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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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殺宋江，講的也是"義"；就大的方面說，東溪村七星小聚義，就是為了奪取生辰綱的不義之财。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則是表現較大規模的反抗鬥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義，更是為了有力地打擊封建統治者，實現"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
當然小說中的"義"，有時也被寫成一種沒有任何政治原則的私人之間的情誼。
這在武松身上表現得很明顯。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終把"義"放在"忠"和"孝"之下，使"義"服從于"忠""服從于"孝"。
梁山泊的"忠義堂"是"忠"居于"義"之上，孝義黑三郎宋江碰到"義"和"孝"發生矛盾時，是重"孝"而輕"義"，大鬧清風寨後宋江的表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水浒傳》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成就是主要的。
這表現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國曆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
對曆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污蔑、攻擊的起義英雄作了生動的描繪。
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擺脫封建思想體系的束縛，在一些根本觀點上仍然維護封建制度，這又決定了他對宋江所堅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義路線作了大力肯定，從而導緻義軍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慘結局。
第三節 水浒傳的藝術成就 《水浒傳》之所以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作品，不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豐富，而且也由于它藝術的成熟。
《水浒傳》繼承并發展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秀傳統，而且把二者結合起來。
《水浒傳》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全書巨大的曆史主題，主要是通過對起義英雄的歌頌和對他們鬥争的描繪中具體表現出來的。
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輝藝術生命的重要因素。
在《水浒傳》中，至少出現了一二十個個性鮮明的典型形象，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點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實的曆史環境中，扣緊人物的身分、經曆和遭遇來刻劃他們的性格。
誠然，全書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社會環境的介紹，但通過對各階層人物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的描繪，一幅北宋社會生活的圖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以及受壓迫人民"撞破天羅歸水浒，掀開地網上梁山"的願望，則是組成這幅曆史圖景的經緯。
書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産生和成長起來的。
林沖、魯達、楊志雖同是武藝高強的軍官，但由于身分、經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樣，作者正是這樣表現了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禁軍教頭的地位，優厚的待遇，美滿的家庭，使林沖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安于現實，怯于反抗的性格，對統治階級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時這種經曆，又使他結交了四方江湖好漢，形成了豪俠、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
因此林沖的隐忍不同于逆來順受。
在他"忍"的性格中，蘊藏着"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複仇的怒火。
最後，他被逼上梁山，正是這種怒火的總爆發，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
與林沖相比，魯達并未遇到那樣的不幸，但他在和統治階級長期周旋中，看透了他們荒淫腐朽的本質，加之他一無牽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愛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
這種性格和當時黑暗的現實，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此，魯達是向整個封建統治階級挑戰而主動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三代将門之後"的楊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為曲折。
"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是他的生活目的。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
失陷"花石綱"并沒有動搖他追求"功名利祿"的意願，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從這條路上拉回來，在充軍得到梁中書的青睐後，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熾烈了。
在比武場上的鬥狠逞能，護送生辰綱時的兢兢業業，都充分表現了這一點。
直到"生辰綱"被劫，不僅功名的道路被截斷了，而且有落入牢獄的危險，他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對招安的不同态度上，來自社會底層的李逵等人是堅決反對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吳用主張有條件的招安；來自官軍的絕大部分的将領則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
這種不同的态度，可以從他們各自的身分 經曆中找到充分的根據。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傳》總是把人物放在階級鬥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關頭，以自己的行動、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特征。
在"劫法場石秀跳樓"一回中這樣描寫："樓上石秀隻就一聲和裡，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石秀樓上跳将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疊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
