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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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為二事，每人隻肉體生活這一半，是屬于現前社會的；而靈魂自由，可徑接于上帝。
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現世，愈少參加世上事物愈好。
所以耶稣說“與凱撒以凱撒所應有，與上帝以上帝所應有”。
古代之宗教政治混一者，至此乃分開，而國家政府得以獨立。
又宗教垂誡于人的義務，卻不管人間一切權利之事。
權利之事，由法律去規定。
基督教是第一個不以法律隸屬于自己的宗教(羅馬法典之進步大得力于此)。
前舉之古朗士書，結尾曾說：“信仰初生，人類社會始行組織；信仰變化，社會乃屢經改革；信仰消滅，社會亦行崩潰變形。
”正可增補一句說：一新信仰代興，一新社會組織随之以起。
宗法制度之破滅，超家族的組織之開出，實以這種新精神為之先。
然而，我們不可誤會大集團生活就從宗教家的意識要求造出來，造成西方人之集團生活的，是事實不是理想。
不過這些事實，卻特别與基督教有關。
那就是從基督教所引起之血的鬥争。
基督教之起，實對當時社會具有極大革命性。
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反對一切偶像崇拜，不惜與任何異教為敵。
所謂“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異教之祭壇。
”第二，它打破家族小群和階級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來合組超家庭的團全，即教會。
教會這一組織，是耶稣所曾堅決囑咐于他的門徒的，早期教徒們亦都相信，為保持他們的信仰純潔及專一，這一結合乃非常必要。
據說其最初組織，亟望基督重來，天國實現，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并有産業歸公之制度。
似此一面其内部結合既極其堅實，一面其對外行動又極其激烈，團體精神自爾達于高度。
排他既強，被排亦烈，到處不能為人所容；而遭受殘殺之結果，則是使他們自身團結更形堅強。
而且基督教雖想要政教分開而事實不許，很快又混合一處(紀元325年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之國教)。
基督教雖不想以強力殘殺異教，然事實終落到這一步。
蓋當那時，文化不能不以宗教作中心；以其特具統攝抟結作用，任何組織生活離不了它。
如其設想那時宗教離開政治而自存，似有可能；如其設想那時政治離開宗教，倒想象不出其可能。
中古封建的統治，既資藉于宗教；而宗教自身又複政治化。
——如教皇包攬政務，或自己兼秉政務，主教教士預聞諸侯政務等皆是。
并且教會中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等，亦都成了封建階級的一部分。
此其結果，就有兩點： 一點是使得集團生活内部之統制過強。
蓋宗教信仰不過抟結人心，國家權力則更拘限人身。
二者相合以行其統制，人誠無所遁逃這種統制過強的集團生活，為後來引起反動之本；異常重要。
一點是使得集團間鬥争頻繁激烈。
蓋權力所在，最易啟争端；宗教不挾有權力，其争端猶或不多。
宗教界别，最易形成集團對抗；權力之争，不資藉于宗教組織，其鬥争或不必為集團的。
今二者相合，遂使當時之宗教問題、政治問題、種族問題、私人恩怨，種種攪混不清，相尋無已。
其間大小慘劇，長短戰争，綿曆千有餘年，難解難休。
這千餘年頻繁激烈的鬥争，即是鍛煉成西方人集團生活之本，異常重要。
上面所稱“宗教問題”，初時是基督教與異教之争；後來基督教擴展了，對外鬥争日漸少，而内部宗派之争又起；至新教發生而益烈。
又上面所稱“權力之争，不資藉于宗教組織，其鬥争或不必為集團的”，此如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争王争帝者是。
其争隻在二三領袖之間，其餘多數人均不過從屬工具，并無深切界别，形成集團對抗。
所以像韓信事楚，又可以歸漢。
項伯楚人，竟保護了沛公。
諸葛兄弟，可以分在吳蜀魏三方去。
這種鬥争，是不十分激烈的。
凡團體必須有内外界别；若沒有一定界别，便難成團體。
反之，界别愈嚴，則團結愈固。
此其一。
又團體必須有其對抗者或競争者，而後其生活振奮組織緊張。
反之，若缺乏此類對象，則必日就懈散，甚至團體消失。
此其二。
又團體境遇不順，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轉強。
