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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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到信教，亦恒雲“皈依”，其情恰亦可見。
然依賴卻有多種不同，宗教最初可說是一種對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卻實在就是自己。
其所依賴者，原出于自己一種構想。
但這樣轉一灣過來，便有無比奇效。
因為自己力量原自無邊，而自己不能發現。
宗教中所有對象之偉大、崇高、永恒、真實、美善、純潔，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卻相信不及。
經這樣一轉灣，自己随即偉大，随即純潔，于不自覺，其自我否定，每每就是另一方式并進一步之自我肯定。
宗教最後則不經假借，徹達出世，依賴所依賴泯合無間，由解放自己而完成自己。
所以同一禮拜祈禱，同一忏悔清修，恒視其人而異其内容。
宗教之恒視其時代文化而異其品第，亦正為此。
“弱者而後需要宗教，愚者而後接受宗教”，過去或不免有此情形，非所論于一切。
胡石青先生有雲“理智盡處生信仰”，此謂理智有盡，理智與信仰非必不相容。
基督徒有雲“宗教之可貴，在它使人得到最大的好處”，此好處謂“永生”。
“永生”雖為基督教名詞，而其旨引申可通于一切。
這兩則說話都不及深，而宗教之可能，宗教之必要，端可識已。
二宗教在中國 宗教在中國，有其同于他方之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獨具之特殊的情形。
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
有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最早之圖騰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
其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則須分别觀之，在周孔教化未興時，當亦為一種宗教，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表面似無大改，而留心辨察實進入一特殊情形了。
質言之，此後之中國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隻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往者胡石青先生論中國宗教，(1)(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34頁。
此書胡氏自印，坊間無售處。
)似未曾留心此分别，茲先引述其說，再申明我的意見。
胡先生列世界宗教為三大系：希伯來一系，印度一系，而外中國亦為一系。
他說，“大教無名，唯中國系之宗教足以當之”，其内容“合天人，包萬有”；約舉要義則有三： 一、尊天。
“天之大德曰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于天地。
二、敬祖。
“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于祖先。
三、崇德報功。
漁牧工業，宮室舟車，文物制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
——按祭孔應屬于此一則中。
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别生作用。
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
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幹涉，不事排斥，亘古不見宗教戰争，故實為人類信仰中之唯一最正大最自由者。
——以上均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一篇第三章。
胡先生一面不把中國劃出于宗教範圍外，一面亦不曾歪曲了中國的特殊事實，貶損了中國的特殊精神。
這是一種很通的說法，我們未嘗不可以接受之。
卻是我願點出：心此所說，都是早經周孔轉過一道手而來的，恐怕不是古初原物。
如我推斷，三千年前的中國不出一般之例，近三千年的中國，則當别論。
胡先生似不免以近三千年的中國為準，而渾括三千年前的中國在内。
以下接續申明我的意見。
前于第一章列舉“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說中國文化内缺乏宗教，即是指近三千年而言。
何以說中國文化，斷自周孔以後，而以前不計?則以中國文化之發展開朗，原是近三千年的事，即周孔以後的事；此其一。
中國文化之流傳到現在，且一直為中國民族所實際受用者是周孔以來的文化。
三千年以上者，于後世生活無大關系，僅在文化史上占分量而已；此其二。
周孔以來的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些成為顯然屬于宗教範疇，何以說它缺乏宗教，說它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則以此三千年的文化，其發展統一不依宗教做中心。
前說，非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之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
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養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心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疊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
此中心在别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裡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
不可否認地，此時有種種宗教并存。
首先有沿襲自古的祭天祀祖之類。
然而卻已變質，而構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
再則有不少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
然試問，這些宗教進來，誰曾影響到孔子的位置?非獨奪取中心地位談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對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無沖突，或且精神一緻。
結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們都成了“幫腔”。
這樣，在确認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時，我們當然就可以說中國缺乏宗教這句話了。
三周孔教化非宗教 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
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後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
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貢獻在具體創造上，如禮樂制度之制作等。
孔子則似是于昔賢制作，大有所悟，從而推闡其理以教人。
道理之創發，自是更根本之貢獻，啟迪後人于無窮。
所以在後兩千多年的影響上說，孔子又遠大過周公。
為判定周孔教化是否宗教，首先要認清孔子為人及孔門學風。
孔子及其門徒之非宗教論者已多。
