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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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這種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經濟上的平均主義理想，在封建社會裡自然隻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但對後世農民反封建鬥争卻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寫出了起義的悲劇結局，揭示出了起義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會裡的農民起義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它的結局總是以失敗而告終。
其原因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産力和新的生産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些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産階級和共産黨的正确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曆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形式，概括起來不外乎三種：一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鎮壓；二是向封建統治階級投降；三是起義領袖當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
在這三種形式之間固然有原則的區别，在曆史上所起的影響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鎮壓和向統治階級屈膝投降當然不能相提并論。
然就其結局來說，無論是哪一種形式都是失敗，即使最後一種，表面看來似乎是勝利，但實質上也是失敗，因為它無法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産關系和政治制度，隻是起了個改朝換代的作用。
《水浒傳》中義軍接受招安的結局正是曆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一種形式。
當然，從小說的具體描寫來分析，義軍隊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這裡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作品中寫梁山義軍隊伍不是在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出于走投無路，才被迫接受統治階級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赢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主動向統治階級投降的。
而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确是和義軍領導人宋江的思想、立場及其所推行的路線有直接關系；也是和小說中所宣揚的忠義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觀密切關聯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節裡早已埋下了伏線。
伴随梁山革命事業的發展，一大批統治階級中的人物迫于這樣那樣的原因相繼投入了起義隊伍。
他們的加入，雖然對壯大義軍的力量、發展革命勢力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卻使革命隊伍的社會、思想成分變得十分複雜了。
這是因為這夥人裡的大部分，他們上山的目的隻是"暫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後招安"。
他們這種意圖和義軍領袖宋江的"忠君報國"和"盼望早日招安"的願望完全合拍。
這就很自然的在義軍内部出現了一條以宋江為代表的妥協、投降的路線。
這條路線愈到後來勢力愈大，占據了統治地位。
雖有少數出身下層的起義英雄如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對它進行抵制，但終因力量單薄而未能扭轉局面，緻使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慘結局。
據曆史記載：宋江的為人是"勇悍狂俠，這和《水浒傳》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
小說中的宋江，顯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義軍領袖來塑造的，使之成為引導義軍走向妥協投降的關鍵人物。
《水浒傳》裡的宋江作為義軍領袖，有他的特點和長處：他反對強暴，反對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
由于他好"濟人貧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稱為"及時雨"。
生辰綱事發，他"擔着血海也似的幹系"營救過晁蓋；為維持和梁山的關系而殺了閻婆惜。
他為人又精明練達，懂得鬥争策略，并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漢，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誼。
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漢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這些特點，對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來說還不是最關重要的，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革命鬥争時是否具備堅定的階級立場。
恰恰在這重要問題上宋江存在着嚴重問題。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筆小吏"，他有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一開始加入革命隊伍就存在嚴重的動搖性、妥協性。
在他看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聖君的緣故。
所以他一面援救晁蓋等人；一面卻又認為他們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是"滅九族的勾當"，"于法度上卻饒不得"。
他上梁山十分勉強，經曆了極為曲折的過程。
大鬧清風寨後，他率領一幫好漢去奔梁山，一封父親病故的假書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馬"飛也似"地回去奔喪，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斷配。
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從忠孝觀念出發，拒絕了晁蓋的援救。
直到他浔陽樓題了反詩，事發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
上山後他還是"權借水泊暫時避避難"，隻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後"封妻蔭子，青史留名"。
他甚至多次把起義事業說成是"造惡甚多"、"誤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
從宋江的這種思想行動中，使我們早已預感以義軍的曆史悲劇。
《水浒傳》的作者對宋江追求招安的結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
從道理上說，他對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頌揚的，認為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稱贊宋江這樣做是"有仁有義"、"忠義報國"等等。
但從具體描寫看，作品對"被招安"的結局似乎又有所批判。
這不僅表現在作者反複描寫了李逵、魯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鬥争；而且也寫出了義軍在受招安後所遇到的種種悲慘遭遇，使小說在七十回後充滿了悲劇的氣氛。
它在客觀上告訴人們接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招安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和義軍領袖宋江的思想立場以及小說作者的世界觀有直接關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揚的"忠"、"義"思想。
所謂"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這是《水浒傳》所一貫标榜和宣揚的，書名《忠義水浒傳》，梁山原來的聚義廳後被宋江改成"忠義堂"。
宋江口口聲聲說："今皇上至聖至明，隻被奸臣閉塞，暫時昏味。
"作者還特地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書"，在這位娘娘給宋江作的指示中有個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
"小說之所以指責方臘起義，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違反了"忠"的大倫。
甚至最後寫宋江被藥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甯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這種"忠君"思想當然是封建正統的思想，它給起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終于使作者甘願犧牲艱難締造的義軍事業來接受皇帝的"招安"。
但是我們也還必須看到作者之所以這樣強調"忠"的觀念，也是和他所處的特定曆史背景分不開。
水浒故事從口頭流傳到文人再創作而成書的整個宋元時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時社會上普遍的要求是堅決抗擊侵略，反對投降。
明代進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這一點，在他的《忠義水浒傳叙》裡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
"所謂"憤宋事"，就是憤恨宋代統治者不肯聯合兩河義軍抗擊侵略，導緻亡國的慘禍。
所以在我們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極大危害時，還應該具體考慮到這個曆史的因素。
其次說到"義"。
小說中所具體描寫的"義"，比之《三國演義》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種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幫助的關系。
"義"與"不義"，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與支持被壓迫被剝削者，是否參加與堅持革命反抗。
