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是否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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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單把握了農村中之強制剝削一個要點，說它是中國一直存在着的。
這亦不為無理，卻是疑問亦正多。
第一，如我們在鄒平、定縣各處之所見，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後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後的人，明白無疑。
固有少數佃農雇農，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剝削；那隻等于近代工人之受剝削而止。
所謂超經濟地強制性剝削，實未有之。
此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述當地租佃情形，可為确證(見原書第629—635頁)。
我不敢否認中國一直有強制剝削存在于農村的話；卻在全國之中究竟占多少，不無疑問。
此種相反例證之存在，足使前項主張，失掉一半根據。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随附于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後來中國并未見有。
似不能徑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業)，即作束縛于土地看。
因而所謂強制性剝削之存在，這裡又須打一折扣。
——以上第一第二點，皆對那一個主要點而提出疑問。
第三，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意識上其他聯帶而見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國或見或不見，難資判定；而大體論之，甯證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論者所以單把握一要點而立論，似即為此)。
特如流行諺語“耕讀傳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所表現者，試問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會? 最後要指出其最嚴重的缺點，是把秦漢與東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強混同之。
對于上面所提兩大事實，直仿佛不看見，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
是何足以服人?然而這在他們實亦是無法的。
因為他們不承認中西可能殊途，固執着社會進化隻許在一條線上走；又迷信曆史總是在步步前進中，不知其或進或不進，原無一定。
而此兩大事實，卻剛好必從下面兩層來解釋： 一、中國社會史自秦漢後，已入于盤旋往複之中(不是進步慢)； 二、中國封建之解體，别有其路線，不同于西方。
前一層自然又是由後一層來的。
秦漢以來之謎，恰藏在中國封建解體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難闡明一切。
我們何以看出這個竅來?因為我們既有見于中國之缺乏階級，再看到那兩大事實，便恰好互資印證而有悟。
如上章所講，設若沒有階級則社會進步不可能；而階級則必資于經濟進步、文化進步、政治進步之循環推進，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
此蓋為曆史常理。
現在階級缺乏的中國，其經濟長期停滞，其政治一成不變，豈非剛好一緻相符而共證明其為曆史之一種變局!中國之有過封建階級，既不成問題；則此變局開端顯然就在封建之解體上。
此時我們試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來與中國相勘對，應不難尋得其變化之路線。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要在經濟進步。
唯工商業發達，人競逐于商業利潤産業利潤，而後乃不複費氣力在農村中，為人對人之強制剝削。
這就是由經濟手段之順便，引誘得封建階級放棄其政治手段，這最為徹底。
唯工商業發達，第三階級興起，領導群衆争取個人自由，而後人對人之強制剝削乃不複行得通。
這就是強迫封建階級非放棄其政治手段不可。
這樣最為決定。
此時政治手段雖尚有待于進一步之清除，但它絕不會翻回頭了。
無疑地，這是經濟進步推進了文化和政治，使整個社會改換了一個局面。
這亦可說是通常的一條路。
再來看中國，中國社會構造當戰國之際演着劃時代的變化，至秦并天下而開一新紀元。
正所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無複多關阻、異政令，種種隔閡不通的情形。
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幹等級，而星羅棋布于地面上之許多大小單位，已經削除，而全國統一于一王。
王權集中，實行專制。
同時，分封錫土之土地制度，亦變為土地自由買賣，任民所耕不限多少。