例如美國桑戴克(LynnThorndike)(世界文化史)一書所說就很好，他說： 孔子絕不自稱為神所使，或得神啟示，而且“子不語怪、力、亂、神。
” 孔子沒後，弟子亦未奉之為神。
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覺，但“學而不厭”，“過則勿憚改”。
孔子絕無避世之意，而周遊列國，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這對于宗教出世而說，孔子是世俗的)。
孔子嘗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其自表甚明。
在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中，曾說“唯有人的墳墓才是神的發祥地”，又說“若世上沒有死這回事，那亦就沒宗教了”。
這是絕妙而又精确的話。
世間最使人情志動搖不安之事，莫過于所親愛者之死和自己的死。
而同時生死之故，最渺茫難知。
所以它恰合于産生宗教的兩條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識方面則方便于宗教之建立。
然在宗教總脫不開生死鬼神這一套的，孔子偏不談它。
這就充分證明孔子不是宗教。
随着生死鬼神這一套而來的，是宗教上之罪福觀念，和祈禱禳祓之一切宗教行為。
但孔子對人之請禱，先後問他“有諸?”繼之則曰“丘之禱也久矣!”對人媚奧媚竈之問，則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備，在孔子有他一種精神，又為宗教所不能有。
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麼事該作，什麼事不該作，從理性上原自明白。
一時若不明白，試想一想看，終可明白。
因此孔子沒有獨斷的标準給人，而要人自己反省。
例如宰我嫌三年喪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
孔子絕不直斥其非，和婉地問他“食夫稻，衣夫錦，于汝安乎?”他回答曰“安”，便說：“汝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汝安，則為之!”說明理由，仍讓他自己判斷。
又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隻婉歎地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指出彼此之觀點，而不作斷案。
誰不知儒家極重禮，但你看他卻可如此随意拿來讨論改作；這就是宗教裡所萬不能有的事。
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禮，而往往因末節一點出入，引起兇争慘禍。
試舉一例，以資對照： 英王亨利第八曾親身審判信奉Zwingli主張之新教徒，并引據聖經以證明基督之血與肉，果然存在于儀節之中，乃定以死刑，用火焚而殺之。
1539年國會又通過法案曰“六條”(SixArticles)，宣言基督之血與肉公然存在于行聖餐禮時所用之面包與酒中，凡膽敢公然懷疑者，則以火焚之(下略)(見何炳松《中古歐洲史》第278頁) 這是何等迷信固執不通!在我們覺得可駭亦複可笑，其實在他們是不足怪的。
宗教上原是奉行神的教誡，不出于人的制作。
其标準為外在的，呆定的，絕對的。
若孔子教人所行之禮，則是人行其自己應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有如《禮記》之所說“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
其标準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動的。
照王治心先生《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中國古來崇信“天”之宗教觀念，沿至東周而有變化，至春秋戰國百家争鳴之時而分兩路。
儒家和道家，皆懷疑一路之代表；唯墨家則代表信仰一路。
道家老子莊子，顯然具有無神論及唯物論機械論之論調，儒家孔子雖沒有否定神之存在，而言語間模棱含糊，其神好像存于主觀而止。
所以墨子《非儒篇》譏評他們“無鬼而學祭禮”，是很切當的。
下傳至孟子荀
然依賴卻有多種不同，宗教最初可說是一種對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卻實在就是自己。
其所依賴者，原出于自己一種構想。
但這樣轉一灣過來，便有無比奇效。
因為自己力量原自無邊，而自己不能發現。
宗教中所有對象之偉大、崇高、永恒、真實、美善、純潔，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卻相信不及。
經這樣一轉灣，自己随即偉大，随即純潔，于不自覺，其自我否定，每每就是另一方式并進一步之自我肯定。
宗教最後則不經假借，徹達出世，依賴所依賴泯合無間，由解放自己而完成自己。
所以同一禮拜祈禱，同一忏悔清修，恒視其人而異其内容。
宗教之恒視其時代文化而異其品第，亦正為此。
“弱者而後需要宗教，愚者而後接受宗教”，過去或不免有此情形，非所論于一切。
胡石青先生有雲“理智盡處生信仰”，此謂理智有盡，理智與信仰非必不相容。
基督徒有雲“宗教之可貴，在它使人得到最大的好處”，此好處謂“永生”。
“永生”雖為基督教名詞，而其旨引申可通于一切。
這兩則說話都不及深，而宗教之可能，宗教之必要，端可識已。
二宗教在中國 宗教在中國，有其同于他方之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獨具之特殊的情形。
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
有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最早之圖騰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
其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則須分别觀之，在周孔教化未興時，當亦為一種宗教，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表面似無大改，而留心辨察實進入一特殊情形了。
質言之，此後之中國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隻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往者胡石青先生論中國宗教，(1)(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34頁。
此書胡氏自印，坊間無售處。
)似未曾留心此分别，茲先引述其說，再申明我的意見。
胡先生列世界宗教為三大系：希伯來一系，印度一系，而外中國亦為一系。
他說，“大教無名，唯中國系之宗教足以當之”，其内容“合天人，包萬有”；約舉要義則有三： 一、尊天。
“天之大德曰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于天地。
二、敬祖。
“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于祖先。
三、崇德報功。
漁牧工業，宮室舟車，文物制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
——按祭孔應屬于此一則中。
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别生作用。
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
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幹涉，不事排斥，亘古不見宗教戰争，故實為人類信仰中之唯一最正大最自由者。
——以上均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一篇第三章。
胡先生一面不把中國劃出于宗教範圍外，一面亦不曾歪曲了中國的特殊事實，貶損了中國的特殊精神。
這是一種很通的說法，我們未嘗不可以接受之。
