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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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倫理本位
即此缺乏集團生活，是中國人欹重家庭家族之由來，此外并不須其他解釋(如馮盧諸君所說者)。
蓋缺乏集國生活與欹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兩面，而非兩事。
這是既經上面種種指證中西社會生活之不同以後，十分明白的事。
是人類都有夫婦父子，即都有家庭；何為而中國人的家庭特見重要?家庭誠非中國人所獨有，而以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輕松若無物，家庭關系就自然特别顯著出了。
——抑且亦不得不着重而緊密起來。
西洋人未始無家庭，然而他們集團生活太嚴重太緊張，家庭關系遂為其所掩。
松于此者，緊于彼；此處顯，則彼處隐。
所以是一事而非兩事。
在緊張的集團中，團體要直接統制幹涉到個人；在個人有自覺時候，要争求其自由和在團體中的地位。
團體與個人這兩面是相待而立的，猶乎左之與右。
左以右見，右以左見。
在西洋既富于集團生活，所以個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
在中國因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個人問題。
團體與個人，在西洋俨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
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
我從前曾為表示中國西洋兩方社會生活之不同，作了兩個圖(1)(見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第54頁。
)，其第一圖如下： 這種不同實是中西文化路徑不同。
論者徒有見于近代産業興起，家庭生活失其重要，不複鞏固如前，同時個人之獨立自由，亦特著于近代思潮以後，其間互有因果關系，從而蔚成西洋近代國家；便設想個人隐沒于家庭，家庭生活呆重如中國者，當必為文化未進之征，而類同于西洋之中古。
于是就臆斷其為社會演進前後階段之不同。
他不從雙方曆史背景仔細比較以理解現在，而遽憑所見于後者以推論其前，焉得正确! 然則中國社會是否就一貫地是家庭本位呢?否，不然。
我們如其說，西洋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其顯例；而以西洋最近趨向為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其顯例。
那我們應當說 西洋中國 團體團體 家庭家庭 個人個人 中國西洋對照圖之一 圖例： 一、以字體大小表示其位置之輕重 二、以箭形線一往一複表示其直接互相關系 三、虛線則表示其關系不甚明确 中國是一“倫理本位的社會”。
“家族本位”這話不恰當，且亦不足以說明之。
隻有宗法社會可說是家族本位，此見甄克斯《社會通诠》。
中國卻早蛻出宗法社會，章太炎先生作《社會通诠商兌》嘗辨明之。
(1)(嚴先生據《社會通诠》以排滿為宗法思想。
章先生則據曆史指證春秋戰國許多不排外之事，以明中國早與宗法社會條件不合，參看本書第八章。
)要知：在社會與個人相互關系上，把重點放在個人者，是謂個人本位；同在此關系上而把重點放在社會者，是謂社會本位；皆從對待立言，顯示了其間存在的關系。
此時必須用“倫理本位”這話，乃顯示出中國社會間的關系而解答了重點問題。
若說家族本位既嫌狹隘，且嫌偏在一邊。
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如此則知，人生實存于各種關系之上。
此種種關系，即是種種倫理。
倫者，倫偶，正指人們彼此之相與。
相與之間，關系遂生。
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關系；故倫理首重家庭。
父母總是最先有的，再則有兄弟姊妹。
既長，則有夫婦，有子女；而宗教戚黨亦即由此而生。
出來到社會上，于教學則有師徒；于經濟則有東夥；于政治則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則有鄉鄰朋友。
随一個人年齡和生活之開展，而漸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遠數不盡的關系。
是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吾人親切相關之情，幾乎天倫骨肉，以至于一切相與之人，随其相與之深淺久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
因情而有義。
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
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與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
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
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
更為表示彼此親切，加重其情與義，則于師恒曰“師父”，而有“徒子徒孫”之說；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說；于鄉鄰朋友，則互以叔伯兄弟相呼。
舉整個社會各種關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
