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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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禁。
雖然亦許禁不了，且有時而開禁。
還有許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一面述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一面卻說： (上略)是唐時法制，實主極端之閉關主義。
雖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為屬地，而國外貿易曾未聞稍加提倡，轉從而摧抑之；亦可見吾國人思想之锢塞矣。
(見原書第112頁) 所以綜而論之，至多不過給予外商與我交易機會，而少有我們商業向海外發展，推銷國貨的情形。
這樣，就根本限制了商業隻為内地城鄉之懋遷有無；其所以剌激工業生産者之有限可知。
在内地像長江一帶，有水運方便還好；否則，凡不便于運輸，即不便于商業。
以舊日交通之困難，内地社會雖甚廣大，正不必即為現成市場。
直接限制了商業，即間接限制了工業。
同時，工業還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業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們的心思聰明不用于此；因之，生産工具生産技術無法進步，而生産力遂有所限(關于此層詳論在後)。
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進，正為其集中了人們的心思聰明于此之故。
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樣不行。
所以說： 直到十八世紀之中葉，發明很為稀見。
事實上，技術的情況在1750年以前，相當停滞，達數千年。
到了現代，往往一年間所發明，要超過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發明的。
(巴恩斯［H.E.Barnes］《社會進化論》，王斐孫譯本第211頁，新生命書局版) 換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态度而不改，便再經一千年，産業革命在西洋亦不得發生。
從來之中國人生态度與西洋中古人生态度誠然有異。
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聰明引用于此，正無二緻；其相異，不過在後者自有一天轉變到心思聰明集中于此，而前者殆無轉變之一天。
那亦就是，若無西洋工業新技術輸入中國，中國自己是永不會發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業發展，這面限制了工業進步。
在工業上複缺乏商業的剌激，在商業上複缺乏工業為推進。
他且不談，就在這兩大限制之下，中國工商業往複盤旋二千多年而不進，試問有什麼稀奇呢!似此隻附于農業而立的工商業，雖說便于發财而不免購求土地，卻又不能為發财而經營它，其勢不能淩越農業而操縱了土地，則甚明白，所以，由此而壟斷土地，形成地主佃農兩階級，那是不必慮的。
而在這種工商業本身，一面沒有經過産業革命，生産集中資本集中之趨勢不著，一面循着遺産諸子均分之習俗，資本縱有積蓄，旋即分散；所以總不外是些小工小商。
像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階級之對立者，在此談不到，所不待言。
可以說，秦漢以來之中國，單純從經濟上看去，其農工生産都不會演出對立之階級來。
所可慮者，仍在政治勢力之影響于土地分配。
三何謂職業分途 我們知道經濟上之剝削階級，政治上之統治階級，例必相兼。
上面對于經濟上有無階級之對立，已略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階級的情況如何，俾資互證。
中國社會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較之在經濟上尤為顯明。
中國之封建貴族，唯于周代見之。
自所謂“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見《續文獻通考》)，實際即早已廢除。
戰國而後，自中央到地方，一切當政臨民者都是官吏。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貴者，即他不再是為他們自己而行統治了。
他誠然享有統治之權位，但既非世襲，亦非終身，隻不過居于一短時之代理人地位。
為自己而行統治，勢不免與被統治者對立；一時代理者何必然?為自己而行統治，信乎其為統治階級；一時代理者，顯見其非是。
而況做官的機會，原是開放給人人的。
如我們在清季之所見，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任何讀書人都可以應考；而按照所規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
這樣，統治被統治常有時而易位，更何從而有統治被統治兩階級之對立?英國文官之得脫于貴族勢力而依考試任用，至今未滿百年。
以此較彼，不可謂非奇迹。
無怪乎羅素揭此以為中國文化三大特點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當本錢，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