這一變化，是什麼變化呢?假如米諾賈托夫的話不錯：“封建制度，就在于其政治關系之地域色彩，和土地關系之政治色彩”，那應該就是從封建下得其解放了。
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于經濟進步呢?這就難講。
經濟進步是有的，商品生産、貨币經濟、都市興起、交通發達，史冊皆有可征。
但求如西洋對于政治手段那所謂引誘所謂強迫者，則難得其迹象。
相反地，且見出其經濟手段制勝之不徹底不決定；政治手段不時回頭。
質言之，此雖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經濟條件。
然不是由經濟之進而被推進者，毋甯是由文化和政治轉而影響了經濟。
何謂“政治手段不時回頭”?在上章曾說過： 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于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
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曆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
顯然地像西漢末，問題便非常嚴重。
論人則被奴役者那樣多，論土地則那樣被集中壟斷。
而直接間接都出自政治勢力。
于是才引出了王莽“王田制”的大改革。
曆史上似此或大或小之例，訖未斷絕。
而同時“限田”、“均田”等一類運動，亦同樣不絕于曆史。
中國曆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曆史。
究其故，無非在社會之進步，階級之解放，不由經濟所推進——如其由經濟所推進，政治手段便不會回頭了——而甯由文化和政治開端。
所謂中國封建解體，是由文化和政治開端者，其具體表現即在貴族階級之融解，而士人出現。
我們知道，封建階級(實則并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貴族階級)，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維系之。
從來貴族與武裝與宗教三者相聯；西洋如此，到處亦皆如此。
因此，除後世以逐利殖産而起之階級，或稍形散漫外，凡貴族階級在其社會中例必為集團為存在。
何以故?集團與鬥争相聯；凡以武力為事者，豈有不成集團的?而宗教對于人之凝聚力，自來為集團之本，尤所不待言。
今武力與宗教二者相兼，其理決定。
然而奇怪的是中國竟有些例外。
梁任公《中國文化史》，嘗論中國貴族政治最與歐洲異者，有三點：第一，無合議機關，如羅馬元老院(或中古各國之階級會議)者。
第二，貴族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劃然不可逾越之溝界。
第三，貴族平民在參加政治上，其分别亦隻是相對的，而非平民即不得聞政。
第一點易曉，故不多說。
後兩點，他都指出春秋時代一些事實以證成其說(文繁不引)。
其實這三點，恰透露當時貴族不成一集體。
第一，若有合議制行于貴族間，是即其為一集體而存在之征；今不然，可想見其不是。
第二點則見其内外界别不嚴。
第三點更見其未甚壟斷而排外。
凡此又皆集團不足之象也。
大抵階級成見不深者，其種族成見亦不深，其國家成見亦不深，三者恒相關聯。
此由梁任公先生為後兩點所指證之許多事例中，即可見出。
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會通诠商兌》一文，亦同藉春秋時代許多事例，辨明中國早沒有像一般宗法社會那樣種族排外情形。
但你試以西洋古羅馬之事來對照，就知其何等不同。
羅馬征服了遠近多少邦族，建立其偉大之羅馬帝國，而羅馬人——此為一族亦為一階級——卻隻限于其原來參加宗教典禮之家族而并不增加。
羅馬所擴充者，一為其統治對象，一為其國有土地；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則不予承認。
換言之，他們始終被視為外人或敵人。
他們要求得作羅馬人，而羅馬怒斥為萬分不合理。
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發生所謂“社會戰役”，而仍未得解決。
間有一些曲折辦法，例如先自賣為羅馬人奴隸，再經合法之解放，以輾轉侪于羅馬公民之列，皆甚費事。
此一階級問題，蓋曆數百年而後泯除。
我們不要以羅馬人為怪，其實可怪的倒是中國人! 何以中國封建階級其自身這樣松散，其對人這樣緩和?此無他，理性早啟而宗教不足；宗教不足，則集團不足也。
封建所依靠者，厥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與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啟，則封建自身軟化融解，而無待外力之相加(參看第十一章)。
其松散，正由人們心思作用萌露活動，宗教統攝凝聚之力不敵各人自覺心分散之勢。
而當時的周公禮樂，複使從情溫厚而不粗暴，少以強力相向，階級隔閡不深，則又其對人緩和之由來。
頗有人說，中國是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
或者說它，從氏族共産而轉入封建之世(杜畏之說)。
或者說它，經過一段亞細亞的生産時代而到封建(李季說)。
我于此未用心考究，不敢判斷。
但覺得沒有經過奴隸社會之說似近真。
奴隸社會的階級比之封建的階級，要遠為嚴酷，像羅馬的情形，怕是難免。
唯中國得免于奴隸社會，而後中國人精神上得免于此一嚴重傷痕，而後封建期的階級問題乃亦比較輕松，而竟自趨于融解。