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有其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
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
——前說“中國人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
以倫理組織社會”者指此。
此種組織與團體組織是不合的。
它沒有邊界，不形成對抗。
恰相反，它由近以及遠，更引遠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劃?自古相傳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
試問何處宗法社會有此超曠意識?——宗法社會排他性最強，如隻是家族本位、宗法制度，怎配把中國民族在空間上恢拓這樣大，在時間上綿延這樣久?要知家族宗法之依稀猶存，正為其有遠超過這些者，而非就是這些。
那麼，其組織之重點又放在哪裡呢?此且看後文。
二倫理之于經濟 大抵社會組織，首在其經濟上表著出來。
西洋近代社會之所以為個人本位者，即因其财産為個人私有。
恩如父子而異财；親如夫婦而異财；偶爾通融，仍出以借貸方式。
兒子對父母，初無奉養責任；——社會無此觀念，法律無此規定。
(1)(但對于無謀生能力不能維持生活之父母，則民法上大都規定其子女有扶養之義務。
)父母年老而寓居其子之家，應付房租飯費。
其子或予免費，或減收若幹者，非恒例。
如同各人有其身體自由一樣，“财産自由”是受國家法律社會觀念所嚴格保障的。
反之，在社會本位的社會如蘇聯者，便是以土地和各種生産手段統歸社會所有。
倫理本位的社會于此，兩無所似。
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财産是不分的。
而且父母在堂，則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則祖孫三代都不分的，分則視為背理(古時且有禁)。
——是曰共财之義。
不過倫理感情是自然有親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實以分居為方便；故财不能終共。
于是弟兄之間，或近支親族間，便有分财之義。
初次是在分居時分财，分居後富者或再度分财與貧者。
親戚朋友鄰裡之間，彼此有無相通，是曰通财之義。
通财，在原則上是要償還的；蓋其分際又自不同。
然而作為周濟不責償，亦正是極普通情形。
還有遇到某種機會，施财亦是一種義務；則大概是倫理上關系最寬泛的了。
要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
此外，如許多祭田、義莊、義學等，為宗族間共有财産；如許多社倉、義倉、學田等，為鄉黨間共有财産；大都是作為救濟孤寡貧乏，和補助教育之用。
這本是從倫理負責觀念上，産生出來的一種措置和設備，卻與團體生活頗相近似了。
從某一點上來看，這種倫理的經濟生活，隐然亦有似一種共産。
不過它不是以一個團體行共産。
其相與為共的，視其倫理關系之親疏厚薄為準，愈親厚，愈要共，以次遞減。
同時亦要看這财産之大小，财産愈大，将愈為多數人之所共。
蓋無力負擔，人亦相諒；既有力量，則所負義務随之而寬。
此所以有“蛇大窟窿大”之諺語。
又說“有三家窮親戚，不算富；有三家闊親戚，不算貧”。
然則其财産不獨非個人有，非社會有，抑且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做凡在其倫理關系中者，都可有份的了，謂之“倫理本位的社會”，誰曰不宜? 中國法律早發達到極其精祥地步。
遠如唐律，其所規定且多有與現代各國法典相吻合者。
但各國法典所至詳之物權債權問題，中國幾千年卻一直是忽略的。
蓋正為社會組織從倫理情誼出發，人情為重，财物斯輕，此其一。
倫理因情而有義，中國法律一切基于義務觀念而立，不基于權利觀念，此其二。
明乎此，則對于物權債權之輕忽從略，自是當然的。
此一特征，恰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财産殆屬倫理所共有那句話。
再與西洋對照來看，像英美等國常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整年從國家領取救濟金維持生活，實為過去中國所未聞。
在他們非獨失業問題如此，什麼問題來了，都是課問政府。
因為西洋原是團體負責制。
中國則各人有問題時，各尋自己的關系，想辦法。
而由于其倫理組織，亦自有為之負責者。
因此，有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納于無形。
此次抗戰，在經濟上支撐八年，除以農村生活偏于自給自足，具有甚大伸縮力外，其大量知識分子和一部分中上階級之遷徙流離，卒得存活者，實大有賴于此倫理組織。
中外人士固多有能察識及此，而道之者。
随此社會經濟倫理化之結果，便是不趨向所謂“生産本位”的資本主義之路。
後面第十章當論之。
三倫理之于政治 就倫理組織說，既由近以及遠，更引遠而入近，故爾無邊界無對抗。
無邊界無對抗，故無中樞，亦即非團體。
非團體，即無政治，政治非他，不外團體公共之事而已。
但一家族卻可自成範圍而有其中樞，有其公共事務即政治。
不過這按之前說集團生活三條件(見第四章)，不算真團體。
中國過去之鄉治與國政大抵都是本于這種方式。
舊日中國之政治構造，比國君為大宗子，稱地方官為父母，視一國如一大家庭。
所以說“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而為政則在乎“如保赤子”。
自古相傳，二三千年一直是這樣。
這樣，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間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民與國家之團體關系。
因而在中國，就沒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
一般國家罔非階級統治；階級統治是立體的，而倫理關系則是平面的。
