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産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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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小說發展的新階段
古典小說發展到光緒年間（１８７５～１９０８），随着改良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開始出現了新的局面。
雖然在這個時期也産生了像《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俠義小說和《青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狹邪小說，但這些作品，隻是前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餘波，它們已經遠遠不能代表當時小說創作的整個面貌。
在這些俠義小說中以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出版的石玉昆《三俠五義》影響較大。
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俠客的幫助下，受理民冤、神斷疑案。
同奸臣龐太師父子鬥争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俠客們替朝廷幫助顔查散剪除叛藩襄陽王黨羽的經過。
作品通過龐昱、馬剛、馬強、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主要是皇帝國戚以至土豪惡霸的橫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
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現象的時候，隻是作個别偶然事件來處理的，而整個封建制度在作者看來還是合理的，皇上是聖明的。
小說中的俠客，開始還有"草澤英雄"的本色。
他們富有正義感，做了不少為民除害的工作；但當封建統治階段滿足了他們的欲望之後，就死心塌地為皇帝服務，成為統治者最忠實的奴才。
作品中的包公，參太師、斬龐昱，雖然還不失為清官的典型，但已經削弱了傳統中這一形象的正義性，即缺少為支持正義而敢于"違抗"聖旨的精神，在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面前表現得非常馴服。
小說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濃厚的平話色彩。
《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它們無論就思想内容或藝術方面看都更加低劣。
在狹邪小說中，隻有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韓子雲寫的《海上花列傳》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
作品通過趙二寶、李漱芳、周雙玉三人的遭遇，在寫出城市有産者荒淫無恥的同時，對妓女們的悲慘生活作了一定的暴露。
它用吳語寫成，其中主要人物寫得很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代表這時期小說創作新面貌的是從一九○○年左右到一九一○年之間出現的大批反映改良主義政治要求、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和許多闡述小說理論的文章。
它們大都發表在當時創辦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體》等許多文學刊物上。
這一局面的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
中日戰争後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愈加深重。
廣大群衆對腐朽無能的清帝國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
當時代表新興資産階段的知識分子和受西方資産階段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
小說界革命就是這運動的一個方面。
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舊社會、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們一反前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
大批小說和小說理論就是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下出現的。
這時代近代性商業都市的相繼出現，都市中廣大市民階層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外國小說的大量傳譯以及職業小說家的出現，也都是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
這些小說有它鮮明的特色。
首先是它們自覺地配合當時政治運動，有較為豐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場的黑暗，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無不在小說中得到反映。
特别是宣傳改良主義已成為小說的主要内容。
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這些小說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雖然很廣泛，但是不夠徹底。
如它們在大力揭露官場黑暗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兇殘的同時，又對它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甚至還美化了它的"文明"和"進步"。
其次，小說對現實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譴責，缺乏理想的光彩。
這固然由于當時現實的極端黑暗和腐朽，同時也由于作家認識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
小說作者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諷刺手法，而又有所發展，它的特點是筆無藏鋒，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溫畫化的程度。
他們經常抓住一點，大力渲染，讀來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夠，不能留給讀者以深刻動人的印象。
在小說的結構上，一般都采用若斷若續的長篇形式，它主要是為适應報刊的分期刊載；同時這樣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
這些小說的數量很多，但質量一般不高。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算是比較優秀的作品。
但它們在思想上、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還遠遠不能和清中葉以前的一些長篇巨著相比，這主要是由于作家政治上的軟弱，不能接觸到社會問題的本質，提不出先進的理想。
此外，他們生活圈子的狹小和本身文學修養的限制，也是導緻上述結果的原因。
當時大批小說理論文章的主要内容大緻可歸納為下列四個方面： （一）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的一段話，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類似這種提法的還不少。
王先生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中說："吾以為吾侪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
"它們一反封建正統文人鄙視小說的觀點，把小說地位空前提高，無疑
雖然在這個時期也産生了像《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俠義小說和《青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狹邪小說，但這些作品，隻是前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餘波，它們已經遠遠不能代表當時小說創作的整個面貌。
在這些俠義小說中以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出版的石玉昆《三俠五義》影響較大。
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俠客的幫助下，受理民冤、神斷疑案。
同奸臣龐太師父子鬥争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俠客們替朝廷幫助顔查散剪除叛藩襄陽王黨羽的經過。
作品通過龐昱、馬剛、馬強、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主要是皇帝國戚以至土豪惡霸的橫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
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現象的時候，隻是作個别偶然事件來處理的，而整個封建制度在作者看來還是合理的，皇上是聖明的。
小說中的俠客，開始還有"草澤英雄"的本色。
他們富有正義感，做了不少為民除害的工作；但當封建統治階段滿足了他們的欲望之後，就死心塌地為皇帝服務，成為統治者最忠實的奴才。
作品中的包公，參太師、斬龐昱，雖然還不失為清官的典型，但已經削弱了傳統中這一形象的正義性，即缺少為支持正義而敢于"違抗"聖旨的精神，在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面前表現得非常馴服。
小說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濃厚的平話色彩。
《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它們無論就思想内容或藝術方面看都更加低劣。
在狹邪小說中，隻有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韓子雲寫的《海上花列傳》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
作品通過趙二寶、李漱芳、周雙玉三人的遭遇，在寫出城市有産者荒淫無恥的同時，對妓女們的悲慘生活作了一定的暴露。
它用吳語寫成，其中主要人物寫得很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代表這時期小說創作新面貌的是從一九○○年左右到一九一○年之間出現的大批反映改良主義政治要求、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和許多闡述小說理論的文章。
它們大都發表在當時創辦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體》等許多文學刊物上。
這一局面的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
中日戰争後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愈加深重。
廣大群衆對腐朽無能的清帝國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
當時代表新興資産階段的知識分子和受西方資産階段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
小說界革命就是這運動的一個方面。
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舊社會、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們一反前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
大批小說和小說理論就是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下出現的。
這時代近代性商業都市的相繼出現，都市中廣大市民階層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外國小說的大量傳譯以及職業小說家的出現，也都是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
這些小說有它鮮明的特色。
首先是它們自覺地配合當時政治運動，有較為豐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場的黑暗，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無不在小說中得到反映。
特别是宣傳改良主義已成為小說的主要内容。
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這些小說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雖然很廣泛，但是不夠徹底。
如它們在大力揭露官場黑暗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兇殘的同時，又對它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甚至還美化了它的"文明"和"進步"。
其次，小說對現實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譴責，缺乏理想的光彩。
這固然由于當時現實的極端黑暗和腐朽，同時也由于作家認識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
小說作者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諷刺手法，而又有所發展，它的特點是筆無藏鋒，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溫畫化的程度。
他們經常抓住一點，大力渲染，讀來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夠，不能留給讀者以深刻動人的印象。
在小說的結構上，一般都采用若斷若續的長篇形式，它主要是為适應報刊的分期刊載；同時這樣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
這些小說的數量很多，但質量一般不高。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算是比較優秀的作品。
但它們在思想上、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還遠遠不能和清中葉以前的一些長篇巨著相比，這主要是由于作家政治上的軟弱，不能接觸到社會問題的本質，提不出先進的理想。
此外，他們生活圈子的狹小和本身文學修養的限制，也是導緻上述結果的原因。
當時大批小說理論文章的主要内容大緻可歸納為下列四個方面： （一）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
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的一段話，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類似這種提法的還不少。
王先生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中說："吾以為吾侪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
"它們一反封建正統文人鄙視小說的觀點，把小說地位空前提高，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