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是否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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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而不仕者，或疏賤在野之賢才起而當政者，既不少見。
有孔子乃有後世之士人，亦唯有這些先河，乃有孔子。
孔子非突然出現，他實承先而啟後，使曆史浸浸發展到社會之丕變。
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資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
其有可以在位之資與貴族同，其不必定在位與貴族異。
假使一天，貴族少至絕迹，而在民間此有可以在位之資者推廣增多，政治上地位悉為他們所接替，人無生而貴賤者，這就是中國封建解體之路。
而春秋戰國實開其機運。
一方面春秋列國多興亡變動，他們的來源增廣，其人多。
一方面戰國霸主競用賢才，相尚以養士，他們的出路大辟。
孔子恰生在春秋與戰國之間，以講學聞政為諸子百家倡，就起了決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脈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當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實是文武合一)，但其後何以遽然一變文而不武，甚且陷于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啟，而早伏重文輕武之機于古了。
士的頭腦漸啟，興趣漸移，一旦脫失于其群，即舍去舊生涯。
雖舍武而就文，卻又沒有宗教那一套。
且不論宗教氣氛稀薄，懷疑論(除墨家外皆懷疑派，見第六章)漸興，根本就沒有教會組織，宗教職務，及其稅收财産，可依以為生如西洋者。
這些人其勢要各自分散。
除少數人外，要憑借知識頭腦為生；除庸碌無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動去。
約計之為三項： 一、甘于淡泊，依農工生産自食其力者。
——此項自必為數甚少，然古籍卻多有可征。
(1)(參看張蔭麟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六章。
又《左傳》、《國語》、《國策》等書，多可考見。
) 二、庸庸碌碌靠相禮授徒以糊口者。
——此項為數諒不在少。
三、有才氣的則講學、聞政、遊說、行俠，或且兼營貨殖。
——在此風氣下者，亦許居多數。
此第三項即封建之破壞者。
他們有可以在位之資，而無其權位；所以就反對世卿，排斥任子之制，乃至君位亦要禅讓才合理想。
一旦上台，使與貴族為敵，廢封建，置郡縣，以官吏代貴族。
貴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
封建束縛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後得到解放。
雖孔子曾無意破壞封建井田，隻圖變通而理想化之。
然而此時幾個主要角色，如李悝、吳起、商鞅等，卻竟是他的再傳三傳弟子。
而一向公族無權，遊士擅政，如三晉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勢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較早。
至秦并天下，遂竟全功。
其事非此所及縷述。
然從一切載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國之間往來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議論”的各種場合，正是一代社會大變革之醞釀發酵所在。
而一個個得其君者，或為相，或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懷以施于實際。
在他們或不過圖富圖強，甯知曆史任務即不覺完成于其間。
作為當時之大關鍵者，則盛及一時的講學，和大規模的養士是也。
(1)(《飲冰室合集》内文集第四冊梁任公亦有論中國封建解體不同于外國之一段話，錄此參考： (上略)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
(中略)近世歐洲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借市府之力而興者。
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
(中略)日本明治維新，主動者皆藩士。
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而獎王室。
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謀而廢之。
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藩士滅之也。
(中略)中國不然。
興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
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
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
(中略)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于為專制所壓抑，亦知專制所以得行，由于民權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制之遠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
又梁氏于貴族政治實有以啟發民權之理，亦見到一些： (上略)要而論之，吾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早已絕迹。
歐美日本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幾及之一政級，而吾國乃于二千年前得之。
(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歐美而上，乃其結果全反是者，何也?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制之悍敵也。
試征西史，(中略)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
凡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争而勝之。
貴族之于平民，固少數也；其于君主，則多數也。
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于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
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木+盾，以彼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一也。