雖事實逼迫到中國要形成一個國家，然條件既不合(後詳)，觀念亦異。
于是一般國家之階級統治，在這裡不免隐晦或消融了。
不但整個政治構造，納于倫理關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與途術，亦無不出于倫理歸于倫理者。
福利與進步，為西洋政治上要求所在；中國無此觀念。
中國的理想是“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倫理關系上都各自作到好處(所謂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養生送死而無憾。
至于途述呢，則中國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說。
近代西洋人不是相信。
從人人之開明的利己心可使社會福利自然增進不已嗎?這正好相比。
這是就：從人人之孝弟于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故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
兩方目标雖不同，然其都取放任而不主幹涉又卻相近。
孟德斯鸠《法意》上有兩三段話，大緻不差： (前略)是故支那孝之為義，不自事親而止也，蓋資于事親而百行作始。
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于所親表其年德者，皆将為孝敬之所存。
則長年也，主人也，官長也，君上也，且從此而有報施之義焉。
以其子之孝也，故其親不可以不慈。
而長年之于稚幼，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對待而起義。
凡此謂之倫理；凡此謂之禮經。
倫理、禮經，而支那所以立國者胥在此。
(嚴譯本十九卷十九章) 支那之聖賢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向，曰惟吾國安且治而已。
夫如此，故欲其民之相敬。
知其身之倚于社會而交于國人者，有不容已之義務也，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從而起矣。
是以其民雖在草澤州裡之間，其所服習之儀容殆與居上位者無攸異也。
因之其民為氣柔而為志遜，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
懲忿窒欲，期戾氣之常屏而莫由生。
(十九卷十六章) (前略)而支那政家所為尚不止此。
彼方合宗教法典儀文習俗四者，于一爐而治之。
凡此皆民之行誼也，皆民之道德也，總是四者之科條，而一言以括之曰禮。
使上下由禮而無違，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
此其大道也，幼而學之，學于是也。
壯而行之，行于是也。
教之以一國之師儒，督之以一國之官宰。
舉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
使為上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為極盛。
(十九卷十七章)。
四倫理有宗教之用 中國人似從倫理生活中，深深嘗得人生趣味。
像孟子所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注：“樂則生矣”，謂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遇者；所謂“惡可已”也。
其又盛，則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固然其中或有教化設施的理想，個人修養的境界，不是人人現所嘗得的。
然其可能有此深醇樂趣，則信而不誣。
普通人所嘗得者不過如俗語“居家自有天倫樂”，而因其有更深意味之可求，幾千年中國人生就向此走去而不回頭了。
反之，鳏、寡、孤、獨，自古看做人生之最苦，謂曰“無告”。
此無告二字，頗可玩味。
“無告”，是無所告訴，何以無所告訴，便為最苦?固然有得不到援助之意，而要緊尚不在援助之有無，要在有與我情親如一體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間尤相依以為安慰。
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癢，彼此相體念。
——此即所謂“親人”，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者之悲，悲而不傷。
蓋得心理共鳴，衷情發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潑之理。
所以疾苦一經訴說，不待解救，其苦已殺也。
西洋親子異居，幾為定例；夫婦離合，視同尋常。
直是不孤而孤之，不獨而獨之；不務于相守，而恒相離；我以為變，彼以為常。
藉此不同的習俗，而中國人情之所尚，更可見。
同時又因為中國是職業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詳後)之故，每一家人在社會中地位可能有很大升降，這給予家庭倫理以極大鼓勵作用。
一家人(包含成年的兒子和兄弟)，總是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
就從這裡，人生的意義好像被他們尋得了。
何以能如此?其中有幾點道理：(一)他們是在共同努力中。
如所謂：“三兄四弟一條心，門前土地變黃金”、“家和萬事興”一類諺語，皆由此而流行。
熙熙融融，協力合作，最能使人心境開豁，忘了自己此時縱然處境艱難，大家吃些苦，正亦樂而忘苦了。
(二)所努力者，不是一己的事，而是為了老少全家，乃至為了先人為了後代。
或者是光大門庭，顯揚父母；或者是繼志述事，無墜家聲；或者積德積财，以遺子孫。
這其中可能意味嚴肅、隆重、崇高、正大，随各人學養而認識深淺不同。
但至少，在他們都有一種神聖般的義務感。
