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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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與歐洲封建社會大小領主共成一統治階級，以臨于其所屬農民者，形勢大不同。
試分析之： 一、他雖有宗族親戚密迩相依之人，與他同利害共命運；但至多在中央握權，而因為沒有土地人民，即終無實力。
且須知這種權貴隻極少數人，其餘大多數，是否與他同利害共命運，尚難言之。
像明嘉靖年間裁減諸藩爵祿米，“将軍”(一種爵位)以下貧至不能自存。
天啟五年以後，行限祿法，而貧者益多，時常滋事。
當時禦史林潤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懼生變”之語，是可想見。
二、他所與共治理者，為官吏。
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級官吏好多人代管。
官吏則來自民間(廣大社會)，又随時可罷官歸田或告老還鄉；其勢固不與皇帝同其利害，共其命運。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
他們的宗族親戚鄰裡鄉黨朋友相交，仍不外士、農、工、商之四民。
從生活上之相依共處，以至其往還接觸，自然使他們與那些人在心理觀念上實際利害上相近，或且相同。
此即是說：官吏大緻都與衆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對立。
四、誠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為要忠于其君，他必須“愛民如子”和“直言極谏”。
因隻有這樣，才是獲緻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
愛民如子，則每事必為老百姓設想；直言極谏，則不必事事阿順其君。
所以官吏的立場，恰就站在整個大局上。
隻有一種時機：他一個人利祿問題和整個大局問題，适不能得其一緻，而他偏又自私而短視；那麼，他便與大衆分離開了。
然此固談不到什麼階級立場。
政治上兩階級對立之形勢，既不存在；這局面，正合了俗說“一人在上萬人在下”那句話。
秦以後，封建既不可複，而皇室仍有時動念及此者，即為其感到勢孤而自危。
這時候，他與此大社會隔絕是不免隔絕，對立則不能對立。
古語“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正是指出他隻能與衆人結好感，而不能為敵。
而萬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亂一發，大家亦真受不了。
彼此間力求适應，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
安危利害，他與大社會已牽渾而不可分。
整個形勢至此，他亦不在大社會之外，而與大社會為一。
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其實，亦隻有階級才能說到統治。
在中國看不到統治階級，而隻見有一個統治者。
然一個人實在是統治不來的。
小局面已甚難，越大越不可想象。
你試想想看：偌大中國，面積人口直比于全歐洲，一個人怎樣去統治呢?他至多不過是統治的一象征，沒有法子真統治。
兩千年來，常常隻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初未嘗舉積極統治之實。
中國國家早已轶出一般國家類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
凡此容當詳論于後。
這裡要點出的，是政治上統治被統治之兩面沒有形成，與其經濟上剝削被剝削之兩面沒有形成，恰相一緻；其社會階級之不存在，因互證而益明。
本來是階級之“卿、大夫、士”，戰國以後階級性漸失，變成後世之讀書人和官吏，而職業化了。
他們亦如農工商其他各行業一樣，在社會構造中有其職司專務，為一項不可少之成分。
此觀于士農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祿以代耕”之古語，均足為其證明。
古時孟子對于“治人”、“治于人”之所以分，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階級，而引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社會分工原理。
可見此種職業化之傾向，觀念上早有其根，所以發展起來甚易。
日本關榮吉論文化有其時代性，複有其國民性，政事之由階級而變到職業，關系于文化之時代性；然如中國此風氣之早開，卻是文化之國民性了。
我們當然不能說舊日中國是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卻不妨說它階級不存在。
這就為： 一、獨立生産者之大量存在。
此即自耕農、自有生産工具之手藝工人、家庭工業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飯。
試與英國人百分之九十為工資勞動者，而百分之四為雇主者相對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經濟上，土地和資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動轉變，絕未固定地壟斷于一部分人之手。
然在英國則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難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機會亦是開放的。
科舉考試且注意給予各地方以較均平之機會。