卻是我願點出：心此所說，都是早經周孔轉過一道手而來的，恐怕不是古初原物。
如我推斷，三千年前的中國不出一般之例，近三千年的中國，則當别論。
胡先生似不免以近三千年的中國為準，而渾括三千年前的中國在内。
以下接續申明我的意見。
前于第一章列舉“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說中國文化内缺乏宗教，即是指近三千年而言。
何以說中國文化，斷自周孔以後，而以前不計?則以中國文化之發展開朗，原是近三千年的事，即周孔以後的事；此其一。
中國文化之流傳到現在，且一直為中國民族所實際受用者是周孔以來的文化。
三千年以上者，于後世生活無大關系，僅在文化史上占分量而已；此其二。
周孔以來的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些成為顯然屬于宗教範疇，何以說它缺乏宗教，說它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則以此三千年的文化，其發展統一不依宗教做中心。
前說，非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之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
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養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心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疊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
此中心在别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裡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
不可否認地，此時有種種宗教并存。
首先有沿襲自古的祭天祀祖之類。
然而卻已變質，而構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
再則有不少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
然試問，這些宗教進來，誰曾影響到孔子的位置?非獨奪取中心地位談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對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無沖突，或且精神一緻。
結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們都成了“幫腔”。
這樣，在确認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時，我們當然就可以說中國缺乏宗教這句話了。
三周孔教化非宗教 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
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後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
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貢獻在具體創造上，如禮樂制度之制作等。
孔子則似是于昔賢制作，大有所悟，從而推闡其理以教人。
道理之創發，自是更根本之貢獻，啟迪後人于無窮。
所以在後兩千多年的影響上說，孔子又遠大過周公。
為判定周孔教化是否宗教，首先要認清孔子為人及孔門學風。
孔子及其門徒之非宗教論者已多。
例如美國桑戴克(LynnThorndike)(世界文化史)一書所說就很好，他說： 孔子絕不自稱為神所使，或得神啟示，而且“子不語怪、力、亂、神。
” 孔子沒後，弟子亦未奉之為神。
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覺，但“學而不厭”，“過則勿憚改”。
孔子絕無避世之意，而周遊列國，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這對于宗教出世而說，孔子是世俗的)。
孔子嘗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其自表甚明。
在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中，曾說“唯有人的墳墓才是神的發祥地”，又說“若世上沒有死這回事，那亦就沒宗教了”。
這是絕妙而又精确的話。
世間最使人情志動搖不安之事，莫過于所親愛者之死和自己的死。
而同時生死之故，最渺茫難知。
所以它恰合于産生宗教的兩條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識方面則方便于宗教之建立。
然在宗教總脫不開生死鬼神這一套的，孔子偏不談它。
這就充分證明孔子不是宗教。
随着生死鬼神這一套而來的，是宗教上之罪福觀念，和祈禱禳祓之一切宗教行為。
但孔子對人之請禱，先後問他“有諸?”繼之則曰“丘之禱也久矣!”對人媚奧媚竈之問，則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備，在孔子有他一種精神，又為宗教所不能有。
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麼事該作，什麼事不該作，從理性上原自明白。
一時若不明白，試想一想看，終可明白。
因此孔子沒有獨斷的标準給人，而要人自己反省。
例如宰我嫌三年喪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
孔子絕不直斥其非，和婉地問他“食夫稻，衣夫錦，于汝安乎?”他回答曰“安”，便說：“汝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汝安，則為之!”說明理由，仍讓他自己判斷。
又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隻婉歎地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指出彼此之觀點，而不作斷案。
誰不知儒家極重禮，但你看他卻可如此随意拿來讨論改作；這就是宗教裡所萬不能有的事。
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禮，而往往因末節一點出入，引起兇争慘禍。
試舉一例，以資對照： 英王亨利第八曾親身審判信奉Zwingli主張之新教徒，并引據聖經以證明基督之血與肉，果然存在于儀節之中，乃定以死刑，用火焚而殺之。
1539年國會又通過法案曰“六條”(SixArticles)，宣言基督之血與肉公然存在于行聖餐禮時所用之面包與酒中，凡膽敢公然懷疑者，則以火焚之(下略)(見何炳松《中古歐洲史》第278頁) 這是何等迷信固執不通!在我們覺得可駭亦複可笑，其實在他們是不足怪的。
宗教上原是奉行神的教誡，不出于人的制作。
其标準為外在的，呆定的，絕對的。
若孔子教人所行之禮，則是人行其自己應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有如《禮記》之所說“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
其标準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動的。
照王治心先生《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中國古來崇信“天”之宗教觀念，沿至東周而有變化，至春秋戰國百家争鳴之時而分兩路。
儒家和道家，皆懷疑一路之代表；唯墨家則代表信仰一路。
道家老子莊子，顯然具有無神論及唯物論機械論之論調，儒家孔子雖沒有否定神之存在，而言語間模棱含糊，其神好像存于主觀而止。
所以墨子《非儒篇》譏評他們“無鬼而學祭禮”，是很切當的。
下傳至孟子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