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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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為解挑紋嫁不得"的勞動婦女提出了控訴。
統治階級的無底欲壑，竟使她們對着檐前的蜘蛛發出這樣的感歎："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并稱的長篇叙事詩。
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緻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最後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内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谟休用兵!"此詩作于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的。
《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繁榮的狀況。
一般地說，元詩内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
這主要決定于他的世界觀。
如《西涼伎》隻是說"連城邊将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發人》竟然說"此輩賤嫔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悼亡詩滿舊屏風"，樂府詩外，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也很有名。
由于感情真摯，并能将律詩口語化，故較之潘嶽悼亡詩尤為人所愛讀。
如"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惟将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屬對工整，而又如話家常。
這對于律詩的通俗化有一定影響。
小詩《行宮》，也寫得含蓄有味：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前人謂《長恨歌》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的确是各盡其妙。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白居易這首《讀張籍古樂府》寫于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新樂府》五十首以後五年左右。
由此可見，元、白的寫作新樂府很難說是受到張籍的啟發。
但這并不影響張籍在創作上的地位。
張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蘇州，生長在和州(安徽和縣)。
他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着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一類閑散官，又長期病眼，以至貧病交加："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其苦況可知。
但他寫個人窮愁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白居易說他"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王建也說"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
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送客遊蜀》)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向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
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占一半，但内容和精神卻和自創新題的并無二緻，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
中唐時代，剝削殘酷，因此同情農民疾苦也成為張籍樂府詩一個重要的主題。
如《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民作對比。
《估客樂》，在描寫賈客們"年年逐利西複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快樂逍遙之後卻說："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甯為販寶翁"，手法與此正同。
對婦女的悲慘命運，張籍也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窮苦農婦，有"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裡"(《别離曲》)的閨中少婦，有由于"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離婦》)而橫遭驅遣的棄婦，而《征婦怨》一篇寫得尤其沉痛： 九月匈奴殺邊将，漢軍盡沒遼水上。
萬裡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
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死者白骨不收，生者撫恤毫無，"夫死從子"，而子又尚在腹中，即欲"獨老空閨"亦不可得。
雖存若亡，且自分必死，故以"晝燭"為喻。
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将都無意收複。
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裡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将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涼州詞》 這種憤慨和諷刺，也正是詩人愛國熱情的表現。
"争得遣君詩不苦?黃河岸上白頭人!"--白居易《别陝州王司馬》。
白居易和王建的關系雖不密切，也不曾直接稱許王建的樂府詩，但從上引詩句已可看出他同樣是引王建為同調的。
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河南許昌)人。
出身寒門，亦未第進士，曾過着"三十年作客"和"從軍走馬十三年"的"奔波"生活。
元和間，始為昭應縣尉，但已"頭白如絲"。
長慶時授校書郎，太和中複出為陝州司馬。
《自傷》詩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可見他一生都很潦倒，但也使他接近了人民。
他是張籍的摯友，樂府與張齊名，世稱"張王樂府"。
在古題、新題參用這一點上，二人也極相似。
王建樂府詩有不少新的題材，如《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驿邊，官家使我牽驿船。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驿迢迢後淼淼。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複去。
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
一間茅屋何所值?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這和李白的《丁都護歌》都是寫的纖夫的痛苦，但更為形象，在唐詩中是不多見的。
又如《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也是未經人道的。
長期的窮苦生活，使詩人對勞動人民和對剝削階級有着鮮明的愛憎。
如《田家行》："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就幽默而深刻地表達了老百姓對官吏的仇視。
《簇蠶詞》也是一樣："已聞鄉裡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這冷然的一問，也正充滿着仇恨。
《織錦曲》通過對織女們"一梭聲盡重一梭"的辛勤勞動的描繪，對統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憤怒的斥責："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樂府外，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也很有名，但價值不高。
在藝術上，張王樂府也有不少共同特點。
他們都好用七言歌行體，篇幅都不長卻又都好換韻，絕少一韻到底，令人有急管繁弦之感；他們也好在詩的結尾兩句用重筆(同時配合換韻)來突出主題，但主觀的議論較少，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隻擺一擺事實，便戛然而止。
語言方面，也以通俗明晰為主，但頗凝煉精悍，所以王安石歎為："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如果和元、白比較，可以說是各有獨到之處。
當然，成就最高的還數白居易。
最後我們要提一提李紳。
紳字公垂，元、白的好友。
我們知道，自創新題是始于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标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别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
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并改名《新樂府》。
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于李紳。
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