君主一人耳，自尊曰聖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為天賦之權利。
若貴族而專制也，則以少數之芸芸者與多數之芸芸者相形見绌，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二也。
疇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
而君主專制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
三者相牽制相監督，而莫或得恣。
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三也。
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
(下略) 總起來說，封建之解放，在中國有與西洋恰相異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興勢力之抗争侵逼；中國則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
西洋是以階級對階級，以集體對集體，故卒為新階級之代興。
中國新興之士人，是分散的個人，其所對付之貴族階級亦殊松散。
及至階級分解後，以職業分途代階級對立，整個社會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發達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經濟而變，頗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
中國以講學養士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動了經濟(士人無恒産，不代表經濟勢力，而其所作為則推動了經濟進步，李悝商鞅其顯例)，頗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說明中國封建解體之由來，同時亦就是指出：中國從這裡起，便缺乏階級，不像國家。
次一步，要問：它從這裡向下去，是否能達于階級消滅而不要國家呢?這當然不可能。
它第一不能保沒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沒有内哄。
凡人所以要國家者，它一樣不能免掉。
它盡管趨向于不像國家，而事實卻逼到它成為一個國家。
逼到它要有一強大武力，以對内對外。
有武力非難，而誰來控制比武力，卻是一大難題。
因它已不能返回到兩階級之對立，就缺乏其适當之主體。
缺乏适當主體之武力，一面不免于萎弱，一面不免于恣橫。
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無兵的文化”所由來。
後者，則為奧本海末爾所說之政治手段，強制支配土地，強制剝削農民，若将逆轉到封建。
但其勢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轉亦不能逆轉下去。
二千餘年來，前進不能，後退不可，就介于似國家非國家、有政治無政治之間，而演為一種變态畸形——這就是缺乏階級不像國家之所歸落的地步。
四中國政治之特殊 西洋在以新代舊之間，其階級确已得解放了一步。
其社會構造、國家形式已經改變(可稱革命)，從人類曆史進程上說，确已得進了一步。
中國雖則未嘗不向着解放走，仿佛若将以職業代階級，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者。
但始終牽延于這種仿佛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徹底，遠而階級之徹底消除不可期。
此二千餘年間政治之特殊，須得在此一說：第一，把政治作為倫理間之事，講情誼而不争權利，用禮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倫理化。
這裡把階級國家融攝在倫理社會中之結果。
第二，對内對外皆求消極相安，而最忌多事，幾于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無為化。
此蓋為階級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
第三，權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機構于其政治機構中；政治構造國家形式卻從此永絕進步之機。
前兩點，在前既有叙說，不更贅；第三點尚有待闡明于後。
—— 此所雲“權力一元化”，是指中國從來沒有，亦永不發生“箝制與均衡”的三權分立的事。
這是什麼原故?我們且尋看西洋是怎樣發生的，便不難勘對出來。
這在西洋以英國肇始，原非出自一種理想規劃，而是事實慢慢演成的。
三權之中，當然以立法行政之分離對立為首要。
此二者，當初皆包于王權之中，何曾另外有什麼立法機關?明确地分離，肇始于近代，而淵源于中古。
中古之巴力門，其構成原是以貴族僧侶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
後此兩權分立，實由原初國内不同階層之兩面對抗而來。
從不同之階層勢力言之，則此時計有(一)國王，(二)貴族僧侶，(三)都市第三階級；而其間以第三種勢力之關系最大。
削除封建，是他們與王權合作之功；轉回頭來，限制王權，又是他們與貴族聯合之力。
始而國王代表行政權，而貴族市民組成之議會則握有立法權。
其後國王無複實權，退出了此對抗形勢。
相對抗者，便為第二第三兩大勢力。
他們此時固非分掌行政立法兩機關，卻是各結政黨，憑借此兩機關，時時運用，以相競争。
再往後，到最近幾十年，上院無複實權，貴族們又退出了此對抗形勢。
則有後起的勞工階級及其政黨，起來參加，仍為兩大勢力之抗衡。
是曆史昭示：沒有分離對峙之社會形勢，則分權制度不會憑空發生，沒有以此形勢為背景之政黨互競，則分權制度不能得其運用。
但中國的社會形勢如何呢?照上面所說，中國封建以貴族階級内部分化而解體；士人假借王權，擴充王權，其自身固不能構成一種勢力；抑且使整個社會從此走向職業分途，日就散漫。
在全國中，尋不見任何一種對抗勢力，則權力統于一尊，夫何待言。
權力一元化者，誠然可以為所欲為。
但其一舉一動，影響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樣毫無顧慮，随他去為所欲為。
然則将如之何呢?那隻有提高自己警覺而随時反省了。
因此，中國皇帝大權雖不可分割，亦不受限制；而自古似乎便注意到如何加強其警覺反省之一事。
梁任公先生文中，有關于此之一段話說： (上略)及其立而為君，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诽謗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谏，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設為種種限制機關，使之不得自恣。
蓋遵吾先聖之教，則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
猶懼其未足，複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謂一切災異番應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懼修省。
