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理性——人類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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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于彼，走作于此；興奮同樣是失于恒一。
失于恒一，即為懈。
再申明之：本能是感官器官對于外界事物之先天有組織的反應；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種傾向，即上文所說“松開”。
生命充實那松開的空隙，而自顯其用，是為心。
但心不一直對外，還是要通過官體(感官器官)而後顯其用。
所不同者，一則官體自為主，一則官體待心為主。
其機甚妙，其辨甚微。
要恒一，即是要恒一于微妙，這豈是容易的?微妙失，即落于官體機械勢力上，而心不可見。
興奮懈惰似相反，在這裡實相同。
抑錯誤之嚴重者，莫若有心為惡；而無心之過為輕。
無心之過，出于疏懈。
有心為惡，則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為工具，忿與欲是激越之情所謂“沖動”者。
沖動附于本能而見，本能附于官體而見。
前已言之，各種本能皆有所為，即有所私的；而理性則無所為，無所私。
前又言之，理智理性為心思作用之知情兩面，而所貴乎人類者，即在官體反應減弱而心思作用擴大，行為從容而超脫，是故忿俗隐蔽理性而假理智為工具者，偏私代無私而起，從容失沒于激越，官體自為主而心思為之役也。
心思作用非惡所在，抑且為善之所自出。
官體作用非惡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動而成。
在人類生命中，覓惡了不可得。
而卒有惡者，無他，即此心思官體颠倒失序而已。
一切之惡，千變萬化，總不出此一方式。
洎乎激越者消停，而後悔焉，則理性顯而心思官體複其位也。
是故，人之不免于錯誤，由理智(松開)；人之不甘心于錯誤，由理性(無私)。
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地有。
然似乎錯在知識者問題小，錯在行為者問題大，試看世界上到處發生糾紛，你說我不對，我說你不對，彼此責斥，互相争辯，大率在于後者。
而由錯誤所引起的禍害，亦每以後者為嚴重。
今日科學發達，智慮日周，而人類顧有自己毀滅之虞，是行為問題，不是知識問題；是理性問題，不是理智問題。
三中國民族精神所在 我常常說，除非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都白活了，如其還有他的貢獻，那就是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
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現代，歐美學術雖發達進步，遠過前人，而獨于此則甚幼稚。
二十多年來我準備寫《人心與人生》一書，以求教當世；書雖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證實了我的見解。
在學術發達，而人禍彌以嚴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漸悟其一向皆務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緻對于物所知道的雖多，而于人自己卻所知甚少。
(1)(《觀察周刊》第1卷2期，潘光旦著《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說目前的學術與教育，已經把人忘記得一幹二淨，人至今未得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而落在三不管地帶。
美國人嘉瑞爾(AlexisCarrel)著《未了知之人類》(Man#theunknown)一書，亦有概乎此而作也。
)最近學者乃始轉移視線，而緻力乎此，似乎還談不到什麼成就。
何以敢說他們幼稚呢?在現代亦有好多門學問講到人；特别是心理學，應當就是專來研究人的科學。
但心理學應該如何研究法，心理學到底研究些什麼(對象和範圍)，各家各說，至今莫衷一是。
這比起其他科學來，豈不證明其幼稚!然而在各執一詞的學者間，其對于人的認識，卻幾乎一緻地與中國古人不合，而頗有合于他們的古人之處。
西洋自希臘以來，似乎就不見有人性善的觀念；而從基督教後，更像是人生來帶着罪過。
現在的心理學資借于種種科學方法，資借于種種學所得，其所見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勢力，不一定調諧。
他們說：“現在需要解釋者，不是人為什麼生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而是為什麼人民然亦能行為合理。
”(2)(語出心理學家麥獨孤(McDougall)，麥氏擅說本能，亦被玄學之譏。
)此自然不可與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體視為罪惡之源的玄學，視同一例；卻是他們不期而然，前後似相符順。
恰成一對照：中國古人卻正有見于人類生命之和諧。
——人自身是和諧的(所謂“無禮之禮，無聲之樂”指此)：人與人是和諧的(所謂“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在此)；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的(所以說“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等等)。
儒家對于宇宙人生，總不勝其贊歎；對于人總看得十分可貴；特别是他實際上對于人總是信賴，而從來不曾把人當成問題，要尋覓什麼辦法。
此和諧之點，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
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對”之中，唯人類則以“有對”超進于“無對”。
清明也，和諧也，皆得之于此。
果然有見于此，自爾無疑。
若其無見，尋求不到。
蓋清明不清明，和諧不和諧，都是生命自身的事。
在人自見自知，自證自信，一尋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卻不在外。
今日科學家的方法，總無非本于生物有對态度向外尋求，止于看見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機械一面。
和諧看不到，問題卻看到了。
其實，人絕不是不成問題。
說問題都出在人身上，這話并沒有錯。
但要曉得，問題在人：問題之解決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賴人，又怎樣?信賴神嗎?信賴國家嗎?或信賴……嗎?西洋人如此，中國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實，所以不表樂觀(不倡言性善)，唯處處教人用心回省(見前引錄《論語》各條)，即自己訴諸理性。
孟子态度軒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
其所謂“心之官則思”，所謂“從其大體……人其小體”，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豈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體作用之上，勿為所掩蔽。
其“理義悅心，刍豢悅口”之喻，及“怵惕”“恻隐”等說，更從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