功勳雖可蔭子，影響絕少，政治地位未嘗固定地壟斷于一部分人之手。
今雖無統計數字可資證明，推度尚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英國情形為好。
英國雖則選舉權逐步開放，政治機會力求均等；然據調查其1905年以上半個世紀的情形(1)(此參取英人所著《蘇聯的民主》第319—334頁所述，書為鄒韬奮譯，生活書店出版。
)，内閣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軍官、法官、主教、銀行鐵路總理等，約百分之七十五還是某些世家出身。
他們幾乎常出自十一間“公立學校”和牛津、劍橋兩大學。
名為“公立學校”，其實為私人收費很重的學校。
普通人進不去，而卻為某一些家庭祖孫世代讀書之地。
所以近代英國是階級對立的社會，而舊日中國卻不是。
此全得力于其形勢分散而上下流通。
說它階級不存在，卻不是其間就沒有剝削，沒有統治。
無剝削即無文化，其理已說于前。
人類平等無階級社會尚未出現，安得而無剝削無統治?所不同處，就在一則集中而不免固定，一則分散而相當流動。
為了表明社會構造上這種兩相反之趨向，我們用“職業分途”一詞來代表後者，以别于前之“階級對立”。
于此，有兩層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說未構成階級，自是中國社會之特殊性；而階級之形成于社會間，則是人類社會之一般性。
中國其勢亦不能盡失其一般性。
故其形成階級之趨勢，二千年間不絕于曆史。
同時，其特殊性亦不斷發揚。
二者疊為消長，表見為往複之象，而未能從一面發展去。
二、雖未能作一面發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豈可否認?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從其一般性以為說者，不為知中國。
我于不否認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蓋所以使人認識中國。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話：“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則中國為德谟克拉東。
”在近代英國——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會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氣息；但舊日中國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氣息。
他且待詳于後，即此缺乏階級讵非一證?若指摘中國，以為不足；則如上所作中英社會之比較，正可以嚴重地指摘英國。
所以隻可說彼此表見不同，互有短長。
亦猶之英國與蘇聯，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經濟上之民主，各有其造詣，不必執此以非彼也。
試分析之： 一、他雖有宗族親戚密迩相依之人，與他同利害共命運；但至多在中央握權，而因為沒有土地人民，即終無實力。
且須知這種權貴隻極少數人，其餘大多數，是否與他同利害共命運，尚難言之。
像明嘉靖年間裁減諸藩爵祿米，“将軍”(一種爵位)以下貧至不能自存。
天啟五年以後，行限祿法，而貧者益多，時常滋事。
當時禦史林潤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懼生變”之語，是可想見。
二、他所與共治理者，為官吏。
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級官吏好多人代管。
官吏則來自民間(廣大社會)，又随時可罷官歸田或告老還鄉；其勢固不與皇帝同其利害，共其命運。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
他們的宗族親戚鄰裡鄉黨朋友相交，仍不外士、農、工、商之四民。
從生活上之相依共處，以至其往還接觸，自然使他們與那些人在心理觀念上實際利害上相近，或且相同。
此即是說：官吏大緻都與衆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對立。
四、誠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為要忠于其君，他必須“愛民如子”和“直言極谏”。
因隻有這樣，才是獲緻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
愛民如子，則每事必為老百姓設想；直言極谏，則不必事事阿順其君。
所以官吏的立場，恰就站在整個大局上。
隻有一種時機：他一個人利祿問題和整個大局問題，适不能得其一緻，而他偏又自私而短視；那麼，他便與大衆分離開了。
然此固談不到什麼階級立場。
政治上兩階級對立之形勢，既不存在；這局面，正合了俗說“一人在上萬人在下”那句話。
秦以後，封建既不可複，而皇室仍有時動念及此者，即為其感到勢孤而自危。
這時候，他與此大社會隔絕是不免隔絕，對立則不能對立。
古語“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正是指出他隻能與衆人結好感，而不能為敵。
而萬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亂一發，大家亦真受不了。
彼此間力求适應，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
安危利害，他與大社會已牽渾而不可分。
整個形勢至此，他亦不在大社會之外，而與大社會為一。
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其實，亦隻有階級才能說到統治。
