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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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t吏隐情兼遂，儒玄道兩全。
"其實是可悲的。
在這種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也喪失了它的戰鬥性和光芒。
大量的"閑适詩"、"感傷詩"代替了前期的"諷谕詩"。
但也應指出：白居易的消極畢竟不同于王維的"萬事不關心"。
他的兼濟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觸怒權貴們的情況下還是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時的築堤浚井。
人民對他也很有好感："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劉禹錫《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陽也時常想到人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饑凍聲。
"(《新制绫襖成感而有詠》)隻是老百姓"饑凍"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
會昌六年八月，詩人病死在洛陽，葬洛陽龍門山。
第二節 白居易的詩論與新樂府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還有其獨特貢獻，這就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
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開展，白居易先進的詩論起着直接的指導作用。
他的《與元九書》，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統、最有力的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
首先，他認為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悅"的政治目的。
他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号。
所謂"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樂府序》中說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
針對當時的社會特征，他特别強調"為民"，認為詩歌應該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
将詩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結合，這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
在他以前，還沒有誰如此明确地提出過。
這種觀點，不僅是他自己的創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準和領導新樂府運動的綱領。
對六朝以來那種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嘲風雪、弄花草"的東西，他作了徹底的否定。
曆來風騷并稱，李杜齊名，但白居易卻說屈原"澤畔之吟，歸于怨思"，隻"得風人之什二三"；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不及杜甫的"盡工盡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認為為時為事而作的作品還不夠多。
這樣的持論雖不免偏激狹隘，但也說明他的大膽和堅決。
對廓清大曆以來逐漸擡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來說，也有其現實意義。
其次，白居易還認識到文學植根于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策林》六十九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後興于嗟歎，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
"并認為象《詩經》中《北風》之刺威虐，《碩鼠》之刺重斂，漢童謠"廣袖高髻"之刺奢蕩等，都是由"感于事""動于情"而産生的。
因此，他指出要寫作為政治服務的詩就必須關心政治，主動地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泉源。
《秦中吟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與元九書》也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
"便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第三，他闡發了詩歌的特性，并結合這種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
《與元九書》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上自賢聖，下至愚矣，......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他以果木成長過程為喻，形象地、系統地提出了詩的四要素。
"情"和"義"是内容，"言"和"聲"是形式，其中尤以"實義"為最重要。
"義"即《詩經》的"六義"，主要是指那種"美刺"精神。
"實義"即以義為果實，也就是要"經之以六義"，使詩具有美刺的内容。
因為隻有這樣的詩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為善，從而收到"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效果。
所以說"莫深乎義"。
白居易強調詩歌應為政治服務，也正因有見于詩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為了充分地發揮詩的功用，更好地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強調内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必須服從内容，為内容服務。
《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所以他"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語言的通俗平易，音節的和諧婉轉。
這對于"雕章镂句"的時代風尚以及"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傳統詩教都是一個革新。
新樂府運動，便是在上述詩論的指導下開展起來的。
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新題樂府和少數古題樂府也都體現了或符合于這些理論精神。
第三節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
他曾将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谕、二閑适、三感傷、四雜律。
這個分類原不夠理想，因為前三類以内容分，後一類又以形式分，未免夾雜，但基本上還是适用的。
同時從他把雜律詩列為一類來看，也反映了律詩這一新詩體到中唐元和年代已發展到可以和古體詩分庭抗禮了。
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歲以後的詩隻從形式上分為"格詩"和"律詩"兩類，也說明這一情況。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谕詩。
這些諷谕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緻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
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内容。
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谕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
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于"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婦，并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隻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
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别子》等。
對于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白居易不隻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請揀放後宮内人》)，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頌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宮"，而在《過昭君村》一詩中更反映了人民對選宮女的抵抗情緒："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同情，詩人寫出了那著名的《上陽白發人》
"其實是可悲的。
在這種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也喪失了它的戰鬥性和光芒。
大量的"閑适詩"、"感傷詩"代替了前期的"諷谕詩"。
但也應指出：白居易的消極畢竟不同于王維的"萬事不關心"。
他的兼濟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觸怒權貴們的情況下還是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時的築堤浚井。
人民對他也很有好感："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劉禹錫《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陽也時常想到人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饑凍聲。
"(《新制绫襖成感而有詠》)隻是老百姓"饑凍"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
會昌六年八月，詩人病死在洛陽，葬洛陽龍門山。
第二節 白居易的詩論與新樂府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還有其獨特貢獻，這就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
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開展，白居易先進的詩論起着直接的指導作用。
他的《與元九書》，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統、最有力的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
首先，他認為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悅"的政治目的。
他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号。
所謂"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樂府序》中說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
針對當時的社會特征，他特别強調"為民"，認為詩歌應該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
将詩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結合，這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
在他以前，還沒有誰如此明确地提出過。
這種觀點，不僅是他自己的創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準和領導新樂府運動的綱領。
對六朝以來那種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嘲風雪、弄花草"的東西，他作了徹底的否定。
曆來風騷并稱，李杜齊名，但白居易卻說屈原"澤畔之吟，歸于怨思"，隻"得風人之什二三"；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不及杜甫的"盡工盡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認為為時為事而作的作品還不夠多。
這樣的持論雖不免偏激狹隘，但也說明他的大膽和堅決。
對廓清大曆以來逐漸擡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來說，也有其現實意義。
其次，白居易還認識到文學植根于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策林》六十九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後興于嗟歎，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
"并認為象《詩經》中《北風》之刺威虐，《碩鼠》之刺重斂，漢童謠"廣袖高髻"之刺奢蕩等，都是由"感于事""動于情"而産生的。
因此，他指出要寫作為政治服務的詩就必須關心政治，主動地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泉源。
《秦中吟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與元九書》也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
"便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第三，他闡發了詩歌的特性，并結合這種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
《與元九書》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上自賢聖，下至愚矣，......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他以果木成長過程為喻，形象地、系統地提出了詩的四要素。
"情"和"義"是内容，"言"和"聲"是形式，其中尤以"實義"為最重要。
"義"即《詩經》的"六義"，主要是指那種"美刺"精神。
"實義"即以義為果實，也就是要"經之以六義"，使詩具有美刺的内容。
因為隻有這樣的詩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為善，從而收到"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效果。
所以說"莫深乎義"。
白居易強調詩歌應為政治服務，也正因有見于詩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為了充分地發揮詩的功用，更好地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強調内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必須服從内容，為内容服務。
《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所以他"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語言的通俗平易，音節的和諧婉轉。
這對于"雕章镂句"的時代風尚以及"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傳統詩教都是一個革新。
新樂府運動，便是在上述詩論的指導下開展起來的。
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新題樂府和少數古題樂府也都體現了或符合于這些理論精神。
第三節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
他曾将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谕、二閑适、三感傷、四雜律。
這個分類原不夠理想，因為前三類以内容分，後一類又以形式分，未免夾雜，但基本上還是适用的。
同時從他把雜律詩列為一類來看，也反映了律詩這一新詩體到中唐元和年代已發展到可以和古體詩分庭抗禮了。
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歲以後的詩隻從形式上分為"格詩"和"律詩"兩類，也說明這一情況。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谕詩。
這些諷谕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緻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
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内容。
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谕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
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于"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婦，并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隻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
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别子》等。
對于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白居易不隻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請揀放後宮内人》)，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頌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宮"，而在《過昭君村》一詩中更反映了人民對選宮女的抵抗情緒："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同情，詩人寫出了那著名的《上陽白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