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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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一面含有合法的權力。
它一面照顧到消費者之公衆利益，一面基于生産者自身的要求。
其詳情各處不一，此可不述。
所不可不知者，就是他們團結之固幹涉之強進而形成一種力量，伸入地方政治，操持地方政治，絕非中國商人工人所能夢見。
大約某地某業之基爾特，即為當地此行業之壟斷性團體，不輕易給人參加的機會。
收學徒亦有嚴格規定，高其年限，并限制每一師傅收極少人數，既以排他而保護其同業利益，就不得不杜絕内部之有自由行動、自由競争之事，而嚴密其監視，加強其幹涉。
更為其不緻以獨占而妨礙消費者公衆利益，引起不平；所以同時力求貨真價實，公開交易，而不許偷工減料與過分利得。
如此則必需監視與幹涉之事更多，所以就逐漸發展出來極煩瑣極拘泥的無數條規，成功其一套極周到之管理技術。
而為執行其管理，基爾特自身便俨然成一小政府了。
它有選舉之領袖職員，有行政之組織及各種會議，有自治之規約，有其财政及金庫，有裁決争議之法庭。
再則，論其組織自是基于經濟意義而來；但當時任何組織卻總離不了宗教。
所以基爾特，除有經濟的機能外，複有其種種之社會的機能。
各業多各有其守護神，及節日聚餐、遊行賽會、共同娛樂、種種社交；對于貧病死喪、互相顧恤。
他們各有其旗幟，甚至還穿着特殊服裝。
(1)(以上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許譯《英國社會經濟史》，徐譯《德國社會經濟史》，陳譯《中古及近代文化史》，馮譯《世界文化史》，均商務出版。
又伍譯《中古世界史》，世界書局出版。
) 這裡更有些好的佐證： 使梓人丙為丁築室而不堅，俄而圮焉。
不獨丙償之也，丙之同行當共償之。
使賈人庚有逋于辛，辛之索者不獨于庚也，庚之同社皆可以索，古俗民之相聯系以為責任有如此者。
所最怪者，則古商賈行社所有之執抵權利，行于中葉。
假如有倫敦商負伯明罕商債，不以時還。
設于時，倫敦有他商在伯明罕者，則執其貨以抵前負；以其同行社故。
(見嚴譯《社會通诠》國家刑法權分第十一) 這好比說，如其你我兩家同在天津一個同業公會，我在上海欠他家的債，而你的貨物到上海，卻會被他扣來作抵，視你我如一家。
那麼，當時一個同業公會組織之密且強，事實豈不甚明! 試問：這與馮友蘭先生書中，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有無相似處? 五近代社會之萌芽 在彼時一同興起者，是城市自治體，通稱“自由都市”。
基爾特是一些職業組織；城市自治體是地方組織。
亦可說，基爾特是一些經濟組織；自主城市是籠罩于其上的政治組織。
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皆以城市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的“都市文明”；隻有中古不是。
但中古後半期，即十一世紀末期十二世紀初期，工商業和城市逐漸複興，便由此以渡進到近代了。
工商業及城市之複興，在色彩上亦在事實上，為一種對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将其颠覆為止。
這種反功勢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氣”。
如史家所說，工商業人多是從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興起，都是對封建諸侯之和平的或武力的反抗。
他們(工商業人)都是“自由人”為一嶄新階級。
其意味，直與一個人進身為僧侶，或進身為騎士，相近似；即所謂“布爾喬亞”者是。
但他們必須結成有力團體，始能自存，始能反攻而達成其曆史任務。
這團體，便是上面說的兩種組織；兩種組織互有助長作用，而同為他們所憑借。
在團體作用上說，基爾特對内幹涉較強，自主城市對外之抵抗較強。
二者同為集團生活之好例，後者更為進步的團體生活之導源。
城市複興之初，各地莫不趨向自主(大抵皆先備城防，特設司法)，但其後來成就則等差不齊。
