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清中葉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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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等等。
從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
如章法上，他主張"明天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闆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
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于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櫆(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
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
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号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櫆理論之補充。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适應的。
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别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在寫作實踐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點。
他們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隻期闡明立意(義的具體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所在，不重羅列材料，堆砌文字。
他們的文章風貌一般簡潔平淡，而鮮明生動不足。
特别由于求"雅"，語言避忌太多，雖覺妥當自然，終乏活氣。
他們也有一些較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桐城派"古文在當時是孤立的，它受到漢學家和骈文家的共同排斥，錢大昕直謂方苞"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并同意"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與友人書》)。
後來李兆洛也"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答高雨農》)。
"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恽敬、張惠言為代表。
恽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
隻在寫作實踐上有一些差異。
他的文章較有氣勢，不像"桐城派"那樣拘謹枯淡。
語言取法于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因而也較有詞采。
在手法上，"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骈語"也是"陽湖派"的一個特點。
張惠言(1761-1802，字臯文)少為辭賦，後來寫古文，取法于劉大櫆的弟子王明甫。
他為文學韓愈、歐陽修。
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詞的創作上。
他反對浙西詞派，開創了常州詞派。
主張意内言外，比興含蓄，"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主觀上是要提高詞在詩史上的地位，使詞與風、騷同科。
實際是進一步把詞引向恍惚迷離、無病呻S吟Y的道路。
後繼者有周濟(1781-1839，字保緒)。
他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認為"詩用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
這就是要求詞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詞應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不應僅僅成為個人"離别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的無聊玩藝。
他有《宋四家詞選》，特别推尊辛棄疾，以為"進之以稼軒，感慨時事，系懷君國，而後體尊"，具體地說明了他的現實主義觀點。
周濟卒于鴉片戰争前夕，他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銳，他的詞論比張惠言前進了一大步，反映了現實的要求，是當時進步的文藝思潮的一種表現。
第三節 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唐宋的古文運動，打擊了骈文的泛濫，開拓了散文的廣闊領域，恢複了散文的傳統地位。
但要知道，骈、散文并沒有絕對嚴格的界線，骈文所以受到非難，根本在于它"飾其詞而遺其意"的形式主義傾向，并不是這種形式本身絕對不可以應用。
所以骈文雖一再受打擊，被排斥于文苑之外，它依然成為官僚文士一種應用文形式。
唐宋以來，骈文并未絕迹。
明末"複社"作家提倡并寫作骈文。
清初亦有不少作家寫骈文，著名的如陳維崧等。
到了清中葉，出現了更多的骈文作家，呈現"中興"的氣象，成為與"桐城派"古文尖銳對立的一個文派。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蘇江都人，是這時一個特出的學者和骈文家。
他"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疚"，一生"未嘗有生人之樂"，境遇是很慘的。
他早年"私淑顧甯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後來又"為考古文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上引文均見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終于能從一個書店的學徒，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
他的許多學術論著，合學術與文章為一，别具一格。
特别是對先秦諸子的研究，有獨創性，實開近代諸子研究的風氣。
他的思想有顯明的進步傾向，"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見人邀福祀禱者，辄罵不休"(江藩《漢學師承記》)。
他"生平多諧谑，淩轹時輩，人以故短之"(阮元《淮海英靈集小傳》)。
實際他"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與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因此他被目為狂人，一生坎坷不遇。
汪中早年即以詞賦知名，曾有《麋畯文鈔》一冊行世。
又"嘗選《哀江南》以下數十篇為《傷心
從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
如章法上，他主張"明天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闆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
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于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櫆(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
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
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号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櫆理論之補充。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适應的。
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别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在寫作實踐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點。
他們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隻期闡明立意(義的具體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所在，不重羅列材料，堆砌文字。
他們的文章風貌一般簡潔平淡，而鮮明生動不足。
特别由于求"雅"，語言避忌太多，雖覺妥當自然，終乏活氣。
他們也有一些較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桐城派"古文在當時是孤立的，它受到漢學家和骈文家的共同排斥，錢大昕直謂方苞"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并同意"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與友人書》)。
後來李兆洛也"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答高雨農》)。
"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恽敬、張惠言為代表。
恽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
隻在寫作實踐上有一些差異。
他的文章較有氣勢，不像"桐城派"那樣拘謹枯淡。
語言取法于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因而也較有詞采。
在手法上，"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骈語"也是"陽湖派"的一個特點。
張惠言(1761-1802，字臯文)少為辭賦，後來寫古文，取法于劉大櫆的弟子王明甫。
他為文學韓愈、歐陽修。
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詞的創作上。
他反對浙西詞派，開創了常州詞派。
主張意内言外，比興含蓄，"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主觀上是要提高詞在詩史上的地位，使詞與風、騷同科。
實際是進一步把詞引向恍惚迷離、無病呻S吟Y的道路。
後繼者有周濟(1781-1839，字保緒)。
他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認為"詩用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
這就是要求詞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詞應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不應僅僅成為個人"離别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的無聊玩藝。
他有《宋四家詞選》，特别推尊辛棄疾，以為"進之以稼軒，感慨時事，系懷君國，而後體尊"，具體地說明了他的現實主義觀點。
周濟卒于鴉片戰争前夕，他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銳，他的詞論比張惠言前進了一大步，反映了現實的要求，是當時進步的文藝思潮的一種表現。
第三節 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唐宋的古文運動，打擊了骈文的泛濫，開拓了散文的廣闊領域，恢複了散文的傳統地位。
但要知道，骈、散文并沒有絕對嚴格的界線，骈文所以受到非難，根本在于它"飾其詞而遺其意"的形式主義傾向，并不是這種形式本身絕對不可以應用。
所以骈文雖一再受打擊，被排斥于文苑之外，它依然成為官僚文士一種應用文形式。
唐宋以來，骈文并未絕迹。
明末"複社"作家提倡并寫作骈文。
清初亦有不少作家寫骈文，著名的如陳維崧等。
到了清中葉，出現了更多的骈文作家，呈現"中興"的氣象，成為與"桐城派"古文尖銳對立的一個文派。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蘇江都人，是這時一個特出的學者和骈文家。
他"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疚"，一生"未嘗有生人之樂"，境遇是很慘的。
他早年"私淑顧甯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後來又"為考古文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上引文均見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終于能從一個書店的學徒，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
他的許多學術論著，合學術與文章為一，别具一格。
特别是對先秦諸子的研究，有獨創性，實開近代諸子研究的風氣。
他的思想有顯明的進步傾向，"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見人邀福祀禱者，辄罵不休"(江藩《漢學師承記》)。
他"生平多諧谑，淩轹時輩，人以故短之"(阮元《淮海英靈集小傳》)。
實際他"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與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因此他被目為狂人，一生坎坷不遇。
汪中早年即以詞賦知名，曾有《麋畯文鈔》一冊行世。
又"嘗選《哀江南》以下數十篇為《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