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清中葉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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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比較自由解放的。
他對當時統治學術思想界的漢、宋學派都有所不滿，而特别反對漢學考據。
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他還認為六經"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當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書》)。
這對當時埋頭故紙、支離破碎的漢學家，實在是當頭棒喝。
他主張詩寫"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園詩話》卷三)。
又說，"作詩不可以無我"(同上卷七)。
這就是說，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
在袁枚看來，"性情"是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内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等等，都是"有定而無定，恰到好處"即妙。
他宣稱對于古今人詩，對于各個流派、各種風格的詩，"無所不愛"，"無所偏嗜"，主要在看它們有無表現性情。
因此，他反對模唐仿宋、大談格律、以書卷考據作詩的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
他更不喜愛一切疊韻、和韻、用僻韻、用古人韻等等來束縛性靈，以文字為遊戲。
袁枚論詩顯然和鄭燮一樣，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響，但他的立論比之"公安派"要具體、系統得多。
對于清初以來的著名詩派和"神韻派"、"格調派"等等，他并不一筆抹殺，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優劣得失，對當時的拟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确乎起了很大的沖擊作用。
但他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終于不免陷入"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轾；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種形式主義結論。
袁枚的詩創作，确能如他自己所說，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别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
"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起早》)；"十裡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鎮偏"；"綠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護短長橋"(《春柳》)：這些詩句，意境明晰，自有韻味，而又不像"神韻派"那樣朦胧隐約，不着實際。
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這類近體詩。
根本缺點在于缺乏現實社會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紀事的範圍，所謂"行藏交際，具有于斯"詩在袁枚手裡，隻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消遣，一種剔透玲珑的"盛世"的點綴。
和袁枚齊名的詩人有趙翼(1727-1814)，字雲松，号瓯北，江蘇陽湖人)和蔣士铨(1725-1784，字心馀，江西鉛山人)。
他們的論詩主張，基本和袁枚的相近。
趙翼議論較多，也有不少獨到的風解。
他是個史學家，特别強調詩的發展、進化的觀點，認為"詩文随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詩從觸處生，新者辄成故"(《佳句》)。
因此他認為後來的詩總比前代的新，先後相承，各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瓯北詩話》卷十)。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
"詞客争新角短長，疊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論詩》)!這些見解，對盲目崇古的詩壇偏見，是非常有力的沖擊。
隻是他所強調的新或新意，雖與"世運"聯系，但依然未着實際，主要指的是形式、語言等等表現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離開形式主義道路。
趙翼的詩，也有打破束縛、沖口而出的特點，但議論太多，語句亦覺沉重闆滞。
蔣士铨作詩甚多，題材亦相當廣泛，《京師樂府詞》寫下層社會風習見聞，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認識意義。
他以七言古體擅長，刻畫景物，具有氣勢蓬勃、形象生動的特點。
但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也都不如袁枚。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興人。
論詩主"肌理"說。
認為"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複初齋文集·延輝閣集序》)；"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
這實在是為當時考據文士以故紙材料入詩尋找理論根據。
他說："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
他把思想意義(義理)與組織結構(文理)、學問材料(肌理)統一起來，可見作詩重要的事，不在高舉神韻，或死守格調，或空談性情；而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
他"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是與他的詩論精神一緻的。
到嘉慶中，他成為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代表考據學派統治下産生的一個詩派，并影響到近代宋詩運動。
後一輩的著名詩人，有江蘇武進的黃景仁(1749-1783)；四川遂甯的張問陶(1764-1814?)。
景仁字仲則，出身貧苦，一生不得志。
他的《觀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門秋思》等，都系傳誦一時的名作。
他懷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現了哀怨婉麗的獨特風格。
"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驺卒話生平"；"全家都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
他就這樣忍受着抑郁和貧苦的折磨。
黃景仁詩所以傳誦一時，在于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悶。
