

    即此可證明其不是靠隊級,便不得出現了。

    近代民主政治萌芽于中古。

    英國大憲章時代之貴族會議(councilofmagnates),便是政權先公開于貴族僧侶這一圈内。

    在此圈外,不民主,在此圈内,就算相當民主了。

    其後1254年1265年,乃陸續增加各郡市平民代表在内。

    初則合開會議,其後分為貴族、民衆兩院。

    今天英國之巴力門就是以這樣開頭,始而其權小,繼而其權一步一步加大起來,以至于無所不能為。

    始而其權在貴院,繼而漸移于民院,以至末後民院幾乎握全權。

    始而其議員之選舉權,限制于某範圍内,繼而一次一次又一次擴大其範圍,以至末後實行普選。

    今天英國,英王無權,貴族無權,乃至資本家亦在台下,而由第四階級結合的工黨當國秉政,正是政權無保留地公開于國内之結果。

    此雖為數百年前所夢想不到,然恰為事實進展,自然要走到之一步。

    凡此進展之事迹,不可一一細數,卻是其中理緻,應予指出。

    為什麼昔之行于幾千人小國(希臘城邦)者,今天亦可行之于幾千萬人大國(英國本部)呢?這就為人們的耳目心思雖不異于古,卻是其工具巧而且多了。

    天天一張報紙在手,不難把全國全世界的事情,即刻映于心目之間。

    為什麼昔之從事政治者都是奴隸主,而今天一般工人亦能從事政治呢?其實今天工人亦是奴隸主,隻不過不再以人為奴,而是以電與鐵為奴耳。

    質言之,亦是得力在工具。

    人還是人,古今不同,隻在工具。

    道理仍舊一樣,總要這一圈内人人的耳目心思時間精力,都能照顧得了,才行。

    不然,名為政權公開亦是空的,實際作不到。

    而凡實際作不到之時,大概亦即不發生那種需要。

    需要真的發生,大概亦即其可能作到之時。

    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斷非少數人所能阻擋。

    苟無可能,又無需要,誰亦無法使它實現。

    可能與需要,一決于工具。

    說工具,兼括制造運用那工具之知識技能,而那種知識技能,亦就代表那時代之文化。

    工具之發明,文化之進步,非一蹴而就,這是很明白的。

    然則在曆史上,政權之公開所以必出于漸進,其理豈不明白了嗎?是知後此政權公開于全國之大之圈,正基始于當初向貴族公開之小圈;每後一步之進展,要皆以其前一步為階梯。

    到今天,英國雖說選權普及,而資産階級依然強大;正為多數人無産,多數人教育程度尚不夠高。

    似尚待勞工階級當政一時期,完成其經濟改造,消滅階級,而後其政治民主方為完全實現。

    然這是根據英國曆史從來不甚需要流血革命而說的。

    很多國家不一定如此。

    例如法國,于中古亦有過民主萌芽,但其“等級會議”中斷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沒有召開,卒以逼出1789年大革命來。

    而且一次再次革命不止。

    民主誠非皆由平穩進步中得之,但要曉得暴力革命更要靠階級力量。

    革命雖似突變,實則其所得而解決之問題,仍不過那一時之問題;其所實現之民主,仍限于那一時可能有之民主。

    革命要靠階級,革命後亦還需要階級統治,以待社會進步,一新階級起來,再度革命。

    所以平穩漸進或革命突變,在全部曆史進程上看,無大兩樣,同一需要階級作過渡。

     第三,除前兩點,在實現民主上,階級有其直接作用外,還有其一種間接作用。

    此即近二百年所有工具發明,文化進步,實大得力于資産階級之統治。

    它的好外,在一面杜絕了封建式大小戰争,而給社會以長期安定;又一面破除了封建式種種束縛限制,而給一切人以大解放。

    就在種種發明疊興,文化飛速進步之中,政治民主乃得一步推進一步。

    此種間接作用,同樣亦見于無産階級之統治,如在蘇聯者。

    蘇聯正是承認經濟進步,文化水準普遍增高,為政治民主之根本,而有計劃地建設以完成之。

    它不以資産階級作過渡,而以無産階級作過渡,隻是将階梯原理掉轉來用而已。

    雖其作有計劃地建設進步,與西歐得進步于自由競争者異,然而其資借于階級統治,以得到安定進步,而實現民主,固無不同。

    在缺乏階級,難言統治之中國,便不然了,試看下章便知。

     總之,西洋以其為階級社會,是一個國家,就資借于其階級,而政治得以進步,特地叙出如上,意在對照中國,缺乏階級,不像國家,遂永絕進步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