由此而風度泱泱數千年一直是階級意識不強，種族意識不強，國家意識不強，以至于今。
無論是少受宗教的锢蔽，或少受奴隸社會的創傷，這一切都是曆史的負面，而其正面則為理性早見。
理性早見，是我民族曆史特征，直從古代貫徹于後世。
貴族階級之融解，蓋早伏于其階級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
在此宗教不足的社會裡，貴族而脫失于武力，其所餘者還有何物?那就隻有他累積的知識和初啟的理性而已。
這就是士人。
中國封建毀于士人。
他力促階級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階級融解下之産物，為中國所特有。
中國封建之解體，要不外乎階級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
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階級代舊階級，為武力更易其主體。
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開端之說也。
士人原是後來有的名詞，我今卻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時亦可屬于此一類之人。
他的特點，在曾受教育而有學養。
如故張蔭麟教授所說： 為什麼“士”字，原初專指執幹戈佩弓矢的武力，後來卻變為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懂得這個變遷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會和秦漢後的社會的一大差别。
在前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
“士”字，始終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内容改變，它的涵義亦就改變了。
(見張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56頁) 前曾講過，教育為高等享受，遠在古代，更隻有君後貴族少數人乃得享之。
況學識出于經驗之累積貫通，亦唯在職居官者有此機會。
所以仕與學就相聯而不可分。
學術之卒以流傳到民間，當不外貴族零落下來之故。
他們或由失國，或由改變，或由個人獲罪，或由代遠族蕃而自然降夷。
而亦要那時社會給人向上進身機會，才有人來熱心講學求學。
一般都說，孔子私人講學，有教無類，乃學術平民化之開端，并為後世開布衣卿相之局。
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開創，亦必為其所發揚光大。
這話雖大緻不錯，然須知遠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時，有學養之人散
這亦不為無理，卻是疑問亦正多。
第一，如我們在鄒平、定縣各處之所見，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後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後的人，明白無疑。
固有少數佃農雇農，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剝削；那隻等于近代工人之受剝削而止。
所謂超經濟地強制性剝削，實未有之。
此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述當地租佃情形，可為确證(見原書第629—635頁)。
我不敢否認中國一直有強制剝削存在于農村的話；卻在全國之中究竟占多少，不無疑問。
此種相反例證之存在，足使前項主張，失掉一半根據。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随附于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後來中國并未見有。
似不能徑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業)，即作束縛于土地看。
因而所謂強制性剝削之存在，這裡又須打一折扣。
——以上第一第二點，皆對那一個主要點而提出疑問。
第三，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意識上其他聯帶而見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國或見或不見，難資判定；而大體論之，甯證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論者所以單把握一要點而立論，似即為此)。
特如流行諺語“耕讀傳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所表現者，試問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會? 最後要指出其最嚴重的缺點，是把秦漢與東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強混同之。
對于上面所提兩大事實，直仿佛不看見，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
是何足以服人?然而這在他們實亦是無法的。