及其殂落，則稱天而谥，動以名譽，名曰幽厲，百世莫改。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冊《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中華書局版) 以我推想，這其間亦許多少有點事實确曾
有孔子乃有後世之士人，亦唯有這些先河，乃有孔子。
孔子非突然出現，他實承先而啟後，使曆史浸浸發展到社會之丕變。
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資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
其有可以在位之資與貴族同，其不必定在位與貴族異。
假使一天，貴族少至絕迹，而在民間此有可以在位之資者推廣增多，政治上地位悉為他們所接替，人無生而貴賤者，這就是中國封建解體之路。
而春秋戰國實開其機運。
一方面春秋列國多興亡變動，他們的來源增廣，其人多。
一方面戰國霸主競用賢才，相尚以養士，他們的出路大辟。
孔子恰生在春秋與戰國之間，以講學聞政為諸子百家倡，就起了決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脈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當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實是文武合一)，但其後何以遽然一變文而不武，甚且陷于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啟，而早伏重文輕武之機于古了。
士的頭腦漸啟，興趣漸移，一旦脫失于其群，即舍去舊生涯。
雖舍武而就文，卻又沒有宗教那一套。
且不論宗教氣氛稀薄，懷疑論(除墨家外皆懷疑派，見第六章)漸興，根本就沒有教會組織，宗教職務，及其稅收财産，可依以為生如西洋者。
這些人其勢要各自分散。
除少數人外，要憑借知識頭腦為生；除庸碌無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動去。
約計之為三項： 一、甘于淡泊，依農工生産自食其力者。
——此項自必為數甚少，然古籍卻多有可征。
(1)(參看張蔭麟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六章。
又《左傳》、《國語》、《國策》等書，多可考見。
) 二、庸庸碌碌靠相禮授徒以糊口者。
——此項為數諒不在少。
三、有才氣的則講學、聞政、遊說、行俠，或且兼營貨殖。
——在此風氣下者，亦許居多數。
此第三項即封建之破壞者。
他們有可以在位之資，而無其權位；所以就反對世卿，排斥任子之制，乃至君位亦要禅讓才合理想。
一旦上台，使與貴族為敵，廢封建，置郡縣，以官吏代貴族。
貴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
封建束縛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後得到解放。
雖孔子曾無意破壞封建井田，隻圖變通而理想化之。
然而此時幾個主要角色，如李悝、吳起、商鞅等，卻竟是他的再傳三傳弟子。
而一向公族無權，遊士擅政，如三晉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勢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較早。
至秦并天下，遂竟全功。
其事非此所及縷述。
然從一切載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國之間往來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議論”的各種場合，正是一代社會大變革之醞釀發酵所在。
而一個個得其君者，或為相，或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懷以施于實際。
在他們或不過圖富圖強，甯知曆史任務即不覺完成于其間。
作為當時之大關鍵者，則盛及一時的講學，和大規模的養士是也。
(1)(《飲冰室合集》内文集第四冊梁任公亦有論中國封建解體不同于外國之一段話，錄此參考： (上略)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
(中略)近世歐洲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借市府之力而興者。
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
(中略)日本明治維新，主動者皆藩士。
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而獎王室。
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謀而廢之。
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藩士滅之也。
(中略)中國不然。
興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
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
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
(中略)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于為專制所壓抑，亦知專制所以得行，由于民權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制之遠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
又梁氏于貴族政治實有以啟發民權之理，亦見到一些： (上略)要而論之，吾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早已絕迹。
歐美日本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幾及之一政級，而吾國乃于二千年前得之。
(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歐美而上，乃其結果全反是者，何也?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制之悍敵也。
試征西史，(中略)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
凡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争而勝之。
貴族之于平民，固少數也；其于君主，則多數也。
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于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
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木+盾，以彼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一也。
君主一人耳，自尊曰聖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為天賦之權利。
若貴族而專制也，則以少數之芸芸者與多數之芸芸者相形見绌，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二也。
