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清中葉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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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乾嘉間的詩派和詩人
在清統治者殘酷的政治壓迫和反動的文化政策統治之下，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家所代表的進步的學風、詩風和文風，不可避免地要朝相反的方向轉變。
從康熙時代的閻若璩到乾隆、嘉慶時代大批的"漢學家"，他們的文字、經史之學，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顧炎武等"經世緻用"的積極精神，鑽進了故紙堆，形成盛極一時的"考據"學風。
他們以"實事求是"相号召，自以為有"求實"的精神，不知他們避開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隻是從故紙資料到故紙資料，恰巧把經史之學變成另一種空疏無用的東西。
同時程朱理學，通過八股文考試制度和統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學被打擊之後，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
詩風、文風離開清初現實主義的道路，向着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方向發展，也是很自然的。
杭世駿于乾隆初年曾說："自吾來京都，遍交賢豪長者，得以縱覽天下之士。
大都絺章繪句，順以取寵者，趾相錯矣。
其肯措意于當世之務，從容而度康濟之略者，蓋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晉州序》)。
這是當時脫離現實、庸俗苟安的士風和玩弄章句詞藻，走向拟古主義、形式主義詩風、文風真實的反映。
從康熙晚年到乾隆中葉，在詩壇上發生很大影響的，首先是沈德潛所标榜的格調說。
德潛(1673-1769)字确士，江南長洲(江蘇蘇州)人。
他是一個典型的台閣體詩人，所作絕少成就。
他早年即以詩論和選家著名，他的《說詩晬語》，認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這就是要求詩必須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服務。
因此，他主張詩人"立言"，在态度上，必須"一歸于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須講求比興、"蘊蓄"，不能"發露"：這就是要求詩人不要揭露矛盾和鬥争，努力維護封建統治。
所以他選詩"既審其宗旨(詩道)，複觀其體裁(格律)，徐諷其音節(聲調)"，"而一歸于中正和平"。
這個詩派，是康、乾"盛世"的産物，它為當時脫離現實的詩風，找到了比"神韻派"更為有利于封建統治的理論。
沈德潛的許多詩選，如《唐詩别裁》、《古詩源等》，體現了他的拟古主義的詩論觀點。
但它們指陳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傳、借鑒古典詩歌的作用。
同時著名詩人厲鹗(1692-1752)，字太鴻，号樊榭，浙江錢塘人。
他研究宋詩，作詩亦取法宋人，與沈德潛曾"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随園詩話補遺》卷十)。
他讀書極博，特别熟悉宋元以來雜記小說，因而喜歡在詩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為饾饤鎖屑一肖。
他生長杭州東城，有些近體詩，谧畫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緻。
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現實内容，他的獨辟蹊徑的努力，适足以表現其形式主義傾向。
未曾沾染似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自成一派的鄭燮(1693-1765)，字克柔，号闆橋，江蘇興化人。
他工書善畫，當時不以詩文著名，但由于出身貧苦，久居民間，深知人民被壓迫剝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産"，實在庸俗不堪，從而發出"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的大膽議論(《範縣署中奇舍弟墨第四書》)，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
他的許多詩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貪官惡吏，如《悍吏》、《私刑惡》、《逃荒行》、《還家行》等。
《偶然作》一篇，将"才子"的華貴與"民瘼"對照寫來，尤見作者憤世不平的苦心： 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缪；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嚨喉。
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球；偶然一命筆，币帛千金收；歌鐘連戚裡，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日耕無牛；嬌兒樂歲饑，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陬。
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累囚。
史家欠實錄，借本資校仇。
持以奉吾君，藻鑒橫千秋。
曹劉沈謝才，徐瘐江鮑俦，自雲黼黻筆，吾謂乞兒謀! 這裡作者指出統治階級的"才子"驕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饑寒壓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階級矛盾，觸及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
鄭燮非常推重杜甫，認為杜詩"隻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愛國愛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
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他反對當時的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說破、不宜說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 纖小之夫"的"自文其陋"。
這顯然是對"神韻派"和"格調派"的指責。
鄭燮的散文也獨具一格。
"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贈潘桐岡》)。
反對模拟古人，直達肺腑，是他的詩文創作根本的、一貫的精神。
他的《家書》，叙述家常，無所不談，抒情議論，脫口而出，每多獨見，比之于詩，表現了更多地打破陳規定矩、自由抒寫的精神。
比鄭燮更徹底反對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是稍後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
