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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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澄清吏治，平均賦役，制止兼并，清理土地，清查邊軍積弊和鞏固國防等等。
這些措施對推動社會生産的發展，鞏固封建統治起了一定作用。
但到了萬曆中期之後，改革派又逐漸被排斥。
當時以神宗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腐朽不堪。
神宗本人又是個荒淫殘暴的皇帝。
他臣下說他是酒色财氣四病俱全，非藥石可治。
為了滿足無度的揮霍，他又陸續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鹽稅使，到處掠奪，從而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
這時一些作品中所出現的反暴君傾向就是當時現實的反映。
上層統治集團荒淫的生活，直接影響到一般的官僚、地主，也使整個社會風氣趨向堕落。
在這時一些小說、戲曲中所出的大量色情的描寫，就是深受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
萬曆後期封建統治集團内部掀起了東林黨和邪黨之間的鬥争。
邪黨到了天啟年間轉為閹黨，首領魏忠賢把持朝政，大批殺害東林黨人，這就使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的鬥争更為激烈。
繼起的複社，和東林黨一樣既是政治團體，又是文學團體，它繼續和閹黨作鬥争，一直到明亡，成為明中葉後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對當時文學創作有不小影響，明末清初有不少作品就直接反映這種激烈的黨事。
天啟、崇祯年間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更為苛重，而最高統治者又通過"遼饷。
"、"剿饷"、"練饷"等名目，橫征暴斂，使人民傾家蕩産，到處流亡。
加之水、旱、饑馑、疾疫等災害不斷發生，從而引起了明末如火如荼的農民大起義，明王朝也就在農民革命的洪流中覆滅。
中葉弘治、正德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從挽救地主階級政治危機的意願出發，繼承并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在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
王守仁的"良知"說以陸象山的"心即理"的學說為前提，他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文錄·與王純甫二》)。
肯定"我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并解釋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文錄·書朱守乾卷》)。
因此，隻要取消欲望，自求内心，就可以獲得這種良知，并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
這種學說顯然是極端唯心主義的，他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
如果人們都奉行這種學說，就都能成為安分守己的人，封建秩序也就得到鞏固。
因此就它的實質來說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一樣，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
但也應看到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學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學中的"性即理"的觀點有其對立的一面。
王守仁反對理學那套束縛人性的教條，他曾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傳習錄》下)。
正因為這樣，王學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它一定的作用。
嘉靖、萬曆年間，随着經濟上新的發展變化，思想界也出現了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他們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的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
王艮認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
又認為"聖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黃宗羲《明儒學案》、《心齋語錄》)。
在王學左派的後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裡已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他被當時人稱為"異端"之尤。
在他的重要著作《焚書》中，猛烈地攻擊了封建禮教，他認為穿衣吃飯就是道，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滿足人們的需要和追求物質的快樂。
他還大膽地攻擊儒學，提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
無定質，則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所以"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有是非耳"(李贽《李氏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雖然這種對是非的認識，有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危險，但它主要是針對"聖人之言是萬世之至論"這一觀點而發的，因而有它很大的進步性。
他還輕蔑"六經"和《論語》、《孟子》，說它們"豈可為萬世之至論"，嘲笑那些假道學是"名實具利的兩頭馬"，"能文不能武的婦人儒&quo
這些措施對推動社會生産的發展，鞏固封建統治起了一定作用。
但到了萬曆中期之後，改革派又逐漸被排斥。
當時以神宗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腐朽不堪。
神宗本人又是個荒淫殘暴的皇帝。
他臣下說他是酒色财氣四病俱全，非藥石可治。
為了滿足無度的揮霍，他又陸續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鹽稅使，到處掠奪，從而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
這時一些作品中所出現的反暴君傾向就是當時現實的反映。
上層統治集團荒淫的生活，直接影響到一般的官僚、地主，也使整個社會風氣趨向堕落。
在這時一些小說、戲曲中所出的大量色情的描寫，就是深受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
萬曆後期封建統治集團内部掀起了東林黨和邪黨之間的鬥争。
邪黨到了天啟年間轉為閹黨，首領魏忠賢把持朝政，大批殺害東林黨人，這就使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的鬥争更為激烈。
繼起的複社，和東林黨一樣既是政治團體，又是文學團體，它繼續和閹黨作鬥争，一直到明亡，成為明中葉後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對當時文學創作有不小影響，明末清初有不少作品就直接反映這種激烈的黨事。
天啟、崇祯年間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更為苛重，而最高統治者又通過"遼饷。
"、"剿饷"、"練饷"等名目，橫征暴斂，使人民傾家蕩産，到處流亡。
加之水、旱、饑馑、疾疫等災害不斷發生，從而引起了明末如火如荼的農民大起義，明王朝也就在農民革命的洪流中覆滅。
中葉弘治、正德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從挽救地主階級政治危機的意願出發，繼承并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在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
王守仁的"良知"說以陸象山的"心即理"的學說為前提，他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文錄·與王純甫二》)。
肯定"我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并解釋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文錄·書朱守乾卷》)。
因此，隻要取消欲望，自求内心，就可以獲得這種良知，并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
這種學說顯然是極端唯心主義的，他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
如果人們都奉行這種學說，就都能成為安分守己的人，封建秩序也就得到鞏固。
因此就它的實質來說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一樣，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
但也應看到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學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學中的"性即理"的觀點有其對立的一面。
王守仁反對理學那套束縛人性的教條，他曾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傳習錄》下)。
正因為這樣，王學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它一定的作用。
嘉靖、萬曆年間，随着經濟上新的發展變化，思想界也出現了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他們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的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
王艮認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
又認為"聖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黃宗羲《明儒學案》、《心齋語錄》)。
在王學左派的後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裡已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他被當時人稱為"異端"之尤。
在他的重要著作《焚書》中，猛烈地攻擊了封建禮教，他認為穿衣吃飯就是道，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滿足人們的需要和追求物質的快樂。
他還大膽地攻擊儒學，提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
無定質，則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所以"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有是非耳"(李贽《李氏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雖然這種對是非的認識，有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危險，但它主要是針對"聖人之言是萬世之至論"這一觀點而發的，因而有它很大的進步性。
他還輕蔑"六經"和《論語》、《孟子》，說它們"豈可為萬世之至論"，嘲笑那些假道學是"名實具利的兩頭馬"，"能文不能武的婦人儒&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