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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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樣是為封建地主階級說教，但他的唯物論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張卻是很突出的。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于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
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
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
他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養。
對于文學語言，韓愈重視在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和創造，堅決反對模拟抄襲的不良文風。
他主張學古文應"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指出"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志銘》)。
他還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
而且要從實際出發，"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還必須做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派古文家李翺在《答朱載言》書裡，透辟地發揮了韓愈反對因襲、主張獨創的理論。
他認為聖人的《六經》，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他以為"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義是共同的原則，也就是道；而意則是各家表現義的具體思想。
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創造的。
他以為文章并沒有一成不變的"尚異"、"好理"、"尚對"、"不尚對"、"愛難"、"愛易"等等标準，主要在是否"能極于工"。
"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
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之文，一定是"文理義""三者兼并"的。
因此，文章之詞也必須是獨創的。
韓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樣主張從意到言的新創。
他說："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富則出衆，出衆則奇矣。
"但他實在已走到了極端，從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樣高倡文以明道，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的頹靡文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他認為對社會生活作"褒貶"或"諷谕"是文章應有的功能(《楊評事文集後序》)；文學批評必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那些用美麗的辭藻包藏着錯誤内容的作品，對讀者的危害是更大的。
他認為真正優美的作品，不僅應該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須有正确而充實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廢(《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對于寫作态度、寫作技巧等有關作家修養的問題，也都有精辟的論述。
第二節 韓愈的散文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
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
叔父雲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複古的人物。
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複古主義者自命。
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複古思想有關系。
先後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禦史等官。
在監察禦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
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
後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
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
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
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但是，在這裡，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
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
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緻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緻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則誅。
"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
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于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
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内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
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
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
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
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
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内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
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産物。
那麼，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
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
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羁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
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闆着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
他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模拟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着眼于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系的。
韓愈的散文，内容複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
他的"雜著"或"雜文"，發揮了散文的戰鬥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一。
《原毀》，通過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毀後進之士的根本原因。
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并發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籲。
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顔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據典，這是散文創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
他不顧流俗的诽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
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
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對于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
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
他的《雜說四》，以"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quo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于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
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
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
他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養。
對于文學語言，韓愈重視在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和創造，堅決反對模拟抄襲的不良文風。
他主張學古文應"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指出"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志銘》)。
他還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
而且要從實際出發，"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還必須做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派古文家李翺在《答朱載言》書裡，透辟地發揮了韓愈反對因襲、主張獨創的理論。
他認為聖人的《六經》，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他以為"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義是共同的原則，也就是道；而意則是各家表現義的具體思想。
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創造的。
他以為文章并沒有一成不變的"尚異"、"好理"、"尚對"、"不尚對"、"愛難"、"愛易"等等标準，主要在是否"能極于工"。
"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
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之文，一定是"文理義""三者兼并"的。
因此，文章之詞也必須是獨創的。
韓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提也同樣主張從意到言的新創。
他說："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富則出衆，出衆則奇矣。
"但他實在已走到了極端，從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樣高倡文以明道，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的頹靡文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他認為對社會生活作"褒貶"或"諷谕"是文章應有的功能(《楊評事文集後序》)；文學批評必須重視作品的思想價值，那些用美麗的辭藻包藏着錯誤内容的作品，對讀者的危害是更大的。
他認為真正優美的作品，不僅應該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須有正确而充實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廢(《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對于寫作态度、寫作技巧等有關作家修養的問題，也都有精辟的論述。
第二節 韓愈的散文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
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
叔父雲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複古的人物。
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複古主義者自命。
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複古思想有關系。
先後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禦史等官。
在監察禦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
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
後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
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
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
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但是，在這裡，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
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
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緻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緻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則誅。
"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
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于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
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内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
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
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
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
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
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内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
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産物。
那麼，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
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
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羁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
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闆着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
他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模拟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着眼于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系的。
韓愈的散文，内容複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
他的"雜著"或"雜文"，發揮了散文的戰鬥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一。
《原毀》，通過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毀後進之士的根本原因。
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并發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籲。
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顔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據典，這是散文創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
他不顧流俗的诽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
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
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對于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
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
他的《雜說四》，以"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