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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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于中國缺乏宗教之故，常燕生先生嘗從地理曆史為之解說。
見于《國論》第三卷第十二三四期合刊《中國民族怎樣生存到現在》一文。
茲引錄于此，備參考。
中國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長于溫帶而非生長于熱帶的民族。
中國文化不起于肥饒的揚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于比較貧瘠的黃河平原。
原始的中國人……有史之初他們所處自然環境，是比較清苦的。
這裡沒有像尼羅河流域那樣定期泛濫，亦沒有像恒河平原那樣豐富的物産，黃河大約在古代已經不斷地給予兩岸居民以洪水的災害。
西北方山脈高度，擋不住沙漠吹來的冷風。
人類在洪水期間，就隻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裡去，和毒蛇猛獸争山林之利。
黃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較困難，知識變換的機會較少。
人們需要終日胼手胝足，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
因此沒有餘暇外之思。
像埃及和印度那樣宏大的宗教組織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發生想象豐富的神話文學，不能産于中國。
中國原始的宗教，大抵是于人事有關的神祗崇拜及巫術之類。
這樣，使中國老早已接受了現代世界“人”的觀念。
中國民族是第一個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國人的思想眼光，從未超過現實的地上生活，而夢想什麼未來的天國。
唐虞夏商的史實，未易詳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知道的，就是當時并沒有與政權并峙的教權，如埃及式的僧侶，猶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羅門，在中國史上還未發見有與之相等的宗教權力階級。
中國古代君主都是君而兼師的；他以政治領袖而兼理教務，其心思當然偏重在人事。
中國宗教始終不能發展到唯一絕對的大神觀念。
當然亦是教權不能淩駕政權之上的原因。
在宗教上的統一天國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統一帝國已經先建立起來；因此宗教的統治，便永不能再出現了。
商民族或許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
上帝之觀念，自淮河流域的商人帶來，加入中國文化系統，然而商民族與其先進的夏民族的關系，正和亞述人與巴比侖人的關系相似。
武力征服之後，文化上建設能力卻不充分，免不得沿襲其被征服民族文化遺産。
因此上帝觀念之輸入，不過使舊有宗教之上增加一個較大的神，而未能消滅或統治了原有的多神。
并且受了原始中國人實際思想之同化，所謂上帝已失天地之“天”的觀念合而為一。
因為中國古文化的特質，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之每一神祗，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實物(如天地山川等)。
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個最大物質的代表。
後來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遺裔——想替中國增設一個以上帝崇拜為中心的宗教，終歸沒有成功，似乎那時間已經太晚了。
此外王治心著《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于此問題亦有類似之解說。
又近見新出版《東方與西方》第一第二期有許思園《論宗教在中國不發達之原因》，唐君毅論《墨子與西方宗教精神》兩文，皆值得參看。
) 一宗教是什麼 宗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後來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西方人集團生活偏勝，各走一路。
西方之路，基督教實開之，中國之路則打從周孔教化來的，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山嶺。
凡此理緻，于上已露其端。
現在要繼續闡明的，是周孔教化及其影響于中國者，同時，對看基督教所予西洋之影響。
于此，必須一談宗教。
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且每依宗教為中心。
人群秩序及政治，導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識以至各種學術，亦無不導源于宗教。
并且至今尚有以宗教包辦一切的文化——西藏其一例。
不僅文化不甚高的時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托庇在一偉大宗教下，而孕育發展出來——近代歐美即其例。
我們知道，非有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統一，卻每都有賴一個大宗教。
宗教之漸失其重要，乃隻挽近之事耳。
