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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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某些地方并不見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
同時北方如山東之單縣曹縣，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
抑且不止此。
好些地方，一縣城東之情形或與其城西不同，城南又異乎城北。
總之，話難講得很。
因此，論者恒不免各就所見而主張之。
我自然亦隻能就我所見者而說，但平情立論，不作過分主張。
我家兩代生長北方，居住北方，已經可說是北方人。
我所見者，當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
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
雖然北平附近各縣(舊順天府屬)有不少“旗地”(八旗貴族所有)，但他們佃農卻有永佃權。
例不準增租奪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權(類如南方地面權地底權)。
我所曾從事鄉村工作之河南山東兩省地方，大地主雖亦恒有，但從全局大勢論之，未見集中壟斷之象。
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鄒平，無地之人極少。
我們在鄒平全縣所進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國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戰遽作，今手中無可憑之統計報告。
但确實可說一句：全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
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區——情形完全相似。
定縣則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巨冊，其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
(1)(據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則該處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東亭鄉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種地外，種地為業者一○二九○家。
其中種一百畝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種地百畝以下者一○○七○家，即百分之九十八。
又調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九○家。
其中完全無地而以佃種為生者一一家；餘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區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種地外，種地者六一七六家。
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無地者六四七家。
無地佃農視前例為多，然亦隻占十分之一強。
有地百畝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
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區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七三九家。
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餘為無地之佃農雇農，約占百分之五。
在有地者之中，一百畝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見該書第618—663頁。
)據其報告，分别在不同之三個鄉區作調查：一區六十二村，一萬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區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區六十三村，八千零六十二家。
總起來，可得結論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調查工作系在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先生領導之下，又得當地民衆之同情了解與協助，絕對可靠。
而準此情形以言，對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
我承認這情形不普通。
但我們兩個鄉村工作團體，當初之擇取鄒平、定縣為工作區域，卻并沒有意在山東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選其土地最不集中之縣份。
乃結果竟不期而然，兩處情形如此相同，則至少這情形在北方各省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種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
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
而一個長工(雇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這是說，有地并不難。
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在此。
又中國社會通例，一個人的遺産，由他諸子均分。
(1)(大清律例關于遺産繼承有如下之規定：嫡庶之男，不問妻妾婢所生，以子數均分之；私生子及養子各與其半。
)所以大地産經一代兩代之後，就不大了。
若遇着子弟不知勤儉，沒落更快。
這是說，縱有大地産，保持正不易。
一百畝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
河北省諺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
貧者不貧)，又說“窮伴富，伴得沒有褲”，都是由此而發。
既然如此，那麼，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農頗多，又何自而來呢?這一半來自工商業勢力，一半來自政治勢力。
古語早已說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見《史記·貨殖列傳》)。
現在之經濟學家則指出農業上遠沒有像工商業那樣的競争：土地集中遠沒有像資本集中那樣的容易；大規模經營壓倒小經營，工商業有之，而農業不必然。
從封建解放後之土地自由經營，其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這局面來的。
隻有由工商業發财者，或在政治上有錢有勢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并維持之。
而一般說來，中國的工商業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遠不如南方之多。
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
但他們要土地，不過覺得不動産牢穩，用以贻子孫；其積極興趣不在此，絕不是想要改行。
雖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時時受其影響，而土地集中總不是一種自然趨勢所在。
造成此種不自然趨勢，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業勢力所能為(理由見後)，而必在政治勢力。
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全國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于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
此種逆轉，勢不可久。
曆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吾人固已見之矣。
故我以自耕農較多之北方和佃農較多之南方，兩下折衷起來，以曆史順轉時期和其逆轉時期，兩下折衷起來，籠統說：“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地的人頗占多數。
”——土地集中壟斷情形，是有的，但從全局大勢來說，尚不著；以有地者和無地者相較，當不止五十一對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
自信所說絕不過分。
中國工商業發達，盡管像先秦戰國那樣早，像唐代元代那樣盛，卻是從唐代至清季(鴉片戰争)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見更有所進(某些點上，或反見遜退)。
其間蓋有兩大限制存在。
我們知道工商業是互相引發的。
要商業上有廣大市場，乃賴激工業生産猛進；要工業生産增多，乃推動着商業前進。
反之，無商則工不興，無工則商亦不盛。
而商業必以海上交通，國際互市為大宗。
西洋古代則得力于地中海，到後來更為遠洋貿易。