"隻此寥寥數筆，通過對石秀幾個異常敏捷動作的白描，把他當機立斷，臨危不懼的性格表現得入木三分。
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動、語言和内心的複雜活動，緊緊地交融在一起，雖無靜止的心理描寫，卻能準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同樣以劫法場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勢萬分緊迫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得悉處斬盧俊義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細，不會不意識到個人去劫法場的危險；可是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又沒有别的辦法可想。
從石秀在酒樓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動。
他考慮到要在戒備森嚴、刀槍林立的法場上，一個人救得盧俊義，必須先壓住敵人的氣勢，因此，未下樓時就大喊一聲，接着趁敵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扯住盧俊義便走。
在他被捕後大罵梁中書時，道出了梁山大軍即将臨城的形勢，這才使梁中書不敢殺害他們。
透過石秀果斷的行動，機變的語言，又看到了他細微的内心活動。
小說中類似這樣的精彩的描寫是很多的，像當林沖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時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詩時流露出的那種壯志未酬，滿腔郁悶的心情，都是通過行動、語言來表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進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傳》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對比中，突出他們各自的性格。
這種對比方法，不僅表現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運用得很成功。
在武松鬥殺西門慶的事件中，何九叔與郓哥恰恰形成了鮮明對照。
對西門慶的胡作非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開時，又處處給自己留下退步，這些正表現了他的世故、機變而又怯懦的性格。
與何九叔相反，郓哥卻處處采取了好管閑事的主動态度，這正是他年輕好勝、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帶有打抱不平的個性的表現。
小說在對比中塑造人物時，還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組人物，比較出性格的不同來。
這種同中見異的方法，最成功的運用是表現在魯達和李逵的性格描寫中。
同樣寫兩人性格粗中有細，但比較起來，卻有明顯不同。
李逵在第一次見宋江時怕被賺而遲遲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進的緊張時刻，卻突然擔心别人會不拉他上來，這些都是他的細心之處。
但這種"細"不免帶上幾分幼稚，這正是李逵天真、老實的自然表現。
而魯達的"細"，卻表現在生死鬥争的緊要關頭：例如打死鎮關西後的機智逃脫，暗地護送林沖途中眼光的銳利和行動的穩健等等。
這種"細"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統治階級長期周旋中所取得的鬥争經驗的表現。
此外，《水浒傳》有時也通過富有特征性的細節來塑造人物個性。
如武松打虎時，借哨棒打斷的細節，充分表現了他全神貫注的緊張神态，渲染了這場惡鬥的氣氛，也為以後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從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水浒傳》在人物塑造上不僅表現了現實主義藝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則是表現較大規模的反抗鬥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義，更是為了有力地打擊封建統治者，實現"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
當然小說中的"義"，有時也被寫成一種沒有任何政治原則的私人之間的情誼。
這在武松身上表現得很明顯。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終把"義"放在"忠"和"孝"之下，使"義"服從于"忠""服從于"孝"。
梁山泊的"忠義堂"是"忠"居于"義"之上，孝義黑三郎宋江碰到"義"和"孝"發生矛盾時，是重"孝"而輕"義"，大鬧清風寨後宋江的表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水浒傳》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成就是主要的。
這表現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國曆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
對曆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污蔑、攻擊的起義英雄作了生動的描繪。
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擺脫封建思想體系的束縛，在一些根本觀點上仍然維護封建制度，這又決定了他對宋江所堅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義路線作了大力肯定，從而導緻義軍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慘結局。
第三節 水浒傳的藝術成就 《水浒傳》之所以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作品，不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豐富，而且也由于它藝術的成熟。
《水浒傳》繼承并發展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秀傳統，而且把二者結合起來。
《水浒傳》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全書巨大的曆史主題，主要是通過對起義英雄的歌頌和對他們鬥争的描繪中具體表現出來的。
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輝藝術生命的重要因素。
在《水浒傳》中，至少出現了一二十個個性鮮明的典型形象，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點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實的曆史環境中，扣緊人物的身分、經曆和遭遇來刻劃他們的性格。
誠然，全書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社會環境的介紹，但通過對各階層人物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的描繪，一幅北宋社會生活的圖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以及受壓迫人民"撞破天羅歸水浒，掀開地網上梁山"的願望，則是組成這幅曆史圖景的經緯。
書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産生和成長起來的。