從小的方面來說，魯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義"，李逵誤信人言而
這種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經濟上的平均主義理想，在封建社會裡自然隻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但對後世農民反封建鬥争卻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寫出了起義的悲劇結局，揭示出了起義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會裡的農民起義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它的結局總是以失敗而告終。
其原因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産力和新的生産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些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産階級和共産黨的正确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曆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形式，概括起來不外乎三種：一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鎮壓；二是向封建統治階級投降；三是起義領袖當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
在這三種形式之間固然有原則的區别，在曆史上所起的影響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鎮壓和向統治階級屈膝投降當然不能相提并論。
然就其結局來說，無論是哪一種形式都是失敗，即使最後一種，表面看來似乎是勝利，但實質上也是失敗，因為它無法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産關系和政治制度，隻是起了個改朝換代的作用。
《水浒傳》中義軍接受招安的結局正是曆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一種形式。
當然，從小說的具體描寫來分析，義軍隊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這裡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作品中寫梁山義軍隊伍不是在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出于走投無路，才被迫接受統治階級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赢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主動向統治階級投降的。
而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确是和義軍領導人宋江的思想、立場及其所推行的路線有直接關系；也是和小說中所宣揚的忠義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觀密切關聯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節裡早已埋下了伏線。
伴随梁山革命事業的發展，一大批統治階級中的人物迫于這樣那樣的原因相繼投入了起義隊伍。
他們的加入，雖然對壯大義軍的力量、發展革命勢力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卻使革命隊伍的社會、思想成分變得十分複雜了。
這是因為這夥人裡的大部分，他們上山的目的隻是"暫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後招安"。
他們這種意圖和義軍領袖宋江的"忠君報國"和"盼望早日招安"的願望完全合拍。
這就很自然的在義軍内部出現了一條以宋江為代表的妥協、投降的路線。
這條路線愈到後來勢力愈大，占據了統治地位。
雖有少數出身下層的起義英雄如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對它進行抵制，但終因力量單薄而未能扭轉局面，緻使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慘結局。
據曆史記載：宋江的為人是"勇悍狂俠，這和《水浒傳》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
小說中的宋江，顯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義軍領袖來塑造的，使之成為引導義軍走向妥協投降的關鍵人物。
《水浒傳》裡的宋江作為義軍領袖，有他的特點和長處：他反對強暴，反對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
由于他好"濟人貧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稱為"及時雨"。
生辰綱事發，他"擔着血海也似的幹系"營救過晁蓋；為維持和梁山的關系而殺了閻婆惜。
他為人又精明練達，懂得鬥争策略，并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漢，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誼。
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漢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這些特點，對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來說還不是最關重要的，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革命鬥争時是否具備堅定的階級立場。
恰恰在這重要問題上宋江存在着嚴重問題。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筆小吏"，他有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一開始加入革命隊伍就存在嚴重的動搖性、妥協性。
在他看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聖君的緣故。
所以他一面援救晁蓋等人；一面卻又認為他們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是"滅九族的勾當"，"于法度上卻饒不得"。
他上梁山十分勉強，經曆了極為曲折的過程。
大鬧清風寨後，他率領一幫好漢去奔梁山，一封父親病故的假書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馬"飛也似"地回去奔喪，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斷配。
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從忠孝觀念出發，拒絕了晁蓋的援救。
直到他浔陽樓題了反詩，事發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
上山後他還是"權借水泊暫時避避難"，隻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後"封妻蔭子，青史留名"。
他甚至多次把起義事業說成是"造惡甚多"、"誤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
從宋江的這種思想行動中，使我們早已預感以義軍的曆史悲劇。
《水浒傳》的作者對宋江追求招安的結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
從道理上說，他對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頌揚的，認為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稱贊宋江這樣做是"有仁有義"、"忠義報國"等等。
但從具體描寫看，作品對"被招安"的結局似乎又有所批判。
這不僅表現在作者反複描寫了李逵、魯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鬥争；而且也寫出了義軍在受招安後所遇到的種種悲慘遭遇，使小說在七十回後充滿了悲劇的氣氛。
它在客觀上告訴人們接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招安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和義軍領袖宋江的思想立場以及小說作者的世界觀有直接關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揚的"忠"、"義"思想。
所謂"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這是《水浒傳》所一貫标榜和宣揚的，書名《忠義水浒傳》，梁山原來的聚義廳後被宋江改成"忠義堂"。
宋江口口聲聲說："今皇上至聖至明，隻被奸臣閉塞，暫時昏味。
"作者還特地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書"，在這位娘娘給宋江作的指示中有個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
"小說之所以指責方臘起義，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違反了"忠"的大倫。
甚至最後寫宋江被藥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甯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這種"忠君"思想當然是封建正統的思想，它給起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終于使作者甘願犧牲艱難締造的義軍事業來接受皇帝的"招安"。
但是我們也還必須看到作者之所以這樣強調"忠"的觀念，也是和他所處的特定曆史背景分不開。
水浒故事從口頭流傳到文人再創作而成書的整個宋元時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時社會上普遍的要求是堅決抗擊侵略，反對投降。
明代進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這一點，在他的《忠義水浒傳叙》裡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
"所謂"憤宋事"，就是憤恨宋代統治者不肯聯合兩河義軍抗擊侵略，導緻亡國的慘禍。
所以在我們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極大危害時，還應該具體考慮到這個曆史的因素。
其次說到"義"。
小說中所具體描寫的"義"，比之《三國演義》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種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幫助的關系。
"義"與"不義"，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與支持被壓迫被剝削者，是否參加與堅持革命反抗。
從小的方面來說，魯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義"，李逵誤信人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