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關燈
小
中
大
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
"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
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十三)!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通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複興民族的目的。
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二)。
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約》一《李杲堂墓志銘》)。
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
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
這些對于清代的學風有着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詩文的複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确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
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隻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裡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
王士祯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将，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
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
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彜尊的宗法姜、張。
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面，在蘇州地區産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
康熙時期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
李漁的戲曲理論，聯系舞台實際，并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面，陳忱的《水浒垢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并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薄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托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争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争精神。
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
伴随着農業生産的發展，和适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當時窯業、印刷業、制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
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将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制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
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于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
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隻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額的财富，大商号、當鋪、票号、銀号、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财富。
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
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污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甯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
人們說：畢沅像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像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像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
"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銀約十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十倍。
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産，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
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争，如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曆時九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五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十二年之久；嘉慶十八年(1813)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争，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争，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争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乾隆時
"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
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十三)!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通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複興民族的目的。
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二)。
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約》一《李杲堂墓志銘》)。
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
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
這些對于清代的學風有着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詩文的複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确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
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隻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裡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
王士祯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将，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
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
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彜尊的宗法姜、張。
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面，在蘇州地區産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
康熙時期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
李漁的戲曲理論，聯系舞台實際，并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面，陳忱的《水浒垢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并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薄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托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争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争精神。
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
伴随着農業生産的發展，和适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當時窯業、印刷業、制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
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将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制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
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于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
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隻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額的财富，大商号、當鋪、票号、銀号、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财富。
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
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污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甯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
人們說：畢沅像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像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像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
"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銀約十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十倍。
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産，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
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争，如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曆時九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五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十二年之久；嘉慶十八年(1813)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争，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争，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争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乾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