林沖、魯達、楊志雖同是武藝高強的軍官，但由于身分、經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樣，作者正是這樣表現了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禁軍教頭的地位，優厚的待遇，美滿的家庭，使林沖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安于現實，怯于反抗的性格，對統治階級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時這種經曆，又使他結交了四方江湖好漢，形成了豪俠、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
因此林沖的隐忍不同于逆來順受。
在他"忍"的性格中，蘊藏着"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複仇的怒火。
最後，他被逼上梁山，正是這種怒火的總爆發，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
與林沖相比，魯達并未遇到那樣的不幸，但他在和統治階級長期周旋中，看透了他們荒淫腐朽的本質，加之他一無牽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愛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
這種性格和當時黑暗的現實，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此，魯達是向整個封建統治階級挑戰而主動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三代将門之後"的楊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為曲折。
"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是他的生活目的。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
失陷"花石綱"并沒有動搖他追求"功名利祿"的意願，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從這條路上拉回來，在充軍得到梁中書的青睐後，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熾烈了。
在比武場上的鬥狠逞能，護送生辰綱時的兢兢業業，都充分表現了這一點。
直到"生辰綱"被劫，不僅功名的道路被截斷了，而且有落入牢獄的危險，他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對招安的不同态度上，來自社會底層的李逵等人是堅決反對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吳用主張有條件的招安；來自官軍的絕大部分的将領則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
這種不同的态度，可以從他們各自的身分 經曆中找到充分的根據。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傳》總是把人物放在階級鬥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關頭，以自己的行動、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特征。
在"劫法場石秀跳樓"一回中這樣描寫："樓上石秀隻就一聲和裡，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石秀樓上跳将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疊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
"隻此寥寥數筆，通過對石秀幾個異常敏捷動作的白描，把他當機立斷，臨危不懼的性格表現得入木三分。
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動、語言和内心的複雜活動，緊緊地交融在一起，雖無靜止的心理描寫，卻能準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同樣以劫法場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勢萬分緊迫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得悉處斬盧俊義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細，不會不意識到個人去劫法場的危險；可是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又沒有别的辦法可想。
從石秀在酒樓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動。
他考慮到要在戒備森嚴、刀槍林立的法場上，一個人救得盧俊義，必須先壓住敵人的氣勢，因此，未下樓時就大喊一聲，接着趁敵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扯住盧俊義便走。
在他被捕後大罵梁中書時，道出了梁山大軍即将臨城的形勢，這才使梁中書不敢殺害他們。
透過石秀果斷的行動，機變的語言，又看到了他細微的内心活動。
小說中類似這樣的精彩的描寫是很多的，像當林沖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時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詩時流露出的那種壯志未酬，滿腔郁悶的心情，都是通過行動、語言來表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進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傳》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對比中，突出他們各自的性格。
這種對比方法，不僅表現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運用得很成功。
在武松鬥殺西門慶的事件中，何九叔與郓哥恰恰形成了鮮明對照。
對西門慶的胡作非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開時，又處處給自己留下退步，這些正表現了他的世故、機變而又怯懦的性格。
與何九叔相反，郓哥卻處處采取了好管閑事的主動态度，這正是他年輕好勝、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帶有打抱不平的個性的表現。
小說在對比中塑造人物時，還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組人物，比較出性格的不同來。
這種同中見異的方法，最成功的運用是表現在魯達和李逵的性格描寫中。
同樣寫兩人性格粗中有細，但比較起來，卻有明顯不同。
李逵在第一次見宋江時怕被賺而遲遲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進的緊張時刻，卻突然擔心别人會不拉他上來，這些都是他的細心之處。
但這種"細"不免帶上幾分幼稚，這正是李逵天真、老實的自然表現。
而魯達的"細"，卻表現在生死鬥争的緊要關頭：例如打死鎮關西後的機智逃脫，暗地護送林沖途中眼光的銳利和行動的穩健等等。
這種"細"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統治階級長期周旋中所取得的鬥争經驗的表現。
此外，《水浒傳》有時也通過富有特征性的細節來塑造人物個性。
如武松打虎時，借哨棒打斷的細節，充分表現了他全神貫注的緊張神态，渲染了這場惡鬥的氣氛，也為以後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從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水浒傳》在人物塑造上不僅表現了現實主義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