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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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月旗與十字架之敵對，而驟告斷絕。
古代經濟遭蠻族殘侵而猶存者，乃于是而潰滅。
八世紀以來，商業衰歇，商人消逝，都市生活亦同歸沒落。
繼羅馬金币而起之新币制，即是與古代經濟或去地中海經濟斷絕關系的證據。
同時多腦河、易北河、紮勒河可能的交通，恰都生阻，亦不能有常規的貿易。
整個西歐，自8世紀末反撥到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
社會生存，完全建築在土地占有上。
國家的軍事制度，行政制度，因之而弛散分解，最高主權便無法保障。
其政治上封建制度之形成，蓋又基于此經濟事實。
(1)(具見HenriPirenne著《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胡伊默譯本，商務出版。
)于此時，那些封建制度下經濟自給自足的大小單位，恰又不期而然構成集團的生活。
所以這一倒退或頓挫，正給歐洲人以培養集團生活之良好機會。
其後，商業複興，都市再起，則于既經養成的集團生活，又啟其進步之機。
——這是後話，而亦就是前面我們所說“進步的團體生活”之由來。
首尾過程，宛然在目。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農業社會，千餘年間前後自有許多變化，各地方尤難盡同。
然一般說，就是大地産和莊園制度。
茲參考各書略述如次。
據說，大地産平均約包含三百個農場(田舍)或一萬英畝，以至更多。
他們都是教會或修道院或貴族之所有。
如此廣大田地，不易接連一起，有時分散很遠。
雖分散，但具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
在昔商業能運銷其生産品，都市提供其日用品時，它以生産兼消費之雙重資格參加一般經濟活動。
此時商業中斷，每一大地産構成如人們所稱呼“閉關的大地産經濟”，耕作所需器具，家人所需衣物，都要設立作坊自行生産。
全部地産常區分為若幹部分，每部分或不止一村莊，而在一莊園(manor)管轄之下。
莊園不僅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是一集體社會。
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而以其地主為首領。
居民不僅是地主的佃農，更且是他的臣民。
從農業上說，卻算一種“合夥組織”(shareholdingarrangement)，大部分農人連貴族在内，都像是股東。
他們之間，雖階級不同卻同是基督徒，所以能以人與人的關系相處，相互有其權利與義務。
不論是自由民或農奴，每人對公衆事務有發言權。
此外參加者，有不少各式各樣工匠，以及牧羊飼豬養蜂等人。
他們亦各有其身分、義務和應享權利。
農民大别為自由民和農奴兩種。
自由民居極少數；這是保有他依附臣服之初所訂契約的。
他自有其土地，有權可得脫離團體。
他還可以起訴于國王之法庭。
其大多數則是農奴。
這是隻憑慣例的佃戶(customarytenant)，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離去。
全莊土地除地主保有者外，其餘則共同享有。
在共同享有地上，各佃戶又恒有其世襲使用之部分，以自養其家小，以納貢于地主。
諸如草原、牧場、森林、沼澤等，更是共同不分彼此的。
在耕作刈獲上，不唯地主之地要佃戶合力為之；即佃戶各自使用部分，亦是大家通力合作的。
磨房、糟房、榨葡萄汁器具，乃至烹饪的竈火，常為公共利用之設備。
在地主貴族之下，代表他管理全般行政事務且兼理法庭者，有管家(bailiff)，代表農奴并分派他們工作者，有督工(provost)，還有其他吏員等多人。
莊園亦即為一司法單位，其裁判權之大小，視其侵蝕王權而不同。
它按照一般習慣及其莊園自來形成之慣例，并取得地主同意，以判決案件，處理内部一切問題。
莊園為社會基層，亦是宗教生活一單位而為教會組織之基層。
還裡有教堂，有教區牧師。
牧師通常是地主和全體居民的朋友，為他們傳道，并指教一切。
他以命名禮(洗禮)、堅信禮、婚禮、葬禮種種儀式，及星期禱告、節日宴集或禁食等習慣，範成他們一生中并一年中的社會生活。
教堂前面的草地，常是他們的遊戲場；鄉村的舞蹈大會，亦常在那裡舉行。
就是那教堂的鐘聲，亦給他們全體精神上一種維系。
因為全般生活，環繞着地主和教堂為中心，有這般的集團性；所以其一切建築、自堡壘、邸第、禮拜堂、廳房、住房、農奴的茅舍、各種作坊機房、倉庫以至馬棚、牛欄等，自都有其内外前後的配合布置，如記載或圖畫之所示。
