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宋後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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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書生空抱聞雞志，故老能言飲馬年"(《瓜洲城》)，"神州隻在闌幹北，度度來時怕上樓"(《冶城》)，"穴蟻能防患，常于未雨移；......誰為謀國者，見事反傷遲"(《穴蟻》)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諷今。
從這些作品看，他的确不愧為南宋後期陸遊的最好繼承者。
然而劉克莊與戴複古又都生在程朱理學已成為統治思想的時期，他們又都出理學家真德秀之門，對朱熹崇拜得五體投地，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裡又不時流露"頭巾氣"。
他們都喜歡在詩裡發議論，這些議論有時極其迂腐可笑，如戴複古批評白居易《琵琶行》詩的"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劉克莊看海棠詩的"莫将花與楊妃比，能與三郎作禍胎"等句。
至如"萬事盡從忙裡錯，一心須向靜中安"(戴複古《處世》)，"講學有時明太極，吟詩無路學熏風"(劉克莊《示兒》)等句，更象三家村老學究說教，表現了宋詩末流的一種壞傾向。
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往往十首八首，三和四和，搖筆即來，漫不經心。
除劉克莊詩喜用本朝故事，表示詩人對當代政治形勢的關心，值得一提外，一般流于浮淺，缺乏創新的精神。
當時江湖詩人還有趙汝遂、方嶽等，他們的詩在内容與藝術上就更少特色了。
第三節 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 我國詩歌散文到宋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作家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現。
詩話文評之作，北宋已漸多，到了南宋，更蓬勃發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呂氏童蒙訓》、陳癸《文則》等。
而以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影響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縣)人。
僑居建州(福建建瓯縣)。
登紹興進士第，曆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
朱熹寫了大量講解儒家經傳的著作，成為明清兩代的官方哲學，影響深遠，起了消極作用。
但他的《詩經集傳》、《楚辭集注》及其他詩文雜著中有些評論文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來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繼承并發展了北宋道學家的主張，表現了道學家和古文家文學思想鬥争的繼續發展。
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學家對于文與道的關系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和韓柳一緻的。
自周敦頤倡"文以載道"之說，開始打破了文與道的平衡，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
他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
"(《通書·文辭》)于是程頤更進一步斷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二程遺書》十八)。
他把文與道看成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東西，真是道學家的偏見。
朱熹的理學是繼承二程的，他的文學觀點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
他對李漢"文者貫道之器"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隻如吃飯時下飯耳。
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一三九)。
又《答徐載叔書》說："所谕學者之害莫大于時文，此亦救弊之言。
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朱文公文集》五十六)。
道是本，文是末，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來，不管什麼文章都是有害的。
這就和程頤作文害道的見解完全一緻。
但應該指出：理學家的所謂道與古文家的所謂道有所不同。
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還包括較多的政治、曆史内容；而理學家的道則幾乎純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
它和現實的距離更遠了。
不過朱熹雖然重道輕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學，他隻認為首先要明義理(道)，義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
所以又說：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讨個"道"來，入放裡面。
--《語類》一三九 他前面說："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對立起來；現在又說"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統一起來，好象自相矛盾。
其實這還是重道輕文的意思，輕文，所以說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貫道；重道，所以說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對文自文而道自道。
在他看來，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正因從此出發，他評論唐宋諸家的文章雖然多所肯定，卻不滿他們不務先明義理，隻去"學古人說話聲響"，浪費許多時間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稱賞"(《文集》七十四《滄洲精舍谕學者》)。
其實韓愈何嘗不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柳宗元何嘗不主張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這種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文章隻能要求抽象地談論有關道德心性的問題，不要現實内容，更不必講求藝術技巧。
這對文學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頗有文學修養的學者，他的詩文創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評論古今作家利病亦頗多中肯。
他教人學詩要從《三百篇》、《離騷》學起，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說："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說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自然之好"。
他論詩又多從全面來考查，認為陶淵明詩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覺。
《詠荊轲》一篇便露出本相。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古風》頭一篇。
他生平最不滿江西派詩拘泥"出處"和"嵌字"、"使難字"等作風(以上《語類》一百四十)，而獨推陸遊，說"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緻"(《答徐載叔》)。
又說"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劉子澄》)：象這樣很好的見解還是不少的。
總之，朱熹以道學家的眼光看待文學創作，以義理為根本，文章為末務，自然是周、程以來道學家唯心主義的文藝觀點。
他不懂得文學的源泉是生活，在獲得豐富生活的基礎上還要刻苦學習藝術技巧，才能把作品寫好，所以論文就強調心性修養而任其自然，反對下工夫，費力氣。
嚴羽，字儀卿，邵武(福建邵武縣)人。
宋末隐居不仕，自号滄浪逋客。
為人"粹溫中有奇氣，好結江湖間名士"。
事迹及生卒年不詳。
據他的《庚寅紀亂》詩和黃公紹《滄浪吟卷序》，嚴羽大概生于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紀亂》詩作于理宗紹定三年(1230)，其結語有雲："感時須發白，憂國空拳拳。
"假定嚴羽這時年已五十，則當生于孝宗淳熙年間。
《滄浪吟卷》乃羽沒後李南叔所輯錄，而黃公紹序自署鹹淳四年(1268)進士，則其卒年當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
