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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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古文運動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韓愈(注：見《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歐陽生)哀辭後》、《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等篇。
)。
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骈文對立。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由于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
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衆。
而李翺、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随者、擁護者。
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
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骈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
散文的骈俪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
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骈辭俪句掩蓋他們生活内容的空虛，骈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
但在骈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複古思想。
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征聖"和"明道"的主張。
裴子野的《雕蟲論》，也反對骈俪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
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複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诰》，成為無生氣的拟古。
北齊顔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顔氏家訓·文章篇》)。
隋文帝楊堅統一北中國後，于開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當時李谔上書，同樣主張複古(《隋書·李谔傳》)。
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複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
唐初文風，沿南朝骈俪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骈文名重一時。
陳子昂出來，又大張複古的旗幟。
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
"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俪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陳子昂以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
"(《舊唐書·文苑傳》)但唐玄宗開元時期，蘇廷、張說号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
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複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
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
蕭穎士以為"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議，必希古文"；"魏晉以還，未嘗留意。
"(《贈韋司業書》)李華則認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
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經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是"文章中興"的開啟者(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
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叙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
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别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雲爾"(梁肅《毗陵集後序》)。
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李翰前集序》)。
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複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
總之，關于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緻的。
隻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骈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
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曆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
天寶以來，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複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
安史亂後，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貞元、元和時期，号稱"太平"和"中興"，實際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
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為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唐會要》卷四七)，不但和廣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農夫士女堕業以避役，故農夫不勸，兵賦日屈"(《唐書·李叔明傳》)，也和唐王朝的利益發生矛盾。
但是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内也恢複并發展了生産，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
以韓愈為代表的複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内來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
韓愈打着複古的旗幟，主張恢複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饬社會風尚。
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對儒家所謂"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防"發生了動搖，就意味着封建等級制度的破壞，就意味着統一帝國的封建統治走向衰落和崩潰。
他所寫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試圖建立的理論體系的重要論著。
在這些論著中，韓愈着重提出并論述了與佛老尖銳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曆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骈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骈文，提倡古文。
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現實生活内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
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系在一起的。
他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
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
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
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内容。
這裡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内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
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
柳宗元雖也談儒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韓愈(注：見《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歐陽生)哀辭後》、《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等篇。
)。
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骈文對立。
在唐德宗貞元時期，由于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
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衆。
而李翺、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随者、擁護者。
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
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骈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
散文的骈俪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
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骈辭俪句掩蓋他們生活内容的空虛，骈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
但在骈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複古思想。
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征聖"和"明道"的主張。
裴子野的《雕蟲論》，也反對骈俪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
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複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诰》，成為無生氣的拟古。
北齊顔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顔氏家訓·文章篇》)。
隋文帝楊堅統一北中國後，于開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當時李谔上書，同樣主張複古(《隋書·李谔傳》)。
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複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
唐初文風，沿南朝骈俪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骈文名重一時。
陳子昂出來，又大張複古的旗幟。
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
"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俪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陳子昂以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
"(《舊唐書·文苑傳》)但唐玄宗開元時期，蘇廷、張說号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
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複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
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
蕭穎士以為"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議，必希古文"；"魏晉以還，未嘗留意。
"(《贈韋司業書》)李華則認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
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經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是"文章中興"的開啟者(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
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叙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
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别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雲爾"(梁肅《毗陵集後序》)。
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李翰前集序》)。
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複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
總之，關于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緻的。
隻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骈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
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曆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
天寶以來，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複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
安史亂後，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貞元、元和時期，号稱"太平"和"中興"，實際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
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為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唐會要》卷四七)，不但和廣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農夫士女堕業以避役，故農夫不勸，兵賦日屈"(《唐書·李叔明傳》)，也和唐王朝的利益發生矛盾。
但是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内也恢複并發展了生産，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
以韓愈為代表的複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内來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
韓愈打着複古的旗幟，主張恢複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饬社會風尚。
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對儒家所謂"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防"發生了動搖，就意味着封建等級制度的破壞，就意味着統一帝國的封建統治走向衰落和崩潰。
他所寫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試圖建立的理論體系的重要論著。
在這些論著中，韓愈着重提出并論述了與佛老尖銳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曆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骈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骈文，提倡古文。
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現實生活内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
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系在一起的。
他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
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
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
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内容。
這裡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内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
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
柳宗元雖也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