(1)(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何炳松編譯《中古歐洲史》，馮雄譯《世界文化史》，《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以上均商務版)。
HayesandMoon合作《中古世界史》，伍蠡甫譯本，世界書局版。
民十八年著者為《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有雲：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社會者不于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
或曰歐洲國家獨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則中世封建社會組織之基層。
其今之有村落也，則近代資本社會組織之點線。
是社會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以為社會，固不得謂為村落社會也。
正指此意而言。
) 以上不厭瑣細地說這許多，意在指證西方人在中古農業生活裡，實是集團的。
像盧作孚先生所說“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隻需要一個家庭”；像馮友蘭先生所說“在未經産業革命地方，無論東方西方都是生産家庭化，一個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由此皆證明其全然不對，他們皆以其所見于中國者，來臆測一般中古社會；還以其臆想的中古文化，來解釋中國的事情。
而不知像中國一家人一家人各自過活，恰是中古世界所稀有。
根本上在他們所謂“公開耕地制度”(theopenfieldsystem)下，農人們幾乎一舉手一投足都必是協同的，都不免受約束的，更何有一家為一經濟單位的事。
甄克斯《社會通诠》上說“古之田法，以族姓鄉社為鄉匿者也；今之田法，以一民小己為幺匿者也。
”英語幺匿(unit)便是單位的意思。
必至近代社會，乃“散鄉社之局，成地主之制”，“人得自由，而土地為真産業”。
其次再看他們中古的工商業。
在上述鄉村各種作坊之外，十一世紀下半期有集中的工商業起來，漸發達于各都市間。
這些工商業者亦都過着集團生活，直至十七八世紀乃先後解體，而為近代自由制度所替代。
這在英語名為“基爾特”(guild)，中譯“同業公會”或“行會”。
它一面為自願的組
古代經濟遭蠻族殘侵而猶存者，乃于是而潰滅。
八世紀以來，商業衰歇，商人消逝，都市生活亦同歸沒落。
繼羅馬金币而起之新币制，即是與古代經濟或去地中海經濟斷絕關系的證據。
同時多腦河、易北河、紮勒河可能的交通，恰都生阻，亦不能有常規的貿易。
整個西歐，自8世紀末反撥到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
社會生存，完全建築在土地占有上。
國家的軍事制度，行政制度，因之而弛散分解，最高主權便無法保障。
其政治上封建制度之形成，蓋又基于此經濟事實。
(1)(具見HenriPirenne著《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胡伊默譯本，商務出版。
)于此時，那些封建制度下經濟自給自足的大小單位，恰又不期而然構成集團的生活。
所以這一倒退或頓挫，正給歐洲人以培養集團生活之良好機會。
其後，商業複興，都市再起，則于既經養成的集團生活，又啟其進步之機。
——這是後話，而亦就是前面我們所說“進步的團體生活”之由來。
首尾過程，宛然在目。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農業社會，千餘年間前後自有許多變化，各地方尤難盡同。
然一般說，就是大地産和莊園制度。
茲參考各書略述如次。
據說，大地産平均約包含三百個農場(田舍)或一萬英畝，以至更多。
他們都是教會或修道院或貴族之所有。
如此廣大田地，不易接連一起，有時分散很遠。
雖分散，但具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
在昔商業能運銷其生産品，都市提供其日用品時，它以生産兼消費之雙重資格參加一般經濟活動。
此時商業中斷，每一大地産構成如人們所稱呼“閉關的大地産經濟”，耕作所需器具，家人所需衣物，都要設立作坊自行生産。
全部地産常區分為若幹部分，每部分或不止一村莊，而在一莊園(manor)管轄之下。
莊園不僅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是一集體社會。
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而以其地主為首領。