枚字子才，号簡齋，浙江錢塘人。
他少年得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入翰林，出為溧水等縣令。
三十三歲即于南京小倉山築"随園"，過着論文賦詩、優遊自在的享樂生活，足足半個世紀。
袁枚的思
從康熙時代的閻若璩到乾隆、嘉慶時代大批的"漢學家"，他們的文字、經史之學，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顧炎武等"經世緻用"的積極精神，鑽進了故紙堆，形成盛極一時的"考據"學風。
他們以"實事求是"相号召，自以為有"求實"的精神，不知他們避開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隻是從故紙資料到故紙資料，恰巧把經史之學變成另一種空疏無用的東西。
同時程朱理學，通過八股文考試制度和統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學被打擊之後，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
詩風、文風離開清初現實主義的道路，向着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方向發展，也是很自然的。
杭世駿于乾隆初年曾說："自吾來京都，遍交賢豪長者，得以縱覽天下之士。
大都絺章繪句，順以取寵者，趾相錯矣。
其肯措意于當世之務，從容而度康濟之略者，蓋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晉州序》)。
這是當時脫離現實、庸俗苟安的士風和玩弄章句詞藻，走向拟古主義、形式主義詩風、文風真實的反映。
從康熙晚年到乾隆中葉，在詩壇上發生很大影響的，首先是沈德潛所标榜的格調說。
德潛(1673-1769)字确士，江南長洲(江蘇蘇州)人。
他是一個典型的台閣體詩人，所作絕少成就。
他早年即以詩論和選家著名，他的《說詩晬語》，認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這就是要求詩必須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服務。
因此，他主張詩人"立言"，在态度上，必須"一歸于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須講求比興、"蘊蓄"，不能"發露"：這就是要求詩人不要揭露矛盾和鬥争，努力維護封建統治。
所以他選詩"既審其宗旨(詩道)，複觀其體裁(格律)，徐諷其音節(聲調)"，"而一歸于中正和平"。
這個詩派，是康、乾"盛世"的産物，它為當時脫離現實的詩風，找到了比"神韻派"更為有利于封建統治的理論。
沈德潛的許多詩選，如《唐詩别裁》、《古詩源等》，體現了他的拟古主義的詩論觀點。
但它們指陳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傳、借鑒古典詩歌的作用。
同時著名詩人厲鹗(1692-1752)，字太鴻，号樊榭，浙江錢塘人。
他研究宋詩，作詩亦取法宋人，與沈德潛曾"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随園詩話補遺》卷十)。
他讀書極博，特别熟悉宋元以來雜記小說，因而喜歡在詩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為饾饤鎖屑一肖。
他生長杭州東城，有些近體詩，谧畫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緻。
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現實内容，他的獨辟蹊徑的努力，适足以表現其形式主義傾向。
未曾沾染似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自成一派的鄭燮(1693-1765)，字克柔，号闆橋，江蘇興化人。
他工書善畫，當時不以詩文著名，但由于出身貧苦，久居民間，深知人民被壓迫剝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産"，實在庸俗不堪，從而發出"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的大膽議論(《範縣署中奇舍弟墨第四書》)，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
他的許多詩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貪官惡吏，如《悍吏》、《私刑惡》、《逃荒行》、《還家行》等。
《偶然作》一篇，将"才子"的華貴與"民瘼"對照寫來，尤見作者憤世不平的苦心： 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缪；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嚨喉。
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球；偶然一命筆，币帛千金收；歌鐘連戚裡，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日耕無牛；嬌兒樂歲饑，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陬。
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累囚。
史家欠實錄，借本資校仇。
持以奉吾君，藻鑒橫千秋。
曹劉沈謝才，徐瘐江鮑俦，自雲黼黻筆，吾謂乞兒謀! 這裡作者指出統治階級的"才子"驕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饑寒壓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階級矛盾，觸及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
鄭燮非常推重杜甫，認為杜詩"隻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愛國愛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
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他反對當時的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說破、不宜說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 纖小之夫"的"自文其陋"。
這顯然是對"神韻派"和"格調派"的指責。
鄭燮的散文也獨具一格。
"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贈潘桐岡》)。
反對模拟古人，直達肺腑，是他的詩文創作根本的、一貫的精神。
他的《家書》，叙述家常，無所不談，抒情議論，脫口而出，每多獨見，比之于詩，表現了更多地打破陳規定矩、自由抒寫的精神。
比鄭燮更徹底反對拟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是稍後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
枚字子才，号簡齋，浙江錢塘人。
他少年得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入翰林，出為溧水等縣令。
三十三歲即于南京小倉山築"随園"，過着論文賦詩、優遊自在的享樂生活，足足半個世紀。
袁枚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