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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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南方割據勢力以後，1368年即皇帝位，随即派大軍掃蕩山東、兩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明初統治集團中有不少人曾參與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因此，他們懂得引起農民起義的原因。
朱元璋曾說過："夫步急則踬，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雲寬則得衆，不雲寬之失也。
"又說："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洪武實錄》)朱元璋懾于"民急則亂"的曆史教訓，斟酌曆朝統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經濟上移民墾荒，注意興修水利，實行軍屯，減輕賦稅，使元末戰争中逃亡的人口，重歸家園；同時又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扶持工商，從而使農業生産和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恢複和發展。
在政治上極力鞏固皇權統治，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軍政大權攬于一身，這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惡性發展。
為鞏固皇權統治，又大肆殺戮功臣。
洪武十三年，興胡黨大獄，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淩遲處死。
該案延續達十年，"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馀人"。
洪武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将軍藍玉謀為不軌，淩遲處死，"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
到了永樂、宣德時期又削弱諸王權力，和建立内閣制度，進一步鞏固并發展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在文化思想上實現了嚴酷的控制，對封建文人采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
朱元璋曾親自籌劃，開設文華堂招攬人才。
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他們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學。
朱元璋規定"四書""五經"為國子監的功課，并明令全國府州縣學及闾裡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儀、秦縱橫壞其心術(《明書·學校志》)。
朱棣又命胡文、楊榮等人修"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
在積極提倡理學的同時，又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
朱元璋和劉基定八股文程式，專從四書五經命題，并隻能依朱注解釋，所謂"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
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體制以為，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這比起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顯然更加有害。
它不僅加強了思想和文化的專制統治；在文學上也起了支持保守派的複古主義和助長形式主義的惡劣影響。
統治者除了上述籠絡、利用的手段外，還對文人采取了高壓政策。
洪武年間規定"寰中(國内)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
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腰斬，蘇州文人姚潤、王谟被征不來，都被斬首抄家。
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後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斷地大興文字獄。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
朱元璋以為故意諷刺他作過紅巾軍，嘲笑他和尚出身，立即将他們斬首。
在這種封建淫威之下，文人為免于慘禍，謹小慎微，一時成了風氣。
明開國以來一百多年時間内，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在經曆了一段恢複、發展的時期以後，開始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局面。
正因為這樣，封建統治者所實行的統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
傑出的作家施耐庵、羅貫中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生活知識和鬥争經驗，因此在水浒、三國故事長期、廣泛流傳和有關的話本、雜劇刊行的基礎上，寫成了《三國演義》、《水浒傳》這兩部劃時代的作品。
在明代三百年間，特别是中葉以後，它們越來越赢得人民的愛好，從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删、評點，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并繼續産生了不少以它們的故事為題材的戲曲、說唱文學等作品。
宋濂、劉基、高啟這些由元入明的詩文作家，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人物，但由于經過了元末的大動亂，接觸到了廣大的現實生活，對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認識，因此也寫出了一些揭露現實黑暗，富有社會内容的作品。
但從明開國以後的一百多年中，文壇上是比較黯淡的。
這時期在文學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長篇小說《三國演義》、
明初統治集團中有不少人曾參與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因此，他們懂得引起農民起義的原因。
朱元璋曾說過："夫步急則踬，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雲寬則得衆，不雲寬之失也。
"又說："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洪武實錄》)朱元璋懾于"民急則亂"的曆史教訓，斟酌曆朝統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經濟上移民墾荒，注意興修水利，實行軍屯，減輕賦稅，使元末戰争中逃亡的人口，重歸家園；同時又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扶持工商，從而使農業生産和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恢複和發展。
在政治上極力鞏固皇權統治，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軍政大權攬于一身，這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惡性發展。
為鞏固皇權統治，又大肆殺戮功臣。
洪武十三年，興胡黨大獄，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淩遲處死。
該案延續達十年，"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馀人"。
洪武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将軍藍玉謀為不軌，淩遲處死，"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
到了永樂、宣德時期又削弱諸王權力，和建立内閣制度，進一步鞏固并發展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在文化思想上實現了嚴酷的控制，對封建文人采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
朱元璋曾親自籌劃，開設文華堂招攬人才。
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他們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學。
朱元璋規定"四書""五經"為國子監的功課，并明令全國府州縣學及闾裡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儀、秦縱橫壞其心術(《明書·學校志》)。
朱棣又命胡文、楊榮等人修"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
在積極提倡理學的同時，又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
朱元璋和劉基定八股文程式，專從四書五經命題，并隻能依朱注解釋，所謂"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
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體制以為，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這比起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顯然更加有害。
它不僅加強了思想和文化的專制統治；在文學上也起了支持保守派的複古主義和助長形式主義的惡劣影響。
統治者除了上述籠絡、利用的手段外，還對文人采取了高壓政策。
洪武年間規定"寰中(國内)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
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腰斬，蘇州文人姚潤、王谟被征不來，都被斬首抄家。
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後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斷地大興文字獄。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
朱元璋以為故意諷刺他作過紅巾軍，嘲笑他和尚出身，立即将他們斬首。
在這種封建淫威之下，文人為免于慘禍，謹小慎微，一時成了風氣。
明開國以來一百多年時間内，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在經曆了一段恢複、發展的時期以後，開始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局面。
正因為這樣，封建統治者所實行的統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
傑出的作家施耐庵、羅貫中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生活知識和鬥争經驗，因此在水浒、三國故事長期、廣泛流傳和有關的話本、雜劇刊行的基礎上，寫成了《三國演義》、《水浒傳》這兩部劃時代的作品。
在明代三百年間，特别是中葉以後，它們越來越赢得人民的愛好，從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删、評點，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并繼續産生了不少以它們的故事為題材的戲曲、說唱文學等作品。
宋濂、劉基、高啟這些由元入明的詩文作家，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人物，但由于經過了元末的大動亂，接觸到了廣大的現實生活，對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認識，因此也寫出了一些揭露現實黑暗，富有社會内容的作品。
但從明開國以後的一百多年中，文壇上是比較黯淡的。
這時期在文學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長篇小說《三國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