因為他們不承認中西可能殊途，固執着社會進化隻許在一條線上走；又迷信曆史總是在步步前進中，不知其或進或不進，原無一定。
而此兩大事實，卻剛好必從下面兩層來解釋： 一、中國社會史自秦漢後，已入于盤旋往複之中(不是進步慢)； 二、中國封建之解體，别有其路線，不同于西方。
前一層自然又是由後一層來的。
秦漢以來之謎，恰藏在中國封建解體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難闡明一切。
我們何以看出這個竅來?因為我們既有見于中國之缺乏階級，再看到那兩大事實，便恰好互資印證而有悟。
如上章所講，設若沒有階級則社會進步不可能；而階級則必資于經濟進步、文化進步、政治進步之循環推進，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
此蓋為曆史常理。
現在階級缺乏的中國，其經濟長期停滞，其政治一成不變，豈非剛好一緻相符而共證明其為曆史之一種變局!中國之有過封建階級，既不成問題；則此變局開端顯然就在封建之解體上。
此時我們試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來與中國相勘對，應不難尋得其變化之路線。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要在經濟進步。
唯工商業發達，人競逐于商業利潤産業利潤，而後乃不複費氣力在農村中，為人對人之強制剝削。
這就是由經濟手段之順便，引誘得封建階級放棄其政治手段，這最為徹底。
唯工商業發達，第三階級興起，領導群衆争取個人自由，而後人對人之強制剝削乃不複行得通。
這就是強迫封建階級非放棄其政治手段不可。
這樣最為決定。
此時政治手段雖尚有待于進一步之清除，但它絕不會翻回頭了。
無疑地，這是經濟進步推進了文化和政治，使整個社會改換了一個局面。
這亦可說是通常的一條路。
再來看中國，中國社會構造當戰國之際演着劃時代的變化，至秦并天下而開一新紀元。
正所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無複多關阻、異政令，種種隔閡不通的情形。
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幹等級，而星羅棋布于地面上之許多大小單位，已經削除，而全國統一于一王。
王權集中，實行專制。
同時，分封錫土之土地制度，亦變為土地自由買賣，任民所耕不限多少。
這一變化，是什麼變化呢?假如米諾賈托夫的話不錯：“封建制度，就在于其政治關系之地域色彩，和土地關系之政治色彩”，那應該就是從封建下得其解放了。
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于經濟進步呢?這就難講。
經濟進步是有的，商品生産、貨币經濟、都市興起、交通發達，史冊皆有可征。
但求如西洋對于政治手段那所謂引誘所謂強迫者，則難得其迹象。
相反地，且見出其經濟手段制勝之不徹底不決定；政治手段不時回頭。
質言之，此雖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經濟條件。
然不是由經濟之進而被推進者，毋甯是由文化和政治轉而影響了經濟。
何謂“政治手段不時回頭”?在上章曾說過： 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于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
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曆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
顯然地像西漢末，問題便非常嚴重。
論人則被奴役者那樣多，論土地則那樣被集中壟斷。
而直接間接都出自政治勢力。
于是才引出了王莽“王田制”的大改革。
曆史上似此或大或小之例，訖未斷絕。
而同時“限田”、“均田”等一類運動，亦同樣不絕于曆史。
中國曆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曆史。
究其故，無非在社會之進步，階級之解放，不由經濟所推進——如其由經濟所推進，政治手段便不會回頭了——而甯由文化和政治開端。
所謂中國封建解體，是由文化和政治開端者，其具體表現即在貴族階級之融解，而士人出現。
我們知道，封建階級(實則并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貴族階級)，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維系之。
從來貴族與武裝與宗教三者相聯；西洋如此，到處亦皆如此。
因此，除後世以逐利殖産而起之階級，或稍形散漫外，凡貴族階級在其社會中例必為集團為存在。
何以故?集團與鬥争相聯；凡以武力為事者，豈有不成集團的?而宗教對于人之凝聚力，自來為集團之本，尤所不待言。
今武力與宗教二者相兼，其理決定。
然而奇怪的是中國竟有些例外。
梁任公《中國文化史》，嘗論中國貴族政治最與歐洲異者，有三點：第一，無合議機關，如羅馬元老院(或中古各國之階級會議)者。
第二，貴族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劃然不可逾越之溝界。
第三，貴族平民在參加政治上，其分别亦隻是相對的，而非平民即不得聞政。
第一點易曉，故不多說。
後兩點，他都指出春秋時代一些事實以證成其說(文繁不引)。
其實這三點，恰透露當時貴族不成一集體。
第一，若有合議制行于貴族間，是即其為一集體而存在之征；今不然，可想見其不是。