反之，若境遇順好，則其分子或不内向，甚至且發生離心傾向而内争起來，此其三。
審此三者，則知鍛煉集團生活之最佳機會，莫過于基督教在歐洲所引起之血的鬥争了。
人當鬥争時，便思集合團體；而有了團體後，亦更易引起鬥争。
團體與鬥争，殆相聯不離。
孟德斯鸠《法意》上說：“争之與群，乃同時并見之二物”，正謂此。
反之，散漫與和平相聯。
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慢。
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後，總是過着集團而鬥争的生活——雖然基督教是主張和平的。
中國自受周孔教化以後，大體過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雖然孔子亦說“必有武備”的話。
中國一面且另談。
西洋這一面不為别的，隻有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來，于促使其社會走上此路之條件正相符合之故。
自然西洋人之集團生活，并不能全歸功于基督教。
除了先自希臘羅馬流傳下來者不計外，後進的蠻族生活亦是一個因素。
他們原是集體行動的(遊牧侵掠皆集體行動與農業平靜分散者異)，又以蠻族文化淺，沖動強，感受基督教之後就很執着；所有許多血鬥慘劇，多因于此(此指religiousintolerance)。
四歐洲中古社會 集團生活，在生死危難中固可得好的鍛煉；但在日用常行之間養成它，同屬必要。
前者可得某牢韌的向心力和紀律習慣；至若組織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則多有賴于後者。
于此，我們宜一述歐洲中古社會生活。
歐洲中古社會，在其政治經濟各方面，到處所見亦罔非東一個集團西一個集團，為其人日常生活之所依。
如封建制度中那些大小單位，如各處的基爾特(guild)，處各自主城市等皆是。
據曆史來看，此封建社會并非從其上世演進之結果，而甯為其倒退。
在政治上，它是由于大帝國之失勢解體，給予雄霸者在各地方上起來的機會，而使一切零弱者不得不各有所依附以求存。
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封建集團。
雖說自上而下有若幹層級，以大統小，以小事大，等差甚嚴，卻不是條理井然的一個體系，而甯為錯雜峙立的幾團勢力。
在經濟上，它是由于伊斯蘭教徒突然出現于曆史舞台，征服了地中海東西南三面，使過去為各地文明及商業交通的大動脈
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現世，愈少參加世上事物愈好。
所以耶稣說“與凱撒以凱撒所應有，與上帝以上帝所應有”。
古代之宗教政治混一者，至此乃分開，而國家政府得以獨立。
又宗教垂誡于人的義務，卻不管人間一切權利之事。
權利之事，由法律去規定。
基督教是第一個不以法律隸屬于自己的宗教(羅馬法典之進步大得力于此)。
前舉之古朗士書，結尾曾說：“信仰初生，人類社會始行組織；信仰變化，社會乃屢經改革；信仰消滅，社會亦行崩潰變形。
”正可增補一句說：一新信仰代興，一新社會組織随之以起。
宗法制度之破滅，超家族的組織之開出，實以這種新精神為之先。
然而，我們不可誤會大集團生活就從宗教家的意識要求造出來，造成西方人之集團生活的，是事實不是理想。
不過這些事實，卻特别與基督教有關。
那就是從基督教所引起之血的鬥争。
基督教之起，實對當時社會具有極大革命性。
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反對一切偶像崇拜，不惜與任何異教為敵。
所謂“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異教之祭壇。
”第二，它打破家族小群和階級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來合組超家庭的團全，即教會。
教會這一組織，是耶稣所曾堅決囑咐于他的門徒的，早期教徒們亦都相信，為保持他們的信仰純潔及專一，這一結合乃非常必要。
據說其最初組織，亟望基督重來，天國實現，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并有産業歸公之制度。
似此一面其内部結合既極其堅實，一面其對外行動又極其激烈，團體精神自爾達于高度。
排他既強，被排亦烈，到處不能為人所容；而遭受殘殺之結果，則是使他們自身團結更形堅強。
而且基督教雖想要政教分開而事實不許，很快又混合一處(紀元325年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之國教)。
基督教雖不想以強力殘殺異教，然事實終落到這一步。