它的根本缺點，仍在于缺乏廣闊的現實社會内容，不能深入揭露社會矛盾。
張問陶字仲冶，号船山，他是"性靈派"詩人，
他對當時統治學術思想界的漢、宋學派都有所不滿，而特别反對漢學考據。
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他還認為六經"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當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書》)。
這對當時埋頭故紙、支離破碎的漢學家，實在是當頭棒喝。
他主張詩寫"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園詩話》卷三)。
又說，"作詩不可以無我"(同上卷七)。
這就是說，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
在袁枚看來，"性情"是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内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等等，都是"有定而無定，恰到好處"即妙。
他宣稱對于古今人詩，對于各個流派、各種風格的詩，"無所不愛"，"無所偏嗜"，主要在看它們有無表現性情。
因此，他反對模唐仿宋、大談格律、以書卷考據作詩的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
他更不喜愛一切疊韻、和韻、用僻韻、用古人韻等等來束縛性靈，以文字為遊戲。
袁枚論詩顯然和鄭燮一樣，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響，但他的立論比之"公安派"要具體、系統得多。
對于清初以來的著名詩派和"神韻派"、"格調派"等等，他并不一筆抹殺，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優劣得失，對當時的拟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确乎起了很大的沖擊作用。
但他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終于不免陷入"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轾；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種形式主義結論。
袁枚的詩創作，确能如他自己所說，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别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
"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起早》)；"十裡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鎮偏"；"綠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護短長橋"(《春柳》)：這些詩句，意境明晰，自有韻味，而又不像"神韻派"那樣朦胧隐約，不着實際。
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這類近體詩。
根本缺點在于缺乏現實社會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紀事的範圍，所謂"行藏交際，具有于斯"詩在袁枚手裡，隻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消遣，一種剔透玲珑的"盛世"的點綴。
和袁枚齊名的詩人有趙翼(1727-1814)，字雲松，号瓯北，江蘇陽湖人)和蔣士铨(1725-1784，字心馀，江西鉛山人)。
他們的論詩主張，基本和袁枚的相近。
趙翼議論較多，也有不少獨到的風解。
他是個史學家，特别強調詩的發展、進化的觀點，認為"詩文随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詩從觸處生，新者辄成故"(《佳句》)。
因此他認為後來的詩總比前代的新，先後相承，各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瓯北詩話》卷十)。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
"詞客争新角短長，疊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論詩》)!這些見解，對盲目崇古的詩壇偏見，是非常有力的沖擊。
隻是他所強調的新或新意，雖與"世運"聯系，但依然未着實際，主要指的是形式、語言等等表現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離開形式主義道路。
趙翼的詩，也有打破束縛、沖口而出的特點，但議論太多，語句亦覺沉重闆滞。
蔣士铨作詩甚多，題材亦相當廣泛，《京師樂府詞》寫下層社會風習見聞，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認識意義。
他以七言古體擅長，刻畫景物，具有氣勢蓬勃、形象生動的特點。
但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也都不如袁枚。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興人。
論詩主"肌理"說。
認為"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複初齋文集·延輝閣集序》)；"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
這實在是為當時考據文士以故紙材料入詩尋找理論根據。
他說："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
他把思想意義(義理)與組織結構(文理)、學問材料(肌理)統一起來，可見作詩重要的事，不在高舉神韻，或死守格調，或空談性情；而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
他"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是與他的詩論精神一緻的。
到嘉慶中，他成為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代表考據學派統治下産生的一個詩派，并影響到近代宋詩運動。
後一輩的著名詩人，有江蘇武進的黃景仁(1749-1783)；四川遂甯的張問陶(1764-1814?)。
景仁字仲則，出身貧苦，一生不得志。
他的《觀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門秋思》等，都系傳誦一時的名作。
他懷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現了哀怨婉麗的獨特風格。
"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驺卒話生平"；"全家都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
他就這樣忍受着抑郁和貧苦的折磨。
黃景仁詩所以傳誦一時，在于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悶。
它的根本缺點，仍在于缺乏廣闊的現實社會内容，不能深入揭露社會矛盾。
張問陶字仲冶，号船山，他是"性靈派"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