第二點則見其内外界别不嚴。
第三點更見其未甚壟斷而排外。
凡此又皆集團不足之象也。
大抵階級成見不深者，其種族成見亦不深，其國家成見亦不深，三者恒相關聯。
此由梁任公先生為後兩點所指證之許多事例中，即可見出。
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會通诠商兌》一文，亦同藉春秋時代許多事例，辨明中國早沒有像一般宗法社會那樣種族排外情形。
但你試以西洋古羅馬之事來對照，就知其何等不同。
羅馬征服了遠近多少邦族，建立其偉大之羅馬帝國，而羅馬人——此為一族亦為一階級——卻隻限于其原來參加宗教典禮之家族而并不增加。
羅馬所擴充者，一為其統治對象，一為其國有土地；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則不予承認。
換言之，他們始終被視為外人或敵人。
他們要求得作羅馬人，而羅馬怒斥為萬分不合理。
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發生所謂“社會戰役”，而仍未得解決。
間有一些曲折辦法，例如先自賣為羅馬人奴隸，再經合法之解放，以輾轉侪于羅馬公民之列，皆甚費事。
此一階級問題，蓋曆數百年而後泯除。
我們不要以羅馬人為怪，其實可怪的倒是中國人! 何以中國封建階級其自身這樣松散，其對人這樣緩和?此無他，理性早啟而宗教不足；宗教不足，則集團不足也。
封建所依靠者，厥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與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啟，則封建自身軟化融解，而無待外力之相加(參看第十一章)。
其松散，正由人們心思作用萌露活動，宗教統攝凝聚之力不敵各人自覺心分散之勢。
而當時的周公禮樂，複使從情溫厚而不粗暴，少以強力相向，階級隔閡不深，則又其對人緩和之由來。
頗有人說，中國是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
或者說它，從氏族共産而轉入封建之世(杜畏之說)。
或者說它，經過一段亞細亞的生産時代而到封建(李季說)。
我于此未用心考究，不敢判斷。
但覺得沒有經過奴隸社會之說似近真。
奴隸社會的階級比之封建的階級，要遠為嚴酷，像羅馬的情形，怕是難免。
唯中國得免于奴隸社會，而後中國人精神上得免于此一嚴重傷痕，而後封建期的階級問題乃亦比較輕松，而竟自趨于融解。
由此而風度泱泱數千年一直是階級意識不強，種族意識不強，國家意識不強，以至于今。
無論是少受宗教的锢蔽，或少受奴隸社會的創傷，這一切都是曆史的負面，而其正面則為理性早見。
理性早見，是我民族曆史特征，直從古代貫徹于後世。
貴族階級之融解，蓋早伏于其階級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
在此宗教不足的社會裡，貴族而脫失于武力，其所餘者還有何物?那就隻有他累積的知識和初啟的理性而已。
這就是士人。
中國封建毀于士人。
他力促階級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階級融解下之産物，為中國所特有。
中國封建之解體，要不外乎階級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
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階級代舊階級，為武力更易其主體。
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開端之說也。
士人原是後來有的名詞，我今卻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時亦可屬于此一類之人。
他的特點，在曾受教育而有學養。
如故張蔭麟教授所說： 為什麼“士”字，原初專指執幹戈佩弓矢的武力，後來卻變為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懂得這個變遷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會和秦漢後的社會的一大差别。
在前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
“士”字，始終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内容改變，它的涵義亦就改變了。
(見張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56頁) 前曾講過，教育為高等享受，遠在古代，更隻有君後貴族少數人乃得享之。
況學識出于經驗之累積貫通，亦唯在職居官者有此機會。
所以仕與學就相聯而不可分。
學術之卒以流傳到民間，當不外貴族零落下來之故。
他們或由失國，或由改變，或由個人獲罪，或由代遠族蕃而自然降夷。
而亦要那時社會給人向上進身機會，才有人來熱心講學求學。
一般都說，孔子私人講學，有教無類，乃學術平民化之開端，并為後世開布衣卿相之局。
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開創，亦必為其所發揚光大。
這話雖大緻不錯，然須知遠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時，有學養之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