疇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
而君主專制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
三者相牽制相監督，而莫或得恣。
是貴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權者，三也。
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
(下略) 總起來說，封建之解放，在中國有與西洋恰相異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興勢力之抗争侵逼；中國則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
西洋是以階級對階級，以集體對集體，故卒為新階級之代興。
中國新興之士人，是分散的個人，其所對付之貴族階級亦殊松散。
及至階級分解後，以職業分途代階級對立，整個社會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發達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經濟而變，頗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
中國以講學養士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動了經濟(士人無恒産，不代表經濟勢力，而其所作為則推動了經濟進步，李悝商鞅其顯例)，頗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說明中國封建解體之由來，同時亦就是指出：中國從這裡起，便缺乏階級，不像國家。
次一步，要問：它從這裡向下去，是否能達于階級消滅而不要國家呢?這當然不可能。
它第一不能保沒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沒有内哄。
凡人所以要國家者，它一樣不能免掉。
它盡管趨向于不像國家，而事實卻逼到它成為一個國家。
逼到它要有一強大武力，以對内對外。
有武力非難，而誰來控制比武力，卻是一大難題。
因它已不能返回到兩階級之對立，就缺乏其适當之主體。
缺乏适當主體之武力，一面不免于萎弱，一面不免于恣橫。
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無兵的文化”所由來。
後者，則為奧本海末爾所說之政治手段，強制支配土地，強制剝削農民，若将逆轉到封建。
但其勢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轉亦不能逆轉下去。
二千餘年來，前進不能，後退不可，就介于似國家非國家、有政治無政治之間，而演為一種變态畸形——這就是缺乏階級不像國家之所歸落的地步。
四中國政治之特殊 西洋在以新代舊之間，其階級确已得解放了一步。
其社會構造、國家形式已經改變(可稱革命)，從人類曆史進程上說，确已得進了一步。
中國雖則未嘗不向着解放走，仿佛若将以職業代階級，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者。
但始終牽延于這種仿佛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徹底，遠而階級之徹底消除不可期。
此二千餘年間政治之特殊，須得在此一說：第一，把政治作為倫理間之事，講情誼而不争權利，用禮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倫理化。
這裡把階級國家融攝在倫理社會中之結果。
第二，對内對外皆求消極相安，而最忌多事，幾于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無為化。
此蓋為階級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
第三，權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機構于其政治機構中；政治構造國家形式卻從此永絕進步之機。
前兩點，在前既有叙說，不更贅；第三點尚有待闡明于後。
—— 此所雲“權力一元化”，是指中國從來沒有，亦永不發生“箝制與均衡”的三權分立的事。
這是什麼原故?我們且尋看西洋是怎樣發生的，便不難勘對出來。
這在西洋以英國肇始，原非出自一種理想規劃，而是事實慢慢演成的。
三權之中，當然以立法行政之分離對立為首要。
此二者，當初皆包于王權之中，何曾另外有什麼立法機關?明确地分離，肇始于近代，而淵源于中古。
中古之巴力門，其構成原是以貴族僧侶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
後此兩權分立，實由原初國内不同階層之兩面對抗而來。
從不同之階層勢力言之，則此時計有(一)國王，(二)貴族僧侶，(三)都市第三階級；而其間以第三種勢力之關系最大。
削除封建，是他們與王權合作之功；轉回頭來，限制王權，又是他們與貴族聯合之力。
始而國王代表行政權，而貴族市民組成之議會則握有立法權。
其後國王無複實權，退出了此對抗形勢。
相對抗者，便為第二第三兩大勢力。
他們此時固非分掌行政立法兩機關，卻是各結政黨，憑借此兩機關，時時運用，以相競争。
再往後，到最近幾十年，上院無複實權，貴族們又退出了此對抗形勢。
則有後起的勞工階級及其政黨，起來參加，仍為兩大勢力之抗衡。
是曆史昭示：沒有分離對峙之社會形勢，則分權制度不會憑空發生，沒有以此形勢為背景之政黨互競，則分權制度不能得其運用。
但中國的社會形勢如何呢?照上面所說，中國封建以貴族階級内部分化而解體；士人假借王權，擴充王權，其自身固不能構成一種勢力；抑且使整個社會從此走向職業分途，日就散漫。
在全國中，尋不見任何一種對抗勢力，則權力統于一尊，夫何待言。
權力一元化者，誠然可以為所欲為。
但其一舉一動，影響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樣毫無顧慮，随他去為所欲為。
然則将如之何呢?那隻有提高自己警覺而随時反省了。
因此，中國皇帝大權雖不可分割，亦不受限制；而自古似乎便注意到如何加強其警覺反省之一事。
梁任公先生文中，有關于此之一段話說： (上略)及其立而為君，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诽謗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谏，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設為種種限制機關，使之不得自恣。
蓋遵吾先聖之教，則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
猶懼其未足，複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謂一切災異番應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懼修省。
及其殂落，則稱天而谥，動以名譽，名曰幽厲，百世莫改。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冊《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中華書局版) 以我推想，這其間亦許多少有點事實确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