蓋人類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誠不外那些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術、組織制度等。
但這些雖極占分量，卻隻居從屬地位。
居中心而為之主的，是其一種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價值判斷。
——此即是說，主要還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惡，何是何非，何去何從。
這裡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這裡辨其不同。
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在其從屬部分。
否則，此處不改，其他盡多變換，無關宏旨。
此人生态度或價值判斷寓于一切文化間，或隐或顯，無所不在，而尤以宗教、道德、禮俗、法律，這幾樣東西特為其寄寓之所。
道德、禮俗、法律皆屬後起，初時都蘊孕于宗教之中而不分，是即所以人類文化不能不以宗教開端，并依宗教作中心了。
人類文化之必造端于宗教尚自有故。
蓋最早之人群，社會關系甚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離之結構未著；然若分離零散則不成社會，亦将無文化，宗教于此，恰好有其統攝凝聚的功用。
此其一，又社會生活之進行，不能不賴有一種秩序，但群衆間互相了解，彼此同意，從理性而建立秩序，自不能期望于那時的人。
而且因沖動太強，民+攵/日不畏死，峻法嚴刑亦每每無用，建立秩序之道幾窮。
宗教恰好在此處，有其統攝馴服的功用。
此其二。
此兩種功用皆從一個要點來，即趁其在惶怖疑惑及種種不安之幻想中，而建立一共同信仰目标。
一共同相信目标既立，渙散的人群自能收攏凝聚，而同時宰制衆人調馴蠻性的種種方法，亦從而得到了。
宗教是什麼?此非一言可答。
但我們卻可指出，所有大大小小高下不等的種種宗教，有其共同之點，就是：一切宗教都從超絕于人類知識處立他的根據，而以人類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為事。
(1)(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90頁。
)分析之，可得兩點： 一、宗教必以對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為其事務； 二、宗教必以對于人的知識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據。
世間不拘何物，總是應于需要而有。
宗教之出現，即是為了人類情志不安而來。
人類情志方面，安或不安，強或弱，因時代變化而異。
所以自古訖今，宗教亦時盛時衰。
——這是從前一面看。
從後一面看：盡管宗教要在超絕于知識處立足，而如何立足法(如何形成其宗教)，卻必視乎其人之知識文化而定。
人類知識文化各時各地既大為不等，所以其宗教亦就高下不等。
據此而談，人類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是當然的。
因那時人類對于自然環境，一切不明白；由于不明白，亦就不能控制，由于不能控制，亦就受其威脅禍害，而情志遂日在惶怖不安之中。
同時，其隻能有極幼稚之迷信，極低等之宗教，亦是當然的，因那時人的知識文化，原隻能産生這個。
在此後，一般說來，人類對付自然之知能是進步了。
而天災雖減，人禍代興，情志不安的情形還是嚴重。
且其法律和道德雖漸漸有了，還不足以當文化中心之任，為了維持社會，發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
所以上古中古之世，宗教稱盛，必待有如歐洲近代文明者出現，局勢乃為之一變： 第一，科學發達，知識取迷信玄想而代之。
第二，征服自然之威力猛進，人類意态轉強。
第三，富于理智批評的精神，于信仰之不合理者漸難容認。
第四，人與人相需相待不可或離之結構，已從經濟上建築起來，而社會秩序則受成于政治。
此時作為文化之中心者，已漸在道德、禮俗暨法律。
第五，生活競争激烈，物質文明之誘惑亦多，人生疲于對外，一切模糊混過。
人們對于宗教之需要既遠不如前，而知見明利，又使宗教之安立倍難于前；于是從近代到今天，宗教之失勢，遂不可挽。
有的人，輕率推斷宗教後此将不複在人類文化中有其位置。
此證之以最近歐美有識之士，警覺于現代文明之危機者，又轉其眼光及興趣于宗教，而有以知其不然。
我們說到此，亦不能不更向深處說一說。
宗教是什麼?如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說： 宗教者，出世之謂也。
方人類文化之萌，而宗教萌焉；方宗教之萌，而出世之傾向萌焉。
人類之求生活傾向為正，為主，同時此出世傾向為反，為賓。
一正一反，一主一賓。
常相輔以維系生活而促進文化。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113頁) 本書前章亦曾提及： 人類的生命，具有相反之兩面：一面是從軀殼起念之傾向；又一面是傾向于超軀殼或反軀殼。
(中略)宗教正是代表後一傾向。
宗教的真根據，是在出世。
出世間者，世間之所托。
世間有限也，而托于無限；世間相對也，而托于絕對；世間生滅也，而托于不生滅。
超軀殼或反軀殼，無非出世傾向之異名。
這傾向，則為人類打開一般生物之锢閉性而有： (上略)蓋生物進化到人類，實開一異境；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對”之中，唯人類則以“有對”超進于“無對”——他一面還是站腳在“有對”，一面實又超“有對”而進于“無對”了。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342頁) 世間，出世間，非一非異，隔而不隔。
從乎有對則隔；從其無對則木隔——這些話隻是說在這裡，不及講明，講明待另成專書。
人總是若明若昧也，或直接或間接地，傾向于出世，若不容已，此亦不必皆形成宗教，而宗教之本，則在此。