近代工業之飛躍，實以重洋冒險，海外開拓為之先，曆史所示甚明。
然中國文化卻是由西北展向東南，以大陸控制沿海，與西洋以沿海領導内地者恰相反，數千年常
同時北方如山東之單縣曹縣，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
抑且不止此。
好些地方，一縣城東之情形或與其城西不同，城南又異乎城北。
總之，話難講得很。
因此，論者恒不免各就所見而主張之。
我自然亦隻能就我所見者而說，但平情立論，不作過分主張。
我家兩代生長北方，居住北方，已經可說是北方人。
我所見者，當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
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
雖然北平附近各縣(舊順天府屬)有不少“旗地”(八旗貴族所有)，但他們佃農卻有永佃權。
例不準增租奪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權(類如南方地面權地底權)。
我所曾從事鄉村工作之河南山東兩省地方，大地主雖亦恒有，但從全局大勢論之，未見集中壟斷之象。
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鄒平，無地之人極少。
我們在鄒平全縣所進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國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戰遽作，今手中無可憑之統計報告。
但确實可說一句：全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
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區——情形完全相似。
定縣則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巨冊，其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
(1)(據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則該處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東亭鄉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種地外，種地為業者一○二九○家。
其中種一百畝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種地百畝以下者一○○七○家，即百分之九十八。
又調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九○家。
其中完全無地而以佃種為生者一一家；餘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區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種地外，種地者六一七六家。
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無地者六四七家。
無地佃農視前例為多，然亦隻占十分之一強。
有地百畝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
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區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七三九家。
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餘為無地之佃農雇農，約占百分之五。
在有地者之中，一百畝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見該書第618—663頁。
)據其報告，分别在不同之三個鄉區作調查：一區六十二村，一萬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區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區六十三村，八千零六十二家。
總起來，可得結論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調查工作系在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先生領導之下，又得當地民衆之同情了解與協助，絕對可靠。
而準此情形以言，對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
我承認這情形不普通。
但我們兩個鄉村工作團體，當初之擇取鄒平、定縣為工作區域，卻并沒有意在山東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選其土地最不集中之縣份。
乃結果竟不期而然，兩處情形如此相同，則至少這情形在北方各省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種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
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
而一個長工(雇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這是說，有地并不難。
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在此。
又中國社會通例，一個人的遺産，由他諸子均分。
(1)(大清律例關于遺産繼承有如下之規定：嫡庶之男，不問妻妾婢所生，以子數均分之；私生子及養子各與其半。
)所以大地産經一代兩代之後，就不大了。
若遇着子弟不知勤儉，沒落更快。
這是說，縱有大地産，保持正不易。
一百畝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
河北省諺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
貧者不貧)，又說“窮伴富，伴得沒有褲”，都是由此而發。
既然如此，那麼，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農頗多，又何自而來呢?這一半來自工商業勢力，一半來自政治勢力。
古語早已說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見《史記·貨殖列傳》)。
現在之經濟學家則指出農業上遠沒有像工商業那樣的競争：土地集中遠沒有像資本集中那樣的容易；大規模經營壓倒小經營，工商業有之，而農業不必然。
從封建解放後之土地自由經營，其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這局面來的。
隻有由工商業發财者，或在政治上有錢有勢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并維持之。
而一般說來，中國的工商業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遠不如南方之多。
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
但他們要土地，不過覺得不動産牢穩，用以贻子孫；其積極興趣不在此，絕不是想要改行。
雖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時時受其影響，而土地集中總不是一種自然趨勢所在。
造成此種不自然趨勢，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業勢力所能為(理由見後)，而必在政治勢力。
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全國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于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
此種逆轉，勢不可久。
曆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吾人固已見之矣。
故我以自耕農較多之北方和佃農較多之南方，兩下折衷起來，以曆史順轉時期和其逆轉時期，兩下折衷起來，籠統說：“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地的人頗占多數。
”——土地集中壟斷情形，是有的，但從全局大勢來說，尚不著；以有地者和無地者相較，當不止五十一對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
自信所說絕不過分。
中國工商業發達，盡管像先秦戰國那樣早，像唐代元代那樣盛，卻是從唐代至清季(鴉片戰争)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見更有所進(某些點上，或反見遜退)。
其間蓋有兩大限制存在。
我們知道工商業是互相引發的。
要商業上有廣大市場，乃賴激工業生産猛進；要工業生産增多，乃推動着商業前進。
反之，無商則工不興，無工則商亦不盛。
而商業必以海上交通，國際互市為大宗。
西洋古代則得力于地中海，到後來更為遠洋貿易。
近代工業之飛躍，實以重洋冒險，海外開拓為之先，曆史所示甚明。
然中國文化卻是由西北展向東南，以大陸控制沿海，與西洋以沿海領導内地者恰相反，數千年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