極盛時期，有些大城市俨同一個獨立國家，有主權，有海陸軍隊，對内施行統治，對外宣戰媾和。
他們不獨講求其市政，并且講求外交。
據說今日國際間一些外交方式和技術，還是沿自那時的。
臨末入于近代以來，各民族國家一個一個成立，許多城市先後并合在内，而保有一種地方自治。
如日耳曼境内漢堡等三大都市，直遲至十九世紀初乃并入德國。
假若除去初興及監末不論，中間至少約四百年，為這些數不清的城邦與封建諸侯相争，又彼此間争鋒之時。
中古歐洲千餘年擾攘，其後半期當以此為有力因素。
近代西洋人的國家意識及其愛國心情，首先養成于這範圍較小而親切确實的地方，而後擴大起來到民族國家。
特别是他們的政治能力(組織國家的能力)，都在這裡養成。
前段隻說了基督教如何引起鬥争，予集團生活以血的鍛煉；而于基督教自身之團體組織，還沒有說。
然而這裡卻是西方人學得了團體組織之本。
第一，于此确識個人隸屬團體，團體直轄個人。
第二，于此公認團體中個個人都是同等的。
此其重要，可說非常重要。
中國所缺乏的，就是這個。
——就是沒有機會有此認識。
至于教會内部組織從大單位到小單位自成系統，此可不叙。
我們隻引錄何炳松教授《中古歐洲史》第十六章之一段話于此： 自羅馬帝國西部瓦解以後，西部歐洲制度之最永久而且最有勢力者，莫過于基督教之教會。
(中略)中古史而無教會，則将空無一物矣。
(1)(何炳松《中古歐洲中》，商務出版。
此段首句采自第25頁。
以下見第127頁及129頁。
) 中古教會與近世教會(無論新教或舊教)，絕不相同，言其著者，可得四端： 第一，中古時代無論何人均屬于教會，正如今日無論何人均屬于國家一樣。
無論何人不得叛離；不忠于教會者可以死刑處之。
第二，中古教會除廣擁土地外，并享有教稅。
凡教徒均有納稅之義務，正與今日吾人捐輸國稅者同。
第三，中古教會實無異國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并有監獄，有定人終身監禁之罪之權。
第四，中古教會不但執行國家之職務，且有國家之組織。
教皇為最高立法者，亦為最高司法者，統治西部歐洲一帶之教會，政務殷繁。
凡教皇内閣閣員及其他官吏合而為“教皇之朝廷”(Curia)，各地教會文書往來，以拉丁文為其統一之文字。
引尋這一段話的用意，隻在讓人想見彼時教會之強大，生息于其中之西方人将受到怎樣的教訓與磨煉。
它一面照顧到消費者之公衆利益，一面基于生産者自身的要求。
其詳情各處不一，此可不述。
所不可不知者，就是他們團結之固幹涉之強進而形成一種力量，伸入地方政治，操持地方政治，絕非中國商人工人所能夢見。
大約某地某業之基爾特，即為當地此行業之壟斷性團體，不輕易給人參加的機會。
收學徒亦有嚴格規定，高其年限，并限制每一師傅收極少人數，既以排他而保護其同業利益，就不得不杜絕内部之有自由行動、自由競争之事，而嚴密其監視，加強其幹涉。
更為其不緻以獨占而妨礙消費者公衆利益，引起不平；所以同時力求貨真價實，公開交易，而不許偷工減料與過分利得。
如此則必需監視與幹涉之事更多，所以就逐漸發展出來極煩瑣極拘泥的無數條規，成功其一套極周到之管理技術。
而為執行其管理，基爾特自身便俨然成一小政府了。
它有選舉之領袖職員，有行政之組織及各種會議，有自治之規約，有其财政及金庫，有裁決争議之法庭。
再則，論其組織自是基于經濟意義而來；但當時任何組織卻總離不了宗教。
所以基爾特，除有經濟的機能外，複有其種種之社會的機能。
各業多各有其守護神，及節日聚餐、遊行賽會、共同娛樂、種種社交；對于貧病死喪、互相顧恤。
他們各有其旗幟，甚至還穿着特殊服裝。
(1)(以上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許譯《英國社會經濟史》，徐譯《德國社會經濟史》，陳譯《中古及近代文化史》，馮譯《世界文化史》，均商務出版。
又伍譯《中古世界史》，世界書局出版。
) 這裡更有些好的佐證： 使梓人丙為丁築室而不堅，俄而圮焉。
不獨丙償之也，丙之同行當共償之。
使賈人庚有逋于辛，辛之索者不獨于庚也，庚之同社皆可以索，古俗民之相聯系以為責任有如此者。
所最怪者，則古商賈行社所有之執抵權利，行于中葉。
假如有倫敦商負伯明罕商債，不以時還。
設于時，倫敦有他商在伯明罕者，則執其貨以抵前負；以其同行社故。
(見嚴譯《社會通诠》國家刑法權分第十一) 這好比說，如其你我兩家同在天津一個同業公會，我在上海欠他家的債，而你的貨物到上海，卻會被他扣來作抵，視你我如一家。