費爾巴哈(L.Feuerbach)著《宗教之本質》一書，其第一章總括地說“依賴感乃是宗教的根源
見于《國論》第三卷第十二三四期合刊《中國民族怎樣生存到現在》一文。
茲引錄于此，備參考。
中國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長于溫帶而非生長于熱帶的民族。
中國文化不起于肥饒的揚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于比較貧瘠的黃河平原。
原始的中國人……有史之初他們所處自然環境，是比較清苦的。
這裡沒有像尼羅河流域那樣定期泛濫，亦沒有像恒河平原那樣豐富的物産，黃河大約在古代已經不斷地給予兩岸居民以洪水的災害。
西北方山脈高度，擋不住沙漠吹來的冷風。
人類在洪水期間，就隻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裡去，和毒蛇猛獸争山林之利。
黃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較困難，知識變換的機會較少。
人們需要終日胼手胝足，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
因此沒有餘暇外之思。
像埃及和印度那樣宏大的宗教組織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發生想象豐富的神話文學，不能産于中國。
中國原始的宗教，大抵是于人事有關的神祗崇拜及巫術之類。
這樣，使中國老早已接受了現代世界“人”的觀念。
中國民族是第一個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國人的思想眼光，從未超過現實的地上生活，而夢想什麼未來的天國。
唐虞夏商的史實，未易詳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知道的，就是當時并沒有與政權并峙的教權，如埃及式的僧侶，猶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羅門，在中國史上還未發見有與之相等的宗教權力階級。
中國古代君主都是君而兼師的；他以政治領袖而兼理教務，其心思當然偏重在人事。
中國宗教始終不能發展到唯一絕對的大神觀念。
當然亦是教權不能淩駕政權之上的原因。
在宗教上的統一天國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統一帝國已經先建立起來；因此宗教的統治，便永不能再出現了。
商民族或許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
上帝之觀念，自淮河流域的商人帶來，加入中國文化系統，然而商民族與其先進的夏民族的關系，正和亞述人與巴比侖人的關系相似。
武力征服之後，文化上建設能力卻不充分，免不得沿襲其被征服民族文化遺産。
因此上帝觀念之輸入，不過使舊有宗教之上增加一個較大的神，而未能消滅或統治了原有的多神。
并且受了原始中國人實際思想之同化，所謂上帝已失天地之“天”的觀念合而為一。
因為中國古文化的特質，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之每一神祗，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實物(如天地山川等)。
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個最大物質的代表。
後來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遺裔——想替中國增設一個以上帝崇拜為中心的宗教，終歸沒有成功，似乎那時間已經太晚了。
此外王治心著《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于此問題亦有類似之解說。
又近見新出版《東方與西方》第一第二期有許思園《論宗教在中國不發達之原因》，唐君毅論《墨子與西方宗教精神》兩文，皆值得參看。
) 一宗教是什麼 宗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後來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西方人集團生活偏勝，各走一路。
西方之路，基督教實開之，中國之路則打從周孔教化來的，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山嶺。
凡此理緻，于上已露其端。
現在要繼續闡明的，是周孔教化及其影響于中國者，同時，對看基督教所予西洋之影響。
于此，必須一談宗教。
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且每依宗教為中心。
人群秩序及政治，導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識以至各種學術，亦無不導源于宗教。
并且至今尚有以宗教包辦一切的文化——西藏其一例。
不僅文化不甚高的時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托庇在一偉大宗教下，而孕育發展出來——近代歐美即其例。
我們知道，非有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統一，卻每都有賴一個大宗教。
宗教之漸失其重要，乃隻挽近之事耳。
蓋人類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誠不外那些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術、組織制度等。
但這些雖極占分量，卻隻居從屬地位。
