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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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法韓愈"惟師是爾"的結論(《答張扶書》)。
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記》，借題發揮，生動地刻劃了兩種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現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對國事的關切。
又如《唐河店妪傳》，借一個老年婦女機智勇敢地推敵墜井的故事，說明邊疆人民保衛鄉土，"習戰鬥而不畏懦"的精神，并指出統治者把邊疆的兵力調到内地以自衛的失策。
他的古文，不僅多有現實政治内容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且一般語言平易近人，繼承了韓愈古文"文從字順"、以表達恰當、易道易曉為貴的基本作風。
繼柳開、王禹稱之後，提倡複古的，有姚铉(968-1020)。
铉字寶臣，廬州(安徽合肥)人。
他根據《文苑英華》選的《唐文粹》，"文賦惟收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四庫總目提要》)。
還特别立了"古文"一門，以示接受韓柳的古文概念和傳統。
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
修字伯長，郓州(山東郓城)人。
他繼承柳開的步調，當西昆體風靡一時之際，不顧流俗的诋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對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先驅的作用。
但他和柳開一樣，創作成就不高。
當西昆派詩人酬唱方酣、影響愈來愈大的時候，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诏複古，指斥"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複古風"(《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書記》)。
統治者這個诏令是由于楊億、劉筠的"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旨在維護名教而發的，但客觀上也打擊了西昆派，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
到了仁宗即位，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并發展了柳開以來的複古主義傳統，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第二節 歐陽修與詩文革新運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
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杆畫地教他識字。
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裡，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并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
他一生作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内部以範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争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範仲淹的一面，關切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
他指責那些"先榮而飽"的人不知為天下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而能憂天下的人"又皆遠賤"(《讀李翺文》)。
他指出王朝誘民、兼并、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
由于他直言敢谏，屢曹誣陷和貶斥。
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
他早年敵視王倫、王則等的起義，表現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後來官越做越高，名越來越大，政治上傾向保守，因此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範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争，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昆派的鬥争，是互相呼應的。
範仲淹在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的主張，就包括對文風的改革。
他強調文章和社會習尚的關系，認為"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
因此，他建議統治者"可敦谕詞臣，興複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奏上時務書》)。
宋仁宗後于天聖七年(1029)下诏書，指責文士著作，"多涉浮華"，并認為"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庶有裨于國教，期增闡于儒風"(《宋會要輯稿》)。
可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由上而下，适應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而産生并為其服務的。
也因為這樣，所以歐陽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貢舉時，就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了繼西昆派氣焰被打擊後而起來的"險怪奇澀之文"，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
至于王安石、曾鞏、蘇轼、蘇轍等人的詩文，名重一時，也和他的揄揚提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
在文和道的關系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
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黨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于文章，如顔回。
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
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于道"務深講而笃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
他反對那種"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
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系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争服務的。
如《與高司谏書》，直斥谏官高若讷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範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蔑，諷谏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态度和鬥争精神。
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雠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欤?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争；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歎，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曆史教訓，不僅富于現
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記》，借題發揮，生動地刻劃了兩種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現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對國事的關切。
又如《唐河店妪傳》，借一個老年婦女機智勇敢地推敵墜井的故事，說明邊疆人民保衛鄉土，"習戰鬥而不畏懦"的精神，并指出統治者把邊疆的兵力調到内地以自衛的失策。
他的古文，不僅多有現實政治内容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且一般語言平易近人，繼承了韓愈古文"文從字順"、以表達恰當、易道易曉為貴的基本作風。
繼柳開、王禹稱之後，提倡複古的，有姚铉(968-1020)。
铉字寶臣，廬州(安徽合肥)人。
他根據《文苑英華》選的《唐文粹》，"文賦惟收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四庫總目提要》)。
還特别立了"古文"一門，以示接受韓柳的古文概念和傳統。
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
修字伯長，郓州(山東郓城)人。
他繼承柳開的步調，當西昆體風靡一時之際，不顧流俗的诋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對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先驅的作用。
但他和柳開一樣，創作成就不高。
當西昆派詩人酬唱方酣、影響愈來愈大的時候，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诏複古，指斥"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複古風"(《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書記》)。
統治者這個诏令是由于楊億、劉筠的"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旨在維護名教而發的，但客觀上也打擊了西昆派，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
到了仁宗即位，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并發展了柳開以來的複古主義傳統，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第二節 歐陽修與詩文革新運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
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杆畫地教他識字。
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裡，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并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
他一生作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内部以範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争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範仲淹的一面，關切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
他指責那些"先榮而飽"的人不知為天下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而能憂天下的人"又皆遠賤"(《讀李翺文》)。
他指出王朝誘民、兼并、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
由于他直言敢谏，屢曹誣陷和貶斥。
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
他早年敵視王倫、王則等的起義，表現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後來官越做越高，名越來越大，政治上傾向保守，因此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範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争，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昆派的鬥争，是互相呼應的。
範仲淹在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的主張，就包括對文風的改革。
他強調文章和社會習尚的關系，認為"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
因此，他建議統治者"可敦谕詞臣，興複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奏上時務書》)。
宋仁宗後于天聖七年(1029)下诏書，指責文士著作，"多涉浮華"，并認為"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庶有裨于國教，期增闡于儒風"(《宋會要輯稿》)。
可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由上而下，适應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而産生并為其服務的。
也因為這樣，所以歐陽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貢舉時，就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了繼西昆派氣焰被打擊後而起來的"險怪奇澀之文"，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
至于王安石、曾鞏、蘇轼、蘇轍等人的詩文，名重一時，也和他的揄揚提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
在文和道的關系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
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黨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于文章，如顔回。
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
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于道"務深講而笃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
他反對那種"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
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系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争服務的。
如《與高司谏書》，直斥谏官高若讷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範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蔑，諷谏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态度和鬥争精神。
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雠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欤?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争；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歎，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曆史教訓，不僅富于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