居民不僅是地主的佃農，更且是他的臣民。
從農業上說，卻算一種“合夥組織”(shareholdingarrangement)，大部分農人連貴族在内，都像是股東。
他們之間，雖階級不同卻同是基督徒，所以能以人與人的關系相處，相互有其權利與義務。
不論是自由民或農奴，每人對公衆事務有發言權。
此外參加者，有不少各式各樣工匠，以及牧羊飼豬養蜂等人。
他們亦各有其身分、義務和應享權利。
農民大别為自由民和農奴兩種。
自由民居極少數；這是保有他依附臣服之初所訂契約的。
他自有其土地，有權可得脫離團體。
他還可以起訴于國王之法庭。
其大多數則是農奴。
這是隻憑慣例的佃戶(customarytenant)，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離去。
全莊土地除地主保有者外，其餘則共同享有。
在共同享有地上，各佃戶又恒有其世襲使用之部分，以自養其家小，以納貢于地主。
諸如草原、牧場、森林、沼澤等，更是共同不分彼此的。
在耕作刈獲上，不唯地主之地要佃戶合力為之；即佃戶各自使用部分，亦是大家通力合作的。
磨房、糟房、榨葡萄汁器具，乃至烹饪的竈火，常為公共利用之設備。
在地主貴族之下，代表他管理全般行政事務且兼理法庭者，有管家(bailiff)，代表農奴并分派他們工作者，有督工(provost)，還有其他吏員等多人。
莊園亦即為一司法單位，其裁判權之大小，視其侵蝕王權而不同。
它按照一般習慣及其莊園自來形成之慣例，并取得地主同意，以判決案件，處理内部一切問題。
莊園為社會基層，亦是宗教生活一單位而為教會組織之基層。
還裡有教堂，有教區牧師。
牧師通常是地主和全體居民的朋友，為他們傳道，并指教一切。
他以命名禮(洗禮)、堅信禮、婚禮、葬禮種種儀式，及星期禱告、節日宴集或禁食等習慣，範成他們一生中并一年中的社會生活。
教堂前面的草地，常是他們的遊戲場；鄉村的舞蹈大會，亦常在那裡舉行。
就是那教堂的鐘聲，亦給他們全體精神上一種維系。
因為全般生活，環繞着地主和教堂為中心，有這般的集團性；所以其一切建築、自堡壘、邸第、禮拜堂、廳房、住房、農奴的茅舍、各種作坊機房、倉庫以至馬棚、牛欄等，自都有其内外前後的配合布置，如記載或圖畫之所示。
(1)(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何炳松編譯《中古歐洲史》，馮雄譯《世界文化史》，《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以上均商務版)。
HayesandMoon合作《中古世界史》，伍蠡甫譯本，世界書局版。
民十八年著者為《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有雲：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社會者不于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
或曰歐洲國家獨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則中世封建社會組織之基層。
其今之有村落也，則近代資本社會組織之點線。
是社會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以為社會，固不得謂為村落社會也。
正指此意而言。
) 以上不厭瑣細地說這許多，意在指證西方人在中古農業生活裡，實是集團的。
像盧作孚先生所說“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隻需要一個家庭”；像馮友蘭先生所說“在未經産業革命地方，無論東方西方都是生産家庭化，一個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由此皆證明其全然不對，他們皆以其所見于中國者，來臆測一般中古社會；還以其臆想的中古文化，來解釋中國的事情。
而不知像中國一家人一家人各自過活，恰是中古世界所稀有。
根本上在他們所謂“公開耕地制度”(theopenfieldsystem)下，農人們幾乎一舉手一投足都必是協同的，都不免受約束的，更何有一家為一經濟單位的事。
甄克斯《社會通诠》上說“古之田法，以族姓鄉社為鄉匿者也；今之田法，以一民小己為幺匿者也。
”英語幺匿(unit)便是單位的意思。
必至近代社會，乃“散鄉社之局，成地主之制”，“人得自由，而土地為真産業”。
其次再看他們中古的工商業。
在上述鄉村各種作坊之外，十一世紀下半期有集中的工商業起來，漸發達于各都市間。
這些工商業者亦都過着集團生活，直至十七八世紀乃先後解體，而為近代自由制度所替代。
這在英語名為“基爾特”(guild)，中譯“同業公會”或“行會”。
它一面為自願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