在盡了他們義務的時候，睡覺亦是魂夢安穩的。
(三)同時，在他們面前都有一遠景，常常在鼓勵他們工作。
當其厭倦于人生之時，總是在這裡面(義務感和遠景)重新取得活力，而又奮勉
蓋缺乏集國生活與欹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兩面，而非兩事。
這是既經上面種種指證中西社會生活之不同以後，十分明白的事。
是人類都有夫婦父子，即都有家庭；何為而中國人的家庭特見重要?家庭誠非中國人所獨有，而以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輕松若無物，家庭關系就自然特别顯著出了。
——抑且亦不得不着重而緊密起來。
西洋人未始無家庭，然而他們集團生活太嚴重太緊張，家庭關系遂為其所掩。
松于此者，緊于彼；此處顯，則彼處隐。
所以是一事而非兩事。
在緊張的集團中，團體要直接統制幹涉到個人；在個人有自覺時候，要争求其自由和在團體中的地位。
團體與個人這兩面是相待而立的，猶乎左之與右。
左以右見，右以左見。
在西洋既富于集團生活，所以個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
在中國因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個人問題。
團體與個人，在西洋俨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
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
我從前曾為表示中國西洋兩方社會生活之不同，作了兩個圖(1)(見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第54頁。
)，其第一圖如下： 這種不同實是中西文化路徑不同。
論者徒有見于近代産業興起，家庭生活失其重要，不複鞏固如前，同時個人之獨立自由，亦特著于近代思潮以後，其間互有因果關系，從而蔚成西洋近代國家；便設想個人隐沒于家庭，家庭生活呆重如中國者，當必為文化未進之征，而類同于西洋之中古。
于是就臆斷其為社會演進前後階段之不同。
他不從雙方曆史背景仔細比較以理解現在，而遽憑所見于後者以推論其前，焉得正确! 然則中國社會是否就一貫地是家庭本位呢?否，不然。
我們如其說，西洋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其顯例；而以西洋最近趨向為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其顯例。
那我們應當說 西洋中國 團體團體 家庭家庭 個人個人 中國西洋對照圖之一 圖例： 一、以字體大小表示其位置之輕重 二、以箭形線一往一複表示其直接互相關系 三、虛線則表示其關系不甚明确 中國是一“倫理本位的社會”。
“家族本位”這話不恰當，且亦不足以說明之。
隻有宗法社會可說是家族本位，此見甄克斯《社會通诠》。
中國卻早蛻出宗法社會，章太炎先生作《社會通诠商兌》嘗辨明之。
(1)(嚴先生據《社會通诠》以排滿為宗法思想。
章先生則據曆史指證春秋戰國許多不排外之事，以明中國早與宗法社會條件不合，參看本書第八章。
)要知：在社會與個人相互關系上，把重點放在個人者，是謂個人本位；同在此關系上而把重點放在社會者，是謂社會本位；皆從對待立言，顯示了其間存在的關系。
此時必須用“倫理本位”這話，乃顯示出中國社會間的關系而解答了重點問題。
若說家族本位既嫌狹隘，且嫌偏在一邊。
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如此則知，人生實存于各種關系之上。
此種種關系，即是種種倫理。
倫者，倫偶，正指人們彼此之相與。
相與之間，關系遂生。
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關系；故倫理首重家庭。
父母總是最先有的，再則有兄弟姊妹。
既長，則有夫婦，有子女；而宗教戚黨亦即由此而生。
出來到社會上，于教學則有師徒；于經濟則有東夥；于政治則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則有鄉鄰朋友。
随一個人年齡和生活之開展，而漸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遠數不盡的關系。
是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吾人親切相關之情，幾乎天倫骨肉，以至于一切相與之人，随其相與之深淺久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
因情而有義。
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
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與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
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
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
更為表示彼此親切，加重其情與義，則于師恒曰“師父”，而有“徒子徒孫”之說；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說；于鄉鄰朋友，則互以叔伯兄弟相呼。
舉整個社會各種關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
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有其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
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
