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關燈
小
中
大
一西人所長吾人所短
團體與個人是西洋人的老問題；全部西洋史幾乎都表見在這問題上面。
他們在這問題上所受教訓及鍛煉既多，自然有許多長處。
這許多長處，亦可分兩面來看。
關于個人一面的，且容後談。
關于團體一面的，可以約舉為四點： 第一，公共觀念； 第二，紀律習慣； 第三，組織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這四點亦可總括以“公德”一詞稱之。
公德，就是人類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
這恰為中國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覺得，自與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覺到。
距今四十五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說”，以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
他第一即揭“公德”為論題，已予指出。
今在本書讨究工作上，還要不放松地說一說。
先從末後第四點說起，此處所雲法治精神，蓋就西洋人之執法與中國人之徇情，對照而說。
在大團體中一辦公機關，應付衆人，處理百事，隻有訂出律條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
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其中雖不免忽視個别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不洽情不中理者。
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将辦不成。
法治之必要即在此。
然而在家庭間親族間就不然了。
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别情形彰彰在目，既無應付衆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随其所宜。
更且以密迩同處，一切隐微曲折彼此無不了然相喻，難以抹殺不顧。
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熨帖，乃得關系圓滿，生活順暢。
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無所謂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緻不同。
徇情的問題，是在較大範圍中乃發生的。
此因其一面範圍漸大，人數漸衆，頗非随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别，尚難盡舍人情而專用法。
中國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親族間，到最近方始轉趨于超家庭的大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托人情。
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
法治不立，各圖僥幸，秩序紊亂，群情不安。
當然就痛感到民族品性上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诟病了。
次說到組織能力。
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對于團體之牢韌的向心力，和耐煩商量着向前進行的精神。
有人說“中國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給他皇帝也不作的。
”(1)(見傅大齡《真正中國人及其病源》一文，《國聞周報》第9卷17期。
)這種情形，确随處可見。
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這種組織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
隻要分到股息，心滿意足，假如虧折，自認晦氣而已。
除非蓄意尋事，鮮有考研内情，查問帳目的。
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學生會，其中熱心的廢寝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聽他主張。
如果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
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團體之事擱起來不進行亦可以。
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
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衆人，以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
此時再下命令，他們亦不願聽了。
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讓他做主，衆人都依他的。
獨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
凡此種種，例證甚多。
時論所譏“一盤散沙”，“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沒有五分鐘的熱氣”，大抵指此。
其實，這是不足怪的。
中國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
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對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
出得門來，以其巽順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獨擅之“吃虧哲學”(見後)，遇事随和，他便是順民。
參加團體衆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離的合作，則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訓練(尤以士人生活及農人生活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國初年嘗遍遊全球各地。
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華僑之處，他都到過。
他常愛談所見華僑故事，而結論說：華僑的才幹非他僑民(例如日本僑民)所及，亦非其當地人所及。
不論幹哪一項事業，皆能有他的表見；乃至當強盜，作乞丐，亦複出色當行。
但有一點：這都是其個人本領，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的組織。
就因在團體組織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國家保護，終為日本僑民所勝，為當地人之所欺。
--這真是很好例證。
處此競争世界，中國人所以歸于劣敗者，其最大原因實在此。
組織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蓋國家正不外一個大團體。
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嘗論中國人無政治能力，而辯其非困于專制政體。
他反诘說：若謂為專制政體所困，則何以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事如工
他們在這問題上所受教訓及鍛煉既多，自然有許多長處。
這許多長處，亦可分兩面來看。
關于個人一面的，且容後談。
關于團體一面的，可以約舉為四點： 第一，公共觀念； 第二，紀律習慣； 第三，組織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這四點亦可總括以“公德”一詞稱之。
公德，就是人類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
這恰為中國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覺得，自與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覺到。
距今四十五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說”，以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
他第一即揭“公德”為論題，已予指出。
今在本書讨究工作上，還要不放松地說一說。
先從末後第四點說起，此處所雲法治精神，蓋就西洋人之執法與中國人之徇情，對照而說。
在大團體中一辦公機關，應付衆人，處理百事，隻有訂出律條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
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其中雖不免忽視個别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不洽情不中理者。
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将辦不成。
法治之必要即在此。
然而在家庭間親族間就不然了。
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别情形彰彰在目，既無應付衆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随其所宜。
更且以密迩同處，一切隐微曲折彼此無不了然相喻，難以抹殺不顧。
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熨帖，乃得關系圓滿，生活順暢。
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無所謂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緻不同。
徇情的問題，是在較大範圍中乃發生的。
此因其一面範圍漸大，人數漸衆，頗非随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别，尚難盡舍人情而專用法。
中國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親族間，到最近方始轉趨于超家庭的大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托人情。
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
法治不立，各圖僥幸，秩序紊亂，群情不安。
當然就痛感到民族品性上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诟病了。
次說到組織能力。
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對于團體之牢韌的向心力，和耐煩商量着向前進行的精神。
有人說“中國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給他皇帝也不作的。
”(1)(見傅大齡《真正中國人及其病源》一文，《國聞周報》第9卷17期。
)這種情形，确随處可見。
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這種組織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
隻要分到股息，心滿意足，假如虧折，自認晦氣而已。
除非蓄意尋事，鮮有考研内情，查問帳目的。
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學生會，其中熱心的廢寝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聽他主張。
如果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
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團體之事擱起來不進行亦可以。
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
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衆人，以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
此時再下命令，他們亦不願聽了。
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讓他做主，衆人都依他的。
獨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
凡此種種，例證甚多。
時論所譏“一盤散沙”，“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沒有五分鐘的熱氣”，大抵指此。
其實，這是不足怪的。
中國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
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對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
出得門來，以其巽順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獨擅之“吃虧哲學”(見後)，遇事随和，他便是順民。
參加團體衆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離的合作，則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訓練(尤以士人生活及農人生活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國初年嘗遍遊全球各地。
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華僑之處，他都到過。
他常愛談所見華僑故事，而結論說：華僑的才幹非他僑民(例如日本僑民)所及，亦非其當地人所及。
不論幹哪一項事業，皆能有他的表見；乃至當強盜，作乞丐，亦複出色當行。
但有一點：這都是其個人本領，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的組織。
就因在團體組織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國家保護，終為日本僑民所勝，為當地人之所欺。
--這真是很好例證。
處此競争世界，中國人所以歸于劣敗者，其最大原因實在此。
組織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蓋國家正不外一個大團體。
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嘗論中國人無政治能力，而辯其非困于專制政體。
他反诘說：若謂為專制政體所困，則何以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事如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