那麼，當時一個同業公會組織之密且強，事實豈不甚明! 試問：這與馮友蘭先生書中，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有無相似處? 五近代社會之萌芽 在彼時一同興起者，是城市自治體，通稱“自由都市”。
基爾特是一些職業組織；城市自治體是地方組織。
亦可說，基爾特是一些經濟組織；自主城市是籠罩于其上的政治組織。
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皆以城市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的“都市文明”；隻有中古不是。
但中古後半期，即十一世紀末期十二世紀初期，工商業和城市逐漸複興，便由此以渡進到近代了。
工商業及城市之複興，在色彩上亦在事實上，為一種對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将其颠覆為止。
這種反功勢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氣”。
如史家所說，工商業人多是從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興起，都是對封建諸侯之和平的或武力的反抗。
他們(工商業人)都是“自由人”為一嶄新階級。
其意味，直與一個人進身為僧侶，或進身為騎士，相近似；即所謂“布爾喬亞”者是。
但他們必須結成有力團體，始能自存，始能反攻而達成其曆史任務。
這團體，便是上面說的兩種組織；兩種組織互有助長作用，而同為他們所憑借。
在團體作用上說，基爾特對内幹涉較強，自主城市對外之抵抗較強。
二者同為集團生活之好例，後者更為進步的團體生活之導源。
城市複興之初，各地莫不趨向自主(大抵皆先備城防，特設司法)，但其後來成就則等差不齊。
極盛時期，有些大城市俨同一個獨立國家，有主權，有海陸軍隊，對内施行統治，對外宣戰媾和。
他們不獨講求其市政，并且講求外交。
據說今日國際間一些外交方式和技術，還是沿自那時的。
臨末入于近代以來，各民族國家一個一個成立，許多城市先後并合在内，而保有一種地方自治。
如日耳曼境内漢堡等三大都市，直遲至十九世紀初乃并入德國。
假若除去初興及監末不論，中間至少約四百年，為這些數不清的城邦與封建諸侯相争，又彼此間争鋒之時。
中古歐洲千餘年擾攘，其後半期當以此為有力因素。
近代西洋人的國家意識及其愛國心情，首先養成于這範圍較小而親切确實的地方，而後擴大起來到民族國家。
特别是他們的政治能力(組織國家的能力)，都在這裡養成。
前段隻說了基督教如何引起鬥争，予集團生活以血的鍛煉；而于基督教自身之團體組織，還沒有說。
然而這裡卻是西方人學得了團體組織之本。
第一，于此确識個人隸屬團體，團體直轄個人。
第二，于此公認團體中個個人都是同等的。
此其重要，可說非常重要。
中國所缺乏的，就是這個。
——就是沒有機會有此認識。
至于教會内部組織從大單位到小單位自成系統，此可不叙。
我們隻引錄何炳松教授《中古歐洲史》第十六章之一段話于此： 自羅馬帝國西部瓦解以後，西部歐洲制度之最永久而且最有勢力者，莫過于基督教之教會。
(中略)中古史而無教會，則将空無一物矣。
(1)(何炳松《中古歐洲中》，商務出版。
此段首句采自第25頁。
以下見第127頁及129頁。
) 中古教會與近世教會(無論新教或舊教)，絕不相同，言其著者，可得四端： 第一，中古時代無論何人均屬于教會，正如今日無論何人均屬于國家一樣。
無論何人不得叛離；不忠于教會者可以死刑處之。
第二，中古教會除廣擁土地外，并享有教稅。
凡教徒均有納稅之義務，正與今日吾人捐輸國稅者同。
第三，中古教會實無異國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并有監獄，有定人終身監禁之罪之權。
第四，中古教會不但執行國家之職務，且有國家之組織。
教皇為最高立法者，亦為最高司法者，統治西部歐洲一帶之教會，政務殷繁。
凡教皇内閣閣員及其他官吏合而為“教皇之朝廷”(Curia)，各地教會文書往來，以拉丁文為其統一之文字。
引尋這一段話的用意，隻在讓人想見彼時教會之強大，生息于其中之西方人将受到怎樣的教訓與磨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