蓋當那時，文化不能不以宗教作中心；以其特具統攝抟結作用，任何組織生活離不了它。
如其設想那時宗教離開政治而自存，似有可能；如其設想那時政治離開宗教，倒想象不出其可能。
中古封建的統治，既資藉于宗教；而宗教自身又複政治化。
——如教皇包攬政務，或自己兼秉政務，主教教士預聞諸侯政務等皆是。
并且教會中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等，亦都成了封建階級的一部分。
此其結果，就有兩點： 一點是使得集團生活内部之統制過強。
蓋宗教信仰不過抟結人心，國家權力則更拘限人身。
二者相合以行其統制，人誠無所遁逃這種統制過強的集團生活，為後來引起反動之本；異常重要。
一點是使得集團間鬥争頻繁激烈。
蓋權力所在，最易啟争端；宗教不挾有權力，其争端猶或不多。
宗教界别，最易形成集團對抗；權力之争，不資藉于宗教組織，其鬥争或不必為集團的。
今二者相合，遂使當時之宗教問題、政治問題、種族問題、私人恩怨，種種攪混不清，相尋無已。
其間大小慘劇，長短戰争，綿曆千有餘年，難解難休。
這千餘年頻繁激烈的鬥争，即是鍛煉成西方人集團生活之本，異常重要。
上面所稱“宗教問題”，初時是基督教與異教之争；後來基督教擴展了，對外鬥争日漸少，而内部宗派之争又起；至新教發生而益烈。
又上面所稱“權力之争，不資藉于宗教組織，其鬥争或不必為集團的”，此如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争王争帝者是。
其争隻在二三領袖之間，其餘多數人均不過從屬工具，并無深切界别，形成集團對抗。
所以像韓信事楚，又可以歸漢。
項伯楚人，竟保護了沛公。
諸葛兄弟，可以分在吳蜀魏三方去。
這種鬥争，是不十分激烈的。
凡團體必須有内外界别；若沒有一定界别，便難成團體。
反之，界别愈嚴，則團結愈固。
此其一。
又團體必須有其對抗者或競争者，而後其生活振奮組織緊張。
反之，若缺乏此類對象，則必日就懈散，甚至團體消失。
此其二。
又團體境遇不順，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轉強。
反之，若境遇順好，則其分子或不内向，甚至且發生離心傾向而内争起來，此其三。
審此三者，則知鍛煉集團生活之最佳機會，莫過于基督教在歐洲所引起之血的鬥争了。
人當鬥争時，便思集合團體；而有了團體後，亦更易引起鬥争。
團體與鬥争，殆相聯不離。
孟德斯鸠《法意》上說：“争之與群，乃同時并見之二物”，正謂此。
反之，散漫與和平相聯。
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慢。
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後，總是過着集團而鬥争的生活——雖然基督教是主張和平的。
中國自受周孔教化以後，大體過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雖然孔子亦說“必有武備”的話。
中國一面且另談。
西洋這一面不為别的，隻有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來，于促使其社會走上此路之條件正相符合之故。
自然西洋人之集團生活，并不能全歸功于基督教。
除了先自希臘羅馬流傳下來者不計外，後進的蠻族生活亦是一個因素。
他們原是集體行動的(遊牧侵掠皆集體行動與農業平靜分散者異)，又以蠻族文化淺，沖動強，感受基督教之後就很執着；所有許多血鬥慘劇，多因于此(此指religiousintolerance)。
四歐洲中古社會 集團生活，在生死危難中固可得好的鍛煉；但在日用常行之間養成它，同屬必要。
前者可得某牢韌的向心力和紀律習慣；至若組織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則多有賴于後者。
于此，我們宜一述歐洲中古社會生活。
歐洲中古社會，在其政治經濟各方面，到處所見亦罔非東一個集團西一個集團，為其人日常生活之所依。
如封建制度中那些大小單位，如各處的基爾特(guild)，處各自主城市等皆是。
據曆史來看，此封建社會并非從其上世演進之結果，而甯為其倒退。
在政治上，它是由于大帝國之失勢解體，給予雄霸者在各地方上起來的機會，而使一切零弱者不得不各有所依附以求存。
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封建集團。
雖說自上而下有若幹層級，以大統小，以小事大，等差甚嚴，卻不是條理井然的一個體系，而甯為錯雜峙立的幾團勢力。
在經濟上，它是由于伊斯蘭教徒突然出現于曆史舞台，征服了地中海東西南三面，使過去為各地文明及商業交通的大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