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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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叙事詩，但叙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确的評價。
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
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诘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新豐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較鮮明的感情色彩。
但是，也有一些詩，結尾近于純粹說理，給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
隻有《賣炭翁》等個别篇章，不着一句議論，可以看作例外。
(五)語言的通俗化。
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
但諷谕詩更突出。
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谕"。
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
把詩寫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劉熙載說："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藝概》二)袁枚也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
寥寥千載，此妙誰探?"(《續詩品》)白詩流傳之廣和這點有很大關系。
白居易還廣泛地運用了比興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閉喻被讒遭黜"的《陵園妾》，"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的《太行路》，更具有雙重的諷刺意義。
諷谕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内容服務的。
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
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
宋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滹南詩話》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技巧問題了。
諷谕詩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叙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
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這個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制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
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着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
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
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關系。
《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
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确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
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叙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于現實意義。
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至于叙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态，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閑适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
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閑适感到内疚。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闾裡，水府生禾麥"。
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
但曆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别》：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内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羁族各西東。
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裡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閑适、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占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
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複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
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于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
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着指導和示範的作用。
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一詩中說："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紳)伏歌行"，《和答詩》序更談到元稹因受他的啟發而轉變為"淫文豔韻，無一字焉"的經過，可見對較早寫作新樂府的李、元來說，也同樣起着示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遊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
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
由于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于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他的《長恨歌》、《琵琶行》流傳更廣，并為後來戲劇提供了題材。
當然，白居易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
這主要來自閑适詩。
一些自命"達道之人"甚至專門抄錄這類詩，名為《養恬集》或《助道詞語》(《法藏碎金錄》卷四)。
但畢竟是次要的。
第四節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 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
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确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
八歲喪父，少經貧賤，自言孩矣時見奸吏剝奪百姓，為之"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叙詩寄樂天書》)，這是他早期在政治上和權奸鬥争并創作新樂府的生活基礎。
但後因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作到宰相，為時論所不直。
不久，出為同州刺史，轉越州、鄂州刺史，死于武昌節度使任所。
他和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文學觀點也完全一緻。
他雖比白居易小六七歲，但卻是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并起而和之。
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總結并宣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創作經驗，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現)事"。
這對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起着很大的推動作用。
但他有一部分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
他的樂府詩反映現實的面相當廣泛，有的揭露官軍的暴橫，同情農民的痛苦，如《田家詞》： 牛吒吒，田确确。
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谷。
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辘辘。
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屬。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仇早複，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應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隻能害民。
白居易《官牛》詩："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手法與此相似。
《織婦詞》
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
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诘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新豐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較鮮明的感情色彩。
但是，也有一些詩，結尾近于純粹說理，給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
隻有《賣炭翁》等個别篇章，不着一句議論，可以看作例外。
(五)語言的通俗化。
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
但諷谕詩更突出。
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谕"。
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
把詩寫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劉熙載說："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藝概》二)袁枚也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
寥寥千載，此妙誰探?"(《續詩品》)白詩流傳之廣和這點有很大關系。
白居易還廣泛地運用了比興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閉喻被讒遭黜"的《陵園妾》，"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的《太行路》，更具有雙重的諷刺意義。
諷谕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内容服務的。
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
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
宋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滹南詩話》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技巧問題了。
諷谕詩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叙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
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這個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制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
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着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
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
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關系。
《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
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确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
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叙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于現實意義。
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至于叙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态，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閑适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
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閑适感到内疚。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闾裡，水府生禾麥"。
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
但曆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别》：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内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羁族各西東。
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裡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閑适、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占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
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複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
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于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
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着指導和示範的作用。
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一詩中說："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紳)伏歌行"，《和答詩》序更談到元稹因受他的啟發而轉變為"淫文豔韻，無一字焉"的經過，可見對較早寫作新樂府的李、元來說，也同樣起着示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遊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
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
由于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于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他的《長恨歌》、《琵琶行》流傳更廣，并為後來戲劇提供了題材。
當然，白居易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
這主要來自閑适詩。
一些自命"達道之人"甚至專門抄錄這類詩，名為《養恬集》或《助道詞語》(《法藏碎金錄》卷四)。
但畢竟是次要的。
第四節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 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
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确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
八歲喪父，少經貧賤，自言孩矣時見奸吏剝奪百姓，為之"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叙詩寄樂天書》)，這是他早期在政治上和權奸鬥争并創作新樂府的生活基礎。
但後因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作到宰相，為時論所不直。
不久，出為同州刺史，轉越州、鄂州刺史，死于武昌節度使任所。
他和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文學觀點也完全一緻。
他雖比白居易小六七歲，但卻是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并起而和之。
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總結并宣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創作經驗，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現)事"。
這對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起着很大的推動作用。
但他有一部分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
他的樂府詩反映現實的面相當廣泛，有的揭露官軍的暴橫，同情農民的痛苦，如《田家詞》： 牛吒吒，田确确。
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谷。
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辘辘。
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屬。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仇早複，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應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隻能害民。
白居易《官牛》詩："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手法與此相似。
《織婦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