——前說“中國人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
以倫理組織社會”者指此。
此種組織與團體組織是不合的。
它沒有邊界，不形成對抗。
恰相反，它由近以及遠，更引遠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劃?自古相傳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
試問何處宗法社會有此超曠意識?——宗法社會排他性最強，如隻是家族本位、宗法制度，怎配把中國民族在空間上恢拓這樣大，在時間上綿延這樣久?要知家族宗法之依稀猶存，正為其有遠超過這些者，而非就是這些。
那麼，其組織之重點又放在哪裡呢?此且看後文。
二倫理之于經濟 大抵社會組織，首在其經濟上表著出來。
西洋近代社會之所以為個人本位者，即因其财産為個人私有。
恩如父子而異财；親如夫婦而異财；偶爾通融，仍出以借貸方式。
兒子對父母，初無奉養責任；——社會無此觀念，法律無此規定。
(1)(但對于無謀生能力不能維持生活之父母，則民法上大都規定其子女有扶養之義務。
)父母年老而寓居其子之家，應付房租飯費。
其子或予免費，或減收若幹者，非恒例。
如同各人有其身體自由一樣，“财産自由”是受國家法律社會觀念所嚴格保障的。
反之，在社會本位的社會如蘇聯者，便是以土地和各種生産手段統歸社會所有。
倫理本位的社會于此，兩無所似。
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财産是不分的。
而且父母在堂，則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則祖孫三代都不分的，分則視為背理(古時且有禁)。
——是曰共财之義。
不過倫理感情是自然有親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實以分居為方便；故财不能終共。
于是弟兄之間，或近支親族間，便有分财之義。
初次是在分居時分财，分居後富者或再度分财與貧者。
親戚朋友鄰裡之間，彼此有無相通，是曰通财之義。
通财，在原則上是要償還的；蓋其分際又自不同。
然而作為周濟不責償，亦正是極普通情形。
還有遇到某種機會，施财亦是一種義務；則大概是倫理上關系最寬泛的了。
要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
此外，如許多祭田、義莊、義學等，為宗族間共有财産；如許多社倉、義倉、學田等，為鄉黨間共有财産；大都是作為救濟孤寡貧乏，和補助教育之用。
這本是從倫理負責觀念上，産生出來的一種措置和設備，卻與團體生活頗相近似了。
從某一點上來看，這種倫理的經濟生活，隐然亦有似一種共産。
不過它不是以一個團體行共産。
其相與為共的，視其倫理關系之親疏厚薄為準，愈親厚，愈要共，以次遞減。
同時亦要看這财産之大小，财産愈大，将愈為多數人之所共。
蓋無力負擔，人亦相諒；既有力量，則所負義務随之而寬。
此所以有“蛇大窟窿大”之諺語。
又說“有三家窮親戚，不算富；有三家闊親戚，不算貧”。
然則其财産不獨非個人有，非社會有，抑且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做凡在其倫理關系中者，都可有份的了，謂之“倫理本位的社會”，誰曰不宜? 中國法律早發達到極其精祥地步。
遠如唐律，其所規定且多有與現代各國法典相吻合者。
但各國法典所至詳之物權債權問題，中國幾千年卻一直是忽略的。
蓋正為社會組織從倫理情誼出發，人情為重，财物斯輕，此其一。
倫理因情而有義，中國法律一切基于義務觀念而立，不基于權利觀念，此其二。
明乎此，則對于物權債權之輕忽從略，自是當然的。
此一特征，恰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财産殆屬倫理所共有那句話。
再與西洋對照來看，像英美等國常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整年從國家領取救濟金維持生活，實為過去中國所未聞。
在他們非獨失業問題如此，什麼問題來了，都是課問政府。
因為西洋原是團體負責制。
中國則各人有問題時，各尋自己的關系，想辦法。
而由于其倫理組織，亦自有為之負責者。
因此，有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納于無形。
此次抗戰，在經濟上支撐八年，除以農村生活偏于自給自足，具有甚大伸縮力外，其大量知識分子和一部分中上階級之遷徙流離，卒得存活者，實大有賴于此倫理組織。
中外人士固多有能察識及此，而道之者。
随此社會經濟倫理化之結果，便是不趨向所謂“生産本位”的資本主義之路。
後面第十章當論之。
三倫理之于政治 就倫理組織說，既由近以及遠，更引遠而入近，故爾無邊界無對抗。
無邊界無對抗，故無中樞，亦即非團體。
非團體，即無政治，政治非他，不外團體公共之事而已。
但一家族卻可自成範圍而有其中樞，有其公共事務即政治。
不過這按之前說集團生活三條件(見第四章)，不算真團體。
中國過去之鄉治與國政大抵都是本于這種方式。
舊日中國之政治構造，比國君為大宗子，稱地方官為父母，視一國如一大家庭。
所以說“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而為政則在乎“如保赤子”。
自古相傳，二三千年一直是這樣。
這樣，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間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民與國家之團體關系。
因而在中國，就沒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
一般國家罔非階級統治；階級統治是立體的，而倫理關系則是平面的。
雖事實逼迫到中國要形成一個國家，然條件既不合(後詳)，觀念亦異。
于是一般國家之階級統治，在這裡不免隐晦或消融了。
不但整個政治構造，納于倫理關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與途術，亦無不出于倫理歸于倫理者。