在中國看不到統治階級，而隻見有一個統治者。
然一個人實在是統治不來的。
小局面已甚難，越大越不可想象。
你試想想看：偌大中國，面積人口直比于全歐洲，一個人怎樣去統治呢?他至多不過是統治的一象征，沒有法子真統治。
兩千年來，常常隻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初未嘗舉積極統治之實。
中國國家早已轶出一般國家類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
凡此容當詳論于後。
這裡要點出的，是政治上統治被統治之兩面沒有形成，與其經濟上剝削被剝削之兩面沒有形成，恰相一緻；其社會階級之不存在，因互證而益明。
本來是階級之“卿、大夫、士”，戰國以後階級性漸失，變成後世之讀書人和官吏，而職業化了。
他們亦如農工商其他各行業一樣，在社會構造中有其職司專務，為一項不可少之成分。
此觀于士農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祿以代耕”之古語，均足為其證明。
古時孟子對于“治人”、“治于人”之所以分，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階級，而引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社會分工原理。
可見此種職業化之傾向，觀念上早有其根，所以發展起來甚易。
日本關榮吉論文化有其時代性，複有其國民性，政事之由階級而變到職業，關系于文化之時代性；然如中國此風氣之早開，卻是文化之國民性了。
我們當然不能說舊日中國是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卻不妨說它階級不存在。
這就為： 一、獨立生産者之大量存在。
此即自耕農、自有生産工具之手藝工人、家庭工業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飯。
試與英國人百分之九十為工資勞動者，而百分之四為雇主者相對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經濟上，土地和資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動轉變，絕未固定地壟斷于一部分人之手。
然在英國則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難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機會亦是開放的。
科舉考試且注意給予各地方以較均平之機會。
功勳雖可蔭子，影響絕少，政治地位未嘗固定地壟斷于一部分人之手。
今雖無統計數字可資證明，推度尚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英國情形為好。
英國雖則選舉權逐步開放，政治機會力求均等；然據調查其1905年以上半個世紀的情形(1)(此參取英人所著《蘇聯的民主》第319—334頁所述，書為鄒韬奮譯，生活書店出版。
)，内閣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軍官、法官、主教、銀行鐵路總理等，約百分之七十五還是某些世家出身。
他們幾乎常出自十一間“公立學校”和牛津、劍橋兩大學。
名為“公立學校”，其實為私人收費很重的學校。
普通人進不去，而卻為某一些家庭祖孫世代讀書之地。
所以近代英國是階級對立的社會，而舊日中國卻不是。
此全得力于其形勢分散而上下流通。
說它階級不存在，卻不是其間就沒有剝削，沒有統治。
無剝削即無文化，其理已說于前。
人類平等無階級社會尚未出現，安得而無剝削無統治?所不同處，就在一則集中而不免固定，一則分散而相當流動。
為了表明社會構造上這種兩相反之趨向，我們用“職業分途”一詞來代表後者，以别于前之“階級對立”。
于此，有兩層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說未構成階級，自是中國社會之特殊性；而階級之形成于社會間，則是人類社會之一般性。
中國其勢亦不能盡失其一般性。
故其形成階級之趨勢，二千年間不絕于曆史。
同時，其特殊性亦不斷發揚。
二者疊為消長，表見為往複之象，而未能從一面發展去。
二、雖未能作一面發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豈可否認?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從其一般性以為說者，不為知中國。
我于不否認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蓋所以使人認識中國。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話：“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則中國為德谟克拉東。
”在近代英國——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會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氣息；但舊日中國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氣息。
他且待詳于後，即此缺乏階級讵非一證?若指摘中國，以為不足；則如上所作中英社會之比較，正可以嚴重地指摘英國。
所以隻可說彼此表見不同，互有短長。
亦猶之英國與蘇聯，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經濟上之民主，各有其造詣，不必執此以非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