不過，他的《憫農》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于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傑作。
統治階級的無底欲壑，竟使她們對着檐前的蜘蛛發出這樣的感歎："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并稱的長篇叙事詩。
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緻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最後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内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谟休用兵!"此詩作于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的。
《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繁榮的狀況。
一般地說，元詩内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
這主要決定于他的世界觀。
如《西涼伎》隻是說"連城邊将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發人》竟然說"此輩賤嫔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悼亡詩滿舊屏風"，樂府詩外，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也很有名。
由于感情真摯，并能将律詩口語化，故較之潘嶽悼亡詩尤為人所愛讀。
如"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惟将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屬對工整，而又如話家常。
這對于律詩的通俗化有一定影響。
小詩《行宮》，也寫得含蓄有味：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前人謂《長恨歌》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的确是各盡其妙。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白居易這首《讀張籍古樂府》寫于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新樂府》五十首以後五年左右。
由此可見，元、白的寫作新樂府很難說是受到張籍的啟發。
但這并不影響張籍在創作上的地位。
張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蘇州，生長在和州(安徽和縣)。
他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着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一類閑散官，又長期病眼，以至貧病交加："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其苦況可知。
但他寫個人窮愁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白居易說他"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王建也說"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
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送客遊蜀》)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向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
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占一半，但内容和精神卻和自創新題的并無二緻，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
中唐時代，剝削殘酷，因此同情農民疾苦也成為張籍樂府詩一個重要的主題。
如《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民作對比。
《估客樂》，在描寫賈客們"年年逐利西複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快樂逍遙之後卻說："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甯為販寶翁"，手法與此正同。
對婦女的悲慘命運，張籍也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窮苦農婦，有"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裡"(《别離曲》)的閨中少婦，有由于"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離婦》)而橫遭驅遣的棄婦，而《征婦怨》一篇寫得尤其沉痛： 九月匈奴殺邊将，漢軍盡沒遼水上。
萬裡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
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死者白骨不收，生者撫恤毫無，"夫死從子"，而子又尚在腹中，即欲"獨老空閨"亦不可得。
雖存若亡，且自分必死，故以"晝燭"為喻。
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将都無意收複。
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裡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将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涼州詞》 這種憤慨和諷刺，也正是詩人愛國熱情的表現。
"争得遣君詩不苦?黃河岸上白頭人!"--白居易《别陝州王司馬》。
白居易和王建的關系雖不密切，也不曾直接稱許王建的樂府詩，但從上引詩句已可看出他同樣是引王建為同調的。
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河南許昌)人。
出身寒門，亦未第進士，曾過着"三十年作客"和"從軍走馬十三年"的"奔波"生活。
元和間，始為昭應縣尉，但已"頭白如絲"。
長慶時授校書郎，太和中複出為陝州司馬。
《自傷》詩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可見他一生都很潦倒，但也使他接近了人民。
他是張籍的摯友，樂府與張齊名，世稱"張王樂府"。
在古題、新題參用這一點上，二人也極相似。
王建樂府詩有不少新的題材，如《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驿邊，官家使我牽驿船。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驿迢迢後淼淼。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複去。
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
一間茅屋何所值?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這和李白的《丁都護歌》都是寫的纖夫的痛苦，但更為形象，在唐詩中是不多見的。
又如《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也是未經人道的。
長期的窮苦生活，使詩人對勞動人民和對剝削階級有着鮮明的愛憎。
如《田家行》："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就幽默而深刻地表達了老百姓對官吏的仇視。
《簇蠶詞》也是一樣："已聞鄉裡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這冷然的一問，也正充滿着仇恨。
《織錦曲》通過對織女們"一梭聲盡重一梭"的辛勤勞動的描繪，對統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憤怒的斥責："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樂府外，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也很有名，但價值不高。
在藝術上，張王樂府也有不少共同特點。
他們都好用七言歌行體，篇幅都不長卻又都好換韻，絕少一韻到底，令人有急管繁弦之感；他們也好在詩的結尾兩句用重筆(同時配合換韻)來突出主題，但主觀的議論較少，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隻擺一擺事實，便戛然而止。
語言方面，也以通俗明晰為主，但頗凝煉精悍，所以王安石歎為："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如果和元、白比較，可以說是各有獨到之處。
當然，成就最高的還數白居易。
最後我們要提一提李紳。
紳字公垂，元、白的好友。
我們知道，自創新題是始于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标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别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
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并改名《新樂府》。
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于李紳。
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
不過，他的《憫農》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于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