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産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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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說的作用不恰當地強調到決定的一切的地步。
（二）提倡小說為社會服務，具體地說就是為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服務，使它成為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和号筒。
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的話。
《月月小說》發刊詞中聲稱其創刊動機是"改良社會，開通民智"。
而該刊出版祝詞解釋譯更為明确："方今立憲之诏下矣，然而立憲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達之士大夫，而在多數在下國民，......支那四千年專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謂民權馬、自由馬、憲法馬、選舉馬。
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數之國民則仍瞢瞢馬，而未有知也。
"為此，小說當為"開通知識之一助，而進國民于立憲資格"。
為密切服務于改良，他們主張，凡撰小說，"不可不擇事實之能适合于社會之情狀者為之，不可不擇體裁之能适宜于國民之腦性者為之"（王無生《中國曆代小說史論》）；凡譯小說當擇"有關切于今日中國時局者"（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
（三）對古典小說作了各種不同的評價。
其中有些人仍受陳舊觀念的束縛，把舊小說分成英雄、兒女、鬼神三類，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紅樓夢》、《水浒傳》看成是誨淫、誨盜之作。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對我國優秀的古典小說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他們一反前人對《水浒傳》、《紅樓夢》的誣蔑，而認為"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浒傳》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
"說《紅樓夢》是部有偉大"摧陷廓清舊道德"力量的小說，《水浒》是"中國小說中铮铮者，武俠之模範"。
又說"《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恨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洩，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
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
......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見《新小說·小說叢話》）。
盡管它們還遠沒有對這些小說作出正确的論斷，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大膽的意見。
（四）對什麼叫小說和如何創作小說的一些問題也有所闡述。
首先他們看到了文學作品與其他科學著作的區别。
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歡的是"肉身之實事"（即具體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談"（即抽象的理論），畫和小說都能使你去"親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說雖稍晦于畫，而其廣過之"。
他又說曆史是"實有之事常平淡"，小說是"诳設之事常豔"。
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則已引用黑格爾的話，指出了形象性、具體性等作為小說藝術特征。
其次，他們指出文學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描寫現實，還描寫理想。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指出："小說者，常導人遊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
此其一。
人之恒情，于是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宜，筆不能自傳。
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所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
"此外，他們還指出文學是通過感情作用來激動人的。
蠡勺居士的《昕夕閑談小序》說："予則謂小說者，......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惋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說小說有四種"神力"、"熏"、"浸"、"刺"、"提"。
"熏"實指感情潛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讀者随書的感情而變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論雖然還比較幼稚，缺乏科學體系；它們的哲學基礎也都中唯心的。
但我們卻不能低估它們的意義和價值。
它們把小說從"稗官野史"的地位解放出來，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産階級蔑視傳統看法，勇于建樹的革新精神，對晚清小說的興盛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節李伯元和吳趼人 李伯元（１８６７～１９０６），名寶嘉，号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是晚清著名的譴責小說家。
他擅長制藝和詩賦，曾以第一名入學，但屢試不第。
引起他對社會的不滿。
到了上海，接觸到許多新的東西，更不滿于清政府的腐朽無能。
但是由于政治的保守，他不僅敵視民主主義革命派，連康梁的變法也認為是"過激"行為。
他起初創辦了一些小報；主要"為俳諧嘲罵之交"，"記注倡優起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但這段報館工作對他生活經驗的積累和藝術技巧的鍛煉有一定的作用。
為他以後的小說創作準備了一定條件。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之間，他先後寫成了《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中國現在記》等長篇小說和不少彈詞。
《官場現形記》是他的代表作。
（二）提倡小說為社會服務，具體地說就是為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服務，使它成為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和号筒。
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的話。
《月月小說》發刊詞中聲稱其創刊動機是"改良社會，開通民智"。
而該刊出版祝詞解釋譯更為明确："方今立憲之诏下矣，然而立憲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達之士大夫，而在多數在下國民，......支那四千年專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謂民權馬、自由馬、憲法馬、選舉馬。
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數之國民則仍瞢瞢馬，而未有知也。
"為此，小說當為"開通知識之一助，而進國民于立憲資格"。
為密切服務于改良，他們主張，凡撰小說，"不可不擇事實之能适合于社會之情狀者為之，不可不擇體裁之能适宜于國民之腦性者為之"（王無生《中國曆代小說史論》）；凡譯小說當擇"有關切于今日中國時局者"（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
（三）對古典小說作了各種不同的評價。
其中有些人仍受陳舊觀念的束縛，把舊小說分成英雄、兒女、鬼神三類，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紅樓夢》、《水浒傳》看成是誨淫、誨盜之作。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對我國優秀的古典小說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他們一反前人對《水浒傳》、《紅樓夢》的誣蔑，而認為"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浒傳》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
"說《紅樓夢》是部有偉大"摧陷廓清舊道德"力量的小說，《水浒》是"中國小說中铮铮者，武俠之模範"。
又說"《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恨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洩，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
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
......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見《新小說·小說叢話》）。
盡管它們還遠沒有對這些小說作出正确的論斷，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大膽的意見。
（四）對什麼叫小說和如何創作小說的一些問題也有所闡述。
首先他們看到了文學作品與其他科學著作的區别。
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歡的是"肉身之實事"（即具體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談"（即抽象的理論），畫和小說都能使你去"親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說雖稍晦于畫，而其廣過之"。
他又說曆史是"實有之事常平淡"，小說是"诳設之事常豔"。
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則已引用黑格爾的話，指出了形象性、具體性等作為小說藝術特征。
其次，他們指出文學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描寫現實，還描寫理想。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指出："小說者，常導人遊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
此其一。
人之恒情，于是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宜，筆不能自傳。
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所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
"此外，他們還指出文學是通過感情作用來激動人的。
蠡勺居士的《昕夕閑談小序》說："予則謂小說者，......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惋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說小說有四種"神力"、"熏"、"浸"、"刺"、"提"。
"熏"實指感情潛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讀者随書的感情而變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論雖然還比較幼稚，缺乏科學體系；它們的哲學基礎也都中唯心的。
但我們卻不能低估它們的意義和價值。
它們把小說從"稗官野史"的地位解放出來，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産階級蔑視傳統看法，勇于建樹的革新精神，對晚清小說的興盛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節李伯元和吳趼人 李伯元（１８６７～１９０６），名寶嘉，号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是晚清著名的譴責小說家。
他擅長制藝和詩賦，曾以第一名入學，但屢試不第。
引起他對社會的不滿。
到了上海，接觸到許多新的東西，更不滿于清政府的腐朽無能。
但是由于政治的保守，他不僅敵視民主主義革命派，連康梁的變法也認為是"過激"行為。
他起初創辦了一些小報；主要"為俳諧嘲罵之交"，"記注倡優起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但這段報館工作對他生活經驗的積累和藝術技巧的鍛煉有一定的作用。
為他以後的小說創作準備了一定條件。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之間，他先後寫成了《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中國現在記》等長篇小說和不少彈詞。
《官場現形記》是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