最後則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斬截了當，使人當下豁然無疑。
日本學者
失于恒一，即為懈。
再申明之：本能是感官器官對于外界事物之先天有組織的反應；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種傾向，即上文所說“松開”。
生命充實那松開的空隙，而自顯其用，是為心。
但心不一直對外，還是要通過官體(感官器官)而後顯其用。
所不同者，一則官體自為主，一則官體待心為主。
其機甚妙，其辨甚微。
要恒一，即是要恒一于微妙，這豈是容易的?微妙失，即落于官體機械勢力上，而心不可見。
興奮懈惰似相反，在這裡實相同。
抑錯誤之嚴重者，莫若有心為惡；而無心之過為輕。
無心之過，出于疏懈。
有心為惡，則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為工具，忿與欲是激越之情所謂“沖動”者。
沖動附于本能而見，本能附于官體而見。
前已言之，各種本能皆有所為，即有所私的；而理性則無所為，無所私。
前又言之，理智理性為心思作用之知情兩面，而所貴乎人類者，即在官體反應減弱而心思作用擴大，行為從容而超脫，是故忿俗隐蔽理性而假理智為工具者，偏私代無私而起，從容失沒于激越，官體自為主而心思為之役也。
心思作用非惡所在，抑且為善之所自出。
官體作用非惡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動而成。
在人類生命中，覓惡了不可得。
而卒有惡者，無他，即此心思官體颠倒失序而已。
一切之惡，千變萬化，總不出此一方式。
洎乎激越者消停，而後悔焉，則理性顯而心思官體複其位也。
是故，人之不免于錯誤，由理智(松開)；人之不甘心于錯誤，由理性(無私)。
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地有。
然似乎錯在知識者問題小，錯在行為者問題大，試看世界上到處發生糾紛，你說我不對，我說你不對，彼此責斥，互相争辯，大率在于後者。
而由錯誤所引起的禍害，亦每以後者為嚴重。
今日科學發達，智慮日周，而人類顧有自己毀滅之虞，是行為問題，不是知識問題；是理性問題，不是理智問題。
三中國民族精神所在 我常常說，除非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都白活了，如其還有他的貢獻，那就是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
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現代，歐美學術雖發達進步，遠過前人，而獨于此則甚幼稚。
二十多年來我準備寫《人心與人生》一書，以求教當世；書雖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證實了我的見解。
在學術發達，而人禍彌以嚴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漸悟其一向皆務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緻對于物所知道的雖多，而于人自己卻所知甚少。
(1)(《觀察周刊》第1卷2期，潘光旦著《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說目前的學術與教育，已經把人忘記得一幹二淨，人至今未得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而落在三不管地帶。
美國人嘉瑞爾(AlexisCarrel)著《未了知之人類》(Man#theunknown)一書，亦有概乎此而作也。
)最近學者乃始轉移視線，而緻力乎此，似乎還談不到什麼成就。
何以敢說他們幼稚呢?在現代亦有好多門學問講到人；特别是心理學，應當就是專來研究人的科學。
但心理學應該如何研究法，心理學到底研究些什麼(對象和範圍)，各家各說，至今莫衷一是。
這比起其他科學來，豈不證明其幼稚!然而在各執一詞的學者間，其對于人的認識，卻幾乎一緻地與中國古人不合，而頗有合于他們的古人之處。
西洋自希臘以來，似乎就不見有人性善的觀念；而從基督教後，更像是人生來帶着罪過。
現在的心理學資借于種種科學方法，資借于種種學所得，其所見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勢力，不一定調諧。
他們說：“現在需要解釋者，不是人為什麼生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而是為什麼人民然亦能行為合理。
”(2)(語出心理學家麥獨孤(McDougall)，麥氏擅說本能，亦被玄學之譏。
)此自然不可與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體視為罪惡之源的玄學，視同一例；卻是他們不期而然，前後似相符順。
恰成一對照：中國古人卻正有見于人類生命之和諧。
——人自身是和諧的(所謂“無禮之禮，無聲之樂”指此)：人與人是和諧的(所謂“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在此)；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的(所以說“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等等)。
儒家對于宇宙人生，總不勝其贊歎；對于人總看得十分可貴；特别是他實際上對于人總是信賴，而從來不曾把人當成問題，要尋覓什麼辦法。
此和諧之點，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
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對”之中，唯人類則以“有對”超進于“無對”。
清明也，和諧也，皆得之于此。
果然有見于此，自爾無疑。
若其無見，尋求不到。
蓋清明不清明，和諧不和諧，都是生命自身的事。
在人自見自知，自證自信，一尋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卻不在外。
今日科學家的方法，總無非本于生物有對态度向外尋求，止于看見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機械一面。
和諧看不到，問題卻看到了。
其實，人絕不是不成問題。
說問題都出在人身上，這話并沒有錯。
但要曉得，問題在人：問題之解決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賴人，又怎樣?信賴神嗎?信賴國家嗎?或信賴……嗎?西洋人如此，中國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實，所以不表樂觀(不倡言性善)，唯處處教人用心回省(見前引錄《論語》各條)，即自己訴諸理性。
孟子态度軒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
其所謂“心之官則思”，所謂“從其大體……人其小體”，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豈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體作用之上，勿為所掩蔽。
其“理義悅心，刍豢悅口”之喻，及“怵惕”“恻隐”等說，更從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
最後則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斬截了當，使人當下豁然無疑。
日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