)。
他有《滄浪詩話》，最為後世說詩者所稱道。
《滄浪詩話》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統的詩論，其中分為"詩辨"、"詩體"、"詩法"、&
從這些作品看，他的确不愧為南宋後期陸遊的最好繼承者。
然而劉克莊與戴複古又都生在程朱理學已成為統治思想的時期，他們又都出理學家真德秀之門，對朱熹崇拜得五體投地，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裡又不時流露"頭巾氣"。
他們都喜歡在詩裡發議論，這些議論有時極其迂腐可笑，如戴複古批評白居易《琵琶行》詩的"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劉克莊看海棠詩的"莫将花與楊妃比，能與三郎作禍胎"等句。
至如"萬事盡從忙裡錯，一心須向靜中安"(戴複古《處世》)，"講學有時明太極，吟詩無路學熏風"(劉克莊《示兒》)等句，更象三家村老學究說教，表現了宋詩末流的一種壞傾向。
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往往十首八首，三和四和，搖筆即來，漫不經心。
除劉克莊詩喜用本朝故事，表示詩人對當代政治形勢的關心，值得一提外，一般流于浮淺，缺乏創新的精神。
當時江湖詩人還有趙汝遂、方嶽等，他們的詩在内容與藝術上就更少特色了。
第三節 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 我國詩歌散文到宋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作家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現。
詩話文評之作，北宋已漸多，到了南宋，更蓬勃發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呂氏童蒙訓》、陳癸《文則》等。
而以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影響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縣)人。
僑居建州(福建建瓯縣)。
登紹興進士第，曆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
朱熹寫了大量講解儒家經傳的著作，成為明清兩代的官方哲學，影響深遠，起了消極作用。
但他的《詩經集傳》、《楚辭集注》及其他詩文雜著中有些評論文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來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繼承并發展了北宋道學家的主張，表現了道學家和古文家文學思想鬥争的繼續發展。
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學家對于文與道的關系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和韓柳一緻的。
自周敦頤倡"文以載道"之說，開始打破了文與道的平衡，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
他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
"(《通書·文辭》)于是程頤更進一步斷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二程遺書》十八)。
他把文與道看成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東西，真是道學家的偏見。
朱熹的理學是繼承二程的，他的文學觀點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
他對李漢"文者貫道之器"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隻如吃飯時下飯耳。
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一三九)。
又《答徐載叔書》說："所谕學者之害莫大于時文，此亦救弊之言。
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朱文公文集》五十六)。
道是本，文是末，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來，不管什麼文章都是有害的。
這就和程頤作文害道的見解完全一緻。
但應該指出：理學家的所謂道與古文家的所謂道有所不同。
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還包括較多的政治、曆史内容；而理學家的道則幾乎純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
它和現實的距離更遠了。
不過朱熹雖然重道輕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學，他隻認為首先要明義理(道)，義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
所以又說：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讨個"道"來，入放裡面。
--《語類》一三九 他前面說："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對立起來；現在又說"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統一起來，好象自相矛盾。
其實這還是重道輕文的意思，輕文，所以說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貫道；重道，所以說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對文自文而道自道。
在他看來，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正因從此出發，他評論唐宋諸家的文章雖然多所肯定，卻不滿他們不務先明義理，隻去"學古人說話聲響"，浪費許多時間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稱賞"(《文集》七十四《滄洲精舍谕學者》)。
其實韓愈何嘗不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柳宗元何嘗不主張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這種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文章隻能要求抽象地談論有關道德心性的問題，不要現實内容，更不必講求藝術技巧。
這對文學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頗有文學修養的學者，他的詩文創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評論古今作家利病亦頗多中肯。
他教人學詩要從《三百篇》、《離騷》學起，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說："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說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自然之好"。
他論詩又多從全面來考查，認為陶淵明詩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覺。
《詠荊轲》一篇便露出本相。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古風》頭一篇。
他生平最不滿江西派詩拘泥"出處"和"嵌字"、"使難字"等作風(以上《語類》一百四十)，而獨推陸遊，說"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緻"(《答徐載叔》)。
又說"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劉子澄》)：象這樣很好的見解還是不少的。
總之，朱熹以道學家的眼光看待文學創作，以義理為根本，文章為末務，自然是周、程以來道學家唯心主義的文藝觀點。
他不懂得文學的源泉是生活，在獲得豐富生活的基礎上還要刻苦學習藝術技巧，才能把作品寫好，所以論文就強調心性修養而任其自然，反對下工夫，費力氣。
嚴羽，字儀卿，邵武(福建邵武縣)人。
宋末隐居不仕，自号滄浪逋客。
為人"粹溫中有奇氣，好結江湖間名士"。
事迹及生卒年不詳。
據他的《庚寅紀亂》詩和黃公紹《滄浪吟卷序》，嚴羽大概生于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紀亂》詩作于理宗紹定三年(1230)，其結語有雲："感時須發白，憂國空拳拳。
"假定嚴羽這時年已五十，則當生于孝宗淳熙年間。
《滄浪吟卷》乃羽沒後李南叔所輯錄，而黃公紹序自署鹹淳四年(1268)進士，則其卒年當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
)。
他有《滄浪詩話》，最為後世說詩者所稱道。
《滄浪詩話》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統的詩論，其中分為"詩辨"、"詩體"、"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