但從前人要讀書卻極其容易；有非現在想象得到者： 第一，書隻有限的幾本書，既沒有現在各門科學外國語文這樣複雜，除了紙筆而外，亦不需什麼實驗實習的工具設備。
第二，不收學費的義塾随處可有。
宗族間公産除祭祀外，莫不以獎助子弟讀書為第一事，種種辦法甚多。
同時，教散館的老師對于學生收費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學校那種機械規定。
甚至老師可以甘願幫助學生讀書。
第三，讀到幾年之後，就可一面訓蒙，一面考課，藉以得到膏火補助自己深造。
那時一個人有心讀書，絲毫不難。
問題不在讀書上，而在讀了書以後，考中做官卻不那樣容易。
一般說，其百分比極少極少。
人家子弟所以甯願走農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讀了書窮困一生“不發達”，而并非難于讀書。
所謂“寒士”、“窮書生”、“窮秀才”，正是那時極耳熟的名詞。
但卻又說不定哪個窮書生，因考中而發迹。
許多舊小說戲劇之所演，原屬其時社會本象。
我承認像蘇州等地方，城裡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鄉間佃農則不存讀書之想，俨然就是兩個階級。
但此非一般之例。
一般沒有這種分别。
“耕讀傳家”，“半耕半讀”，是人人熟知的口語。
父親種地為業而兒子讀書成名，或親兄弟而一個讀書，一個種地，都是尋常可見到的事。
諺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
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叙述各處社會都有視生産勞動為賤役可恥而回避之習慣。
(1)(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胡伊默譯本第29—37頁，中華書局出版。
)要知中國卻不同。
雖學稼學圃皆不為孔子所許；然弟子既以為請，正見其初不回避。
子路在田野間所遇之長沮、桀溺、荷艹/條丈人，顯然皆有學養之賢者，而耕耘不辍；其譏夫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更見其重視生産勞動。
又天子親耕藉田，曆代著為典禮；則與賤視回避，顯然相反。
許行“與民并耕”之說，非事實所能行；明儒吳康齋先生之真在田間下力，亦事實所少見。
最平允的一句話：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
士與農不隔，士與工商亦豈隔絕?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
彼此相需，彼此配合。
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職業配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這種情形，君臨于四民之上的中國皇帝，卻當真成了“
雖然亦許禁不了，且有時而開禁。
還有許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一面述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一面卻說： (上略)是唐時法制，實主極端之閉關主義。
雖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為屬地，而國外貿易曾未聞稍加提倡，轉從而摧抑之；亦可見吾國人思想之锢塞矣。
(見原書第112頁) 所以綜而論之，至多不過給予外商與我交易機會，而少有我們商業向海外發展，推銷國貨的情形。
這樣，就根本限制了商業隻為内地城鄉之懋遷有無；其所以剌激工業生産者之有限可知。
在内地像長江一帶，有水運方便還好；否則，凡不便于運輸，即不便于商業。
以舊日交通之困難，内地社會雖甚廣大，正不必即為現成市場。
直接限制了商業，即間接限制了工業。
同時，工業還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業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們的心思聰明不用于此；因之，生産工具生産技術無法進步，而生産力遂有所限(關于此層詳論在後)。
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進，正為其集中了人們的心思聰明于此之故。
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樣不行。
所以說： 直到十八世紀之中葉，發明很為稀見。
事實上，技術的情況在1750年以前，相當停滞，達數千年。
到了現代，往往一年間所發明，要超過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發明的。
(巴恩斯［H.E.Barnes］《社會進化論》，王斐孫譯本第211頁，新生命書局版) 換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态度而不改，便再經一千年，産業革命在西洋亦不得發生。
從來之中國人生态度與西洋中古人生态度誠然有異。
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聰明引用于此，正無二緻；其相異，不過在後者自有一天轉變到心思聰明集中于此，而前者殆無轉變之一天。
那亦就是，若無西洋工業新技術輸入中國，中國自己是永不會發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業發展，這面限制了工業進步。
在工業上複缺乏商業的剌激，在商業上複缺乏工業為推進。
