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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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統治者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
文字獄案經常發生。
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四十八年之間，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
乾隆牢籠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
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禦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曆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
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
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着一定的貢獻。
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
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
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于他們隻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别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
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于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緻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
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于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
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戴東原集·與某書》)。
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诂大師聞名于世。
初期考據學者标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
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複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隻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祯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
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台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據學對詩歌的影響。
隻有袁枚的反對複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像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
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複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
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的古言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
由于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骈文"複興"的局面，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雜劇、傳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隻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
隻有蔣士铨、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
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
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
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
在彈詞中成就比較高。
章回小說中出現了标志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高峰的《紅樓夢》，它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钗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
《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罪惡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諷，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
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小說領域内的反動思想和考據勢力的影響也日益嚴重，《鏡花緣》雖然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社會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這種惡劣風氣。
詩文、詞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争前後，由于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才出現了新的情況。
文字獄案經常發生。
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四十八年之間，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
乾隆牢籠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
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禦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曆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
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
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着一定的貢獻。
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
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
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于他們隻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别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
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于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緻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
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于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
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戴東原集·與某書》)。
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诂大師聞名于世。
初期考據學者标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
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複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隻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祯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
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台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據學對詩歌的影響。
隻有袁枚的反對複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像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
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複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
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的古言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
由于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骈文"複興"的局面，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雜劇、傳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隻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
隻有蔣士铨、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
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
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
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
在彈詞中成就比較高。
章回小說中出現了标志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高峰的《紅樓夢》，它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钗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
《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罪惡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諷，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
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小說領域内的反動思想和考據勢力的影響也日益嚴重，《鏡花緣》雖然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社會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這種惡劣風氣。
詩文、詞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争前後，由于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才出現了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