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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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嘗及科舉"(《元史·選舉志》)；此後又多次拟立制度，但都沒有正式施行。
這一方面由于鎮壓人民起義和侵宋的軍事活動的頻繁，無暇兼顧；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貴族和将校的阻力。
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開科舉。
在此期間，一部分儒士仍沒有擺脫奴隸的命運或貧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統治者的歧視，思想仍多苦悶。
正如明胡侍所說："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真珠船》) 為了加強思想方面的統治，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後也逐漸崇尚儒學，提倡程朱理學。
窩闊台在滅金戰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就命修孔廟，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衍聖公"。
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設立孔廟。
幾個仕元的理學家姚樞、窦默、許衡等，都官居要位。
他們除了直接為蒙古統治者出謀劃策外，還大講理學，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
在這種思想統治之下，元代的文學創作，包括部分雜劇在内，封建思想的表現仍相當突出。
如鄭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簡夫的《趙禮讓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說教的作品。
但是随着元朝長期黑暗的統治，人民在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争中提高了認識。
從北宋以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也受到沖擊。
宋末元初的鄧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銳地抨擊了暴君和酷吏。
他還指出："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
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
而号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因此他認為："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其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這是一種素樸的民主思想。
锺嗣成的《錄鬼簿》有意識提高"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的雜劇作家的地位，并把他們的活動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學"區分開來。
當時進步的雜劇、散曲和說唱文學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了大膽創造精神。
蒙古貴族還利用宗教來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對各種教派一視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都得到傳播，而佛教、道教的影響尤為深遠。
佛教徒公開參預政治活動，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國公者，前後相望。
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不可勝言"(《新元史·釋老傳》)。
據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統計共有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傳統的正乙天師道。
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勢力為最大，他們提倡"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調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鬥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要求。
道教和佛教思想對雜劇創作也有着直接的影響，馬緻遠等的神仙度人劇和鄭廷玉的《看錢奴》、《忍字記》等宣揚佛教宿命論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産生的。
蒙古貴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于他們還不知道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曾占領一部分農田為牧場，蒙古大臣别疊等人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主張。
但在元世祖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區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影響下，蒙古貴族不得不放棄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開始重視農業，采取了一些恢複農業生産的措施。
由于農民的辛勤勞動，南方的農業在原來比較發達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北方的農業也逐漸獲得恢複。
"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農桑輯要》王磐原序)棉花種植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元代出現了十多種農業科學專著，其中王祯的《農書》總結了從《齊民要術》以來我國人民在農業生産上取得的成就，介紹了三百多種農具的構造和使用方法，對元代及以後的農業生産起了促進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為了滿足蒙古貴族的消費和供應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設置了各種官營的手工業作坊和管理手工業的機構，拘略全國工匠達數十萬人，在工場進行半奴隸式的勞動。
民間手工業生産一度受到破壞。
到元成宗元貞大德(1295-1307)年間，随着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民間手工業也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松江人黃道婆從海南島黎族人民那裡學習到紡織棉布的新技術，帶回
這一方面由于鎮壓人民起義和侵宋的軍事活動的頻繁，無暇兼顧；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貴族和将校的阻力。
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開科舉。
在此期間，一部分儒士仍沒有擺脫奴隸的命運或貧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統治者的歧視，思想仍多苦悶。
正如明胡侍所說："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真珠船》) 為了加強思想方面的統治，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後也逐漸崇尚儒學，提倡程朱理學。
窩闊台在滅金戰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就命修孔廟，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衍聖公"。
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設立孔廟。
幾個仕元的理學家姚樞、窦默、許衡等，都官居要位。
他們除了直接為蒙古統治者出謀劃策外，還大講理學，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
在這種思想統治之下，元代的文學創作，包括部分雜劇在内，封建思想的表現仍相當突出。
如鄭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簡夫的《趙禮讓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說教的作品。
但是随着元朝長期黑暗的統治，人民在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争中提高了認識。
從北宋以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也受到沖擊。
宋末元初的鄧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銳地抨擊了暴君和酷吏。
他還指出："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
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
而号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因此他認為："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其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這是一種素樸的民主思想。
锺嗣成的《錄鬼簿》有意識提高"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的雜劇作家的地位，并把他們的活動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學"區分開來。
當時進步的雜劇、散曲和說唱文學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了大膽創造精神。
蒙古貴族還利用宗教來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對各種教派一視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都得到傳播，而佛教、道教的影響尤為深遠。
佛教徒公開參預政治活動，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國公者，前後相望。
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不可勝言"(《新元史·釋老傳》)。
據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統計共有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傳統的正乙天師道。
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勢力為最大，他們提倡"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調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鬥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要求。
道教和佛教思想對雜劇創作也有着直接的影響，馬緻遠等的神仙度人劇和鄭廷玉的《看錢奴》、《忍字記》等宣揚佛教宿命論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産生的。
蒙古貴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于他們還不知道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曾占領一部分農田為牧場，蒙古大臣别疊等人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主張。
但在元世祖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區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影響下，蒙古貴族不得不放棄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開始重視農業，采取了一些恢複農業生産的措施。
由于農民的辛勤勞動，南方的農業在原來比較發達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北方的農業也逐漸獲得恢複。
"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農桑輯要》王磐原序)棉花種植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元代出現了十多種農業科學專著，其中王祯的《農書》總結了從《齊民要術》以來我國人民在農業生産上取得的成就，介紹了三百多種農具的構造和使用方法，對元代及以後的農業生産起了促進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為了滿足蒙古貴族的消費和供應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設置了各種官營的手工業作坊和管理手工業的機構，拘略全國工匠達數十萬人，在工場進行半奴隸式的勞動。
民間手工業生産一度受到破壞。
到元成宗元貞大德(1295-1307)年間，随着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民間手工業也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松江人黃道婆從海南島黎族人民那裡學習到紡織棉布的新技術，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