他且不談，就在這兩大限制之下，中國工商業往複盤旋二千多年而不進，試問有什麼稀奇呢!似此隻附于農業而立的工商業，雖說便于發财而不免購求土地，卻又不能為發财而經營它，其勢不能淩越農業而操縱了土地，則甚明白，所以，由此而壟斷土地，形成地主佃農兩階級，那是不必慮的。
而在這種工商業本身，一面沒有經過産業革命，生産集中資本集中之趨勢不著，一面循着遺産諸子均分之習俗，資本縱有積蓄，旋即分散；所以總不外是些小工小商。
像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階級之對立者，在此談不到，所不待言。
可以說，秦漢以來之中國，單純從經濟上看去，其農工生産都不會演出對立之階級來。
所可慮者，仍在政治勢力之影響于土地分配。
三何謂職業分途 我們知道經濟上之剝削階級，政治上之統治階級，例必相兼。
上面對于經濟上有無階級之對立，已略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階級的情況如何，俾資互證。
中國社會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較之在經濟上尤為顯明。
中國之封建貴族，唯于周代見之。
自所謂“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見《續文獻通考》)，實際即早已廢除。
戰國而後，自中央到地方，一切當政臨民者都是官吏。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貴者，即他不再是為他們自己而行統治了。
他誠然享有統治之權位，但既非世襲，亦非終身，隻不過居于一短時之代理人地位。
為自己而行統治，勢不免與被統治者對立；一時代理者何必然?為自己而行統治，信乎其為統治階級；一時代理者，顯見其非是。
而況做官的機會，原是開放給人人的。
如我們在清季之所見，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任何讀書人都可以應考；而按照所規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
這樣，統治被統治常有時而易位，更何從而有統治被統治兩階級之對立?英國文官之得脫于貴族勢力而依考試任用，至今未滿百年。
以此較彼，不可謂非奇迹。
無怪乎羅素揭此以為中國文化三大特點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當本錢，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
但從前人要讀書卻極其容易；有非現在想象得到者： 第一，書隻有限的幾本書，既沒有現在各門科學外國語文這樣複雜，除了紙筆而外，亦不需什麼實驗實習的工具設備。
第二，不收學費的義塾随處可有。
宗族間公産除祭祀外，莫不以獎助子弟讀書為第一事，種種辦法甚多。
同時，教散館的老師對于學生收費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學校那種機械規定。
甚至老師可以甘願幫助學生讀書。
第三，讀到幾年之後，就可一面訓蒙，一面考課，藉以得到膏火補助自己深造。
那時一個人有心讀書，絲毫不難。
問題不在讀書上，而在讀了書以後，考中做官卻不那樣容易。
一般說，其百分比極少極少。
人家子弟所以甯願走農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讀了書窮困一生“不發達”，而并非難于讀書。
所謂“寒士”、“窮書生”、“窮秀才”，正是那時極耳熟的名詞。
但卻又說不定哪個窮書生，因考中而發迹。
許多舊小說戲劇之所演，原屬其時社會本象。
我承認像蘇州等地方，城裡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鄉間佃農則不存讀書之想，俨然就是兩個階級。
但此非一般之例。
一般沒有這種分别。
“耕讀傳家”，“半耕半讀”，是人人熟知的口語。
父親種地為業而兒子讀書成名，或親兄弟而一個讀書，一個種地，都是尋常可見到的事。
諺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
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叙述各處社會都有視生産勞動為賤役可恥而回避之習慣。
(1)(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胡伊默譯本第29—37頁，中華書局出版。
)要知中國卻不同。
雖學稼學圃皆不為孔子所許；然弟子既以為請，正見其初不回避。
子路在田野間所遇之長沮、桀溺、荷艹/條丈人，顯然皆有學養之賢者，而耕耘不辍；其譏夫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更見其重視生産勞動。
又天子親耕藉田，曆代著為典禮；則與賤視回避，顯然相反。
許行“與民并耕”之說，非事實所能行；明儒吳康齋先生之真在田間下力，亦事實所少見。
最平允的一句話：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
士與農不隔，士與工商亦豈隔絕?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
彼此相需，彼此配合。
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職業配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這種情形，君臨于四民之上的中國皇帝，卻當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