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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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為分界線的唐代文學，随着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急劇變化，也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轉變，總的說來，便是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
杜甫是這一轉變的旗手。
經中唐前期到貞元、元和年間，現實主義已逐漸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散文方面有韓柳的古文運動，小說方面則傳奇達到空前的繁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詩歌方面出現了白居易諸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貞元、元和年間，内則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戰亂頻仍，賦稅繁重，外則吐蕃回纥，不斷入侵，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化，迫使詩人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另一方面，社會比較穩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也為詩人們的改革現實帶來一線希望。
這就是以批判現實為主旨的新樂府運動産生的社會根源。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贶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共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予遭理(治)世而君聖盛，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元詩寫于元和四年，正足以說明這種情況。
"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共最後一類标名為"新樂府辭"，即本于白居易。
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
這裡有三點須說明：一是用新題。
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樂府也有少數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反映現實範圍既受限制，題目和内容也不協調。
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
二是寫時事。
建安後也有一些自創新題的，但内容又往往不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是從杜甫創始的，但還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
新樂府則專門"刺美見(現)事"，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諷谕詩"。
三是新樂府并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标準。
因此盡管實際上它們全是"未嘗被于聲"的徒詩，但仍自名為樂府，并加上一個"新"字以示區别。
這從音樂上來說，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
概括地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而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就是新樂府運動形成的一般曆史過程。
元稹、張籍、王建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第一節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識的繼承者，也是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他繼承并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沿着杜甫所開辟的道路進一步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後人因稱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
原籍太原，後遷下矽(陝西渭南縣)，他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皆以明經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颠沛流離中度過的。
由于戰亂，他十一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鄰郡邑"。
貧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這對他的詩歌創作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則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他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
"又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
"(《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不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時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
他的一生，大體上即可依此分為前後兩期，而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分界線。
(一)前期--即從入仕到貶江州司馬以前。
這是白居易"志在兼濟"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二十九歲，一舉成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科，為校書郎，三十五歲複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校書郎為幸至尉，不久入為翰林學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遺。
所以詩人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貴。
" 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既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濟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導地位："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制布裘》)為了實現這種宏願，他非常積極、勇敢，也不怕犧牲自己："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鈎!"(《折劍頭》)"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
常憎持祿位，不拟保妻兒。
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不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創作态度。
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
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于"官吏之縱欲"、"君上之不能節儉"、"财産不均，貧富相并"。
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
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議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谏之道"。
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職位，"有阙必規，有違必谏，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鬥争，凡"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
《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谕詩便是這時寫出的。
這些詩象連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現實，幾乎刺痛了所有權豪們的心，使得他們"變色"、"扼腕"、"切齒"。
然而詩人卻是"不懼權豪怒"! 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書籍以來未有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白居易時為贊善大夫)，造謠中傷，遂被貶為江州司馬。
實際上得罪的原因還是在于那些諷谕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
" (二)後期--即自貶江州到死。
這是他"獨善其身"的時期。
江州之貶是對詩人一個沉重的打擊，"換盡舊心腸"，詩人雖未免言之過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顯著的不同。
在江州司馬期間，他還有某些激情，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裡發，無明心向酒邊生"這樣的詩句。
但已轉向消極。
随着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在前期還隻是偶一浮現的佛、道思想，這時也就逐漸滋長。
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
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他緘默了，不敢再過問政治了："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
為了避免牛李黨争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下一條"中隐"的道路。
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隐。
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蘇州刺史之後，又"求緻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最後的十八年"似出複似處"的生活。
所以劉禹錫稱道他說：&q
這轉變，總的說來，便是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
杜甫是這一轉變的旗手。
經中唐前期到貞元、元和年間，現實主義已逐漸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散文方面有韓柳的古文運動，小說方面則傳奇達到空前的繁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詩歌方面出現了白居易諸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貞元、元和年間，内則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戰亂頻仍，賦稅繁重，外則吐蕃回纥，不斷入侵，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化，迫使詩人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另一方面，社會比較穩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也為詩人們的改革現實帶來一線希望。
這就是以批判現實為主旨的新樂府運動産生的社會根源。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贶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共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予遭理(治)世而君聖盛，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元詩寫于元和四年，正足以說明這種情況。
"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共最後一類标名為"新樂府辭"，即本于白居易。
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
這裡有三點須說明：一是用新題。
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樂府也有少數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反映現實範圍既受限制，題目和内容也不協調。
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
二是寫時事。
建安後也有一些自創新題的，但内容又往往不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是從杜甫創始的，但還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
新樂府則專門"刺美見(現)事"，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諷谕詩"。
三是新樂府并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标準。
因此盡管實際上它們全是"未嘗被于聲"的徒詩，但仍自名為樂府，并加上一個"新"字以示區别。
這從音樂上來說，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
概括地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而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就是新樂府運動形成的一般曆史過程。
元稹、張籍、王建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第一節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識的繼承者，也是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他繼承并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沿着杜甫所開辟的道路進一步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後人因稱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
原籍太原，後遷下矽(陝西渭南縣)，他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皆以明經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颠沛流離中度過的。
由于戰亂，他十一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鄰郡邑"。
貧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這對他的詩歌創作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則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他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
"又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
"(《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不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時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
他的一生，大體上即可依此分為前後兩期，而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分界線。
(一)前期--即從入仕到貶江州司馬以前。
這是白居易"志在兼濟"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二十九歲，一舉成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科，為校書郎，三十五歲複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校書郎為幸至尉，不久入為翰林學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遺。
所以詩人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貴。
" 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既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濟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導地位："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制布裘》)為了實現這種宏願，他非常積極、勇敢，也不怕犧牲自己："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鈎!"(《折劍頭》)"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
常憎持祿位，不拟保妻兒。
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不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創作态度。
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
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于"官吏之縱欲"、"君上之不能節儉"、"财産不均，貧富相并"。
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
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議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谏之道"。
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職位，"有阙必規，有違必谏，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鬥争，凡"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
《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谕詩便是這時寫出的。
這些詩象連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現實，幾乎刺痛了所有權豪們的心，使得他們"變色"、"扼腕"、"切齒"。
然而詩人卻是"不懼權豪怒"! 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書籍以來未有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白居易時為贊善大夫)，造謠中傷，遂被貶為江州司馬。
實際上得罪的原因還是在于那些諷谕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
" (二)後期--即自貶江州到死。
這是他"獨善其身"的時期。
江州之貶是對詩人一個沉重的打擊，"換盡舊心腸"，詩人雖未免言之過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顯著的不同。
在江州司馬期間，他還有某些激情，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裡發，無明心向酒邊生"這樣的詩句。
但已轉向消極。
随着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在前期還隻是偶一浮現的佛、道思想，這時也就逐漸滋長。
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
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他緘默了，不敢再過問政治了："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
為了避免牛李黨争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下一條"中隐"的道路。
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隐。
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蘇州刺史之後，又"求緻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最後的十八年"似出複似處"的生活。
所以劉禹錫稱道他說：&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