居中心而為之主的，是其一種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價值判斷。
——此即是說，主要還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惡，何是何非，何去何從。
這裡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這裡辨其不同。
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在其從屬部分。
否則，此處不改，其他盡多變換，無關宏旨。
此人生态度或價值判斷寓于一切文化間，或隐或顯，無所不在，而尤以宗教、道德、禮俗、法律，這幾樣東西特為其寄寓之所。
道德、禮俗、法律皆屬後起，初時都蘊孕于宗教之中而不分，是即所以人類文化不能不以宗教開端，并依宗教作中心了。
人類文化之必造端于宗教尚自有故。
蓋最早之人群，社會關系甚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離之結構未著；然若分離零散則不成社會，亦将無文化，宗教于此，恰好有其統攝凝聚的功用。
此其一，又社會生活之進行，不能不賴有一種秩序，但群衆間互相了解，彼此同意，從理性而建立秩序，自不能期望于那時的人。
而且因沖動太強，民+攵/日不畏死，峻法嚴刑亦每每無用，建立秩序之道幾窮。
宗教恰好在此處，有其統攝馴服的功用。
此其二。
此兩種功用皆從一個要點來，即趁其在惶怖疑惑及種種不安之幻想中，而建立一共同信仰目标。
一共同相信目标既立，渙散的人群自能收攏凝聚，而同時宰制衆人調馴蠻性的種種方法，亦從而得到了。
宗教是什麼?此非一言可答。
但我們卻可指出，所有大大小小高下不等的種種宗教，有其共同之點，就是：一切宗教都從超絕于人類知識處立他的根據，而以人類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為事。
(1)(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90頁。
)分析之，可得兩點： 一、宗教必以對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為其事務； 二、宗教必以對于人的知識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據。
世間不拘何物，總是應于需要而有。
宗教之出現，即是為了人類情志不安而來。
人類情志方面，安或不安，強或弱，因時代變化而異。
所以自古訖今，宗教亦時盛時衰。
——這是從前一面看。
從後一面看：盡管宗教要在超絕于知識處立足，而如何立足法(如何形成其宗教)，卻必視乎其人之知識文化而定。
人類知識文化各時各地既大為不等，所以其宗教亦就高下不等。
據此而談，人類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是當然的。
因那時人類對于自然環境，一切不明白；由于不明白，亦就不能控制，由于不能控制，亦就受其威脅禍害，而情志遂日在惶怖不安之中。
同時，其隻能有極幼稚之迷信，極低等之宗教，亦是當然的，因那時人的知識文化，原隻能産生這個。
在此後，一般說來，人類對付自然之知能是進步了。
而天災雖減，人禍代興，情志不安的情形還是嚴重。
且其法律和道德雖漸漸有了，還不足以當文化中心之任，為了維持社會，發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
所以上古中古之世，宗教稱盛，必待有如歐洲近代文明者出現，局勢乃為之一變： 第一，科學發達，知識取迷信玄想而代之。
第二，征服自然之威力猛進，人類意态轉強。
第三，富于理智批評的精神，于信仰之不合理者漸難容認。
第四，人與人相需相待不可或離之結構，已從經濟上建築起來，而社會秩序則受成于政治。
此時作為文化之中心者，已漸在道德、禮俗暨法律。
第五，生活競争激烈，物質文明之誘惑亦多，人生疲于對外，一切模糊混過。
人們對于宗教之需要既遠不如前，而知見明利，又使宗教之安立倍難于前；于是從近代到今天，宗教之失勢，遂不可挽。
有的人，輕率推斷宗教後此将不複在人類文化中有其位置。
此證之以最近歐美有識之士，警覺于現代文明之危機者，又轉其眼光及興趣于宗教，而有以知其不然。
我們說到此，亦不能不更向深處說一說。
宗教是什麼?如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說： 宗教者，出世之謂也。
方人類文化之萌，而宗教萌焉；方宗教之萌，而出世之傾向萌焉。
人類之求生活傾向為正，為主，同時此出世傾向為反，為賓。
一正一反，一主一賓。
常相輔以維系生活而促進文化。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113頁) 本書前章亦曾提及： 人類的生命，具有相反之兩面：一面是從軀殼起念之傾向；又一面是傾向于超軀殼或反軀殼。
(中略)宗教正是代表後一傾向。
宗教的真根據，是在出世。
出世間者，世間之所托。
世間有限也，而托于無限；世間相對也，而托于絕對；世間生滅也，而托于不生滅。
超軀殼或反軀殼，無非出世傾向之異名。
這傾向，則為人類打開一般生物之锢閉性而有： (上略)蓋生物進化到人類，實開一異境；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對”之中，唯人類則以“有對”超進于“無對”——他一面還是站腳在“有對”，一面實又超“有對”而進于“無對”了。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342頁) 世間，出世間，非一非異，隔而不隔。
從乎有對則隔；從其無對則木隔——這些話隻是說在這裡，不及講明，講明待另成專書。
人總是若明若昧也，或直接或間接地，傾向于出世，若不容已，此亦不必皆形成宗教，而宗教之本，則在此。
費爾巴哈(L.Feuerbach)著《宗教之本質》一書，其第一章總括地說“依賴感乃是宗教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