福利與進步，為西洋政治上要求所在；中國無此觀念。
中國的理想是“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倫理關系上都各自作到好處(所謂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養生送死而無憾。
至于途述呢，則中國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說。
近代西洋人不是相信。
從人人之開明的利己心可使社會福利自然增進不已嗎?這正好相比。
這是就：從人人之孝弟于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故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
兩方目标雖不同，然其都取放任而不主幹涉又卻相近。
孟德斯鸠《法意》上有兩三段話，大緻不差： (前略)是故支那孝之為義，不自事親而止也，蓋資于事親而百行作始。
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于所親表其年德者，皆将為孝敬之所存。
則長年也，主人也，官長也，君上也，且從此而有報施之義焉。
以其子之孝也，故其親不可以不慈。
而長年之于稚幼，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對待而起義。
凡此謂之倫理；凡此謂之禮經。
倫理、禮經，而支那所以立國者胥在此。
(嚴譯本十九卷十九章) 支那之聖賢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向，曰惟吾國安且治而已。
夫如此，故欲其民之相敬。
知其身之倚于社會而交于國人者，有不容已之義務也，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從而起矣。
是以其民雖在草澤州裡之間，其所服習之儀容殆與居上位者無攸異也。
因之其民為氣柔而為志遜，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
懲忿窒欲，期戾氣之常屏而莫由生。
(十九卷十六章) (前略)而支那政家所為尚不止此。
彼方合宗教法典儀文習俗四者，于一爐而治之。
凡此皆民之行誼也，皆民之道德也，總是四者之科條，而一言以括之曰禮。
使上下由禮而無違，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
此其大道也，幼而學之，學于是也。
壯而行之，行于是也。
教之以一國之師儒，督之以一國之官宰。
舉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
使為上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為極盛。
(十九卷十七章)。
四倫理有宗教之用 中國人似從倫理生活中，深深嘗得人生趣味。
像孟子所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注：“樂則生矣”，謂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遇者；所謂“惡可已”也。
其又盛，則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固然其中或有教化設施的理想，個人修養的境界，不是人人現所嘗得的。
然其可能有此深醇樂趣，則信而不誣。
普通人所嘗得者不過如俗語“居家自有天倫樂”，而因其有更深意味之可求，幾千年中國人生就向此走去而不回頭了。
反之，鳏、寡、孤、獨，自古看做人生之最苦，謂曰“無告”。
此無告二字，頗可玩味。
“無告”，是無所告訴，何以無所告訴，便為最苦?固然有得不到援助之意，而要緊尚不在援助之有無，要在有與我情親如一體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間尤相依以為安慰。
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癢，彼此相體念。
——此即所謂“親人”，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者之悲，悲而不傷。
蓋得心理共鳴，衷情發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潑之理。
所以疾苦一經訴說，不待解救，其苦已殺也。
西洋親子異居，幾為定例；夫婦離合，視同尋常。
直是不孤而孤之，不獨而獨之；不務于相守，而恒相離；我以為變，彼以為常。
藉此不同的習俗，而中國人情之所尚，更可見。
同時又因為中國是職業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詳後)之故，每一家人在社會中地位可能有很大升降，這給予家庭倫理以極大鼓勵作用。
一家人(包含成年的兒子和兄弟)，總是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
就從這裡，人生的意義好像被他們尋得了。
何以能如此?其中有幾點道理：(一)他們是在共同努力中。
如所謂：“三兄四弟一條心，門前土地變黃金”、“家和萬事興”一類諺語，皆由此而流行。
熙熙融融，協力合作，最能使人心境開豁，忘了自己此時縱然處境艱難，大家吃些苦，正亦樂而忘苦了。
(二)所努力者，不是一己的事，而是為了老少全家，乃至為了先人為了後代。
或者是光大門庭，顯揚父母；或者是繼志述事，無墜家聲；或者積德積财，以遺子孫。
這其中可能意味嚴肅、隆重、崇高、正大，随各人學養而認識深淺不同。
但至少，在他們都有一種神聖般的義務感。
在盡了他們義務的時候，睡覺亦是魂夢安穩的。
(三)同時，在他們面前都有一遠景，常常在鼓勵他們工作。
當其厭倦于人生之時，總是在這裡面(義務感和遠景)重新取得活力，而又奮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