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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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關系很遠的注疏、譜籍、薄錄等文體也收容進來，顯得有些蕪雜瑣碎。
相形之下，他對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和小說又幾乎沒有論述，偶爾提到一兩句，也是抱輕視的态度。
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缺點。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
陳子昂革新詩歌标舉"風骨""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複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他的理論的啟發。
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
至于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贊揚，就更難于列舉了。
第三節 鐘嵘詩品及蕭統文選 鐘嵘《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
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争中的産物。
鐘嵘，字仲偉，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
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
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鐘嵘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
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
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渑并泛，朱紫相奪。
喧議并起，準的無依"。
所以鐘嵘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
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詩品序》裡，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踬。
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内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
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鐘嵘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
他在序裡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顔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劉勰并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隻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确扼要。
不過鐘嵘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鐘嵘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鐘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鐘嵘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
他說："餘謂文制，本須諷讀。
不可蹇礙。
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
"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于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鐘嵘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
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鐘嵘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劉勰在《聲律篇》裡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并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鐘嵘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
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着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谕之緻"；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興寄托的。
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桢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嶽，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铿锵"；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
三是重視詩味，在序裡他已經說五言詩"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
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舋舋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
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裡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
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範雲、丘遲詩說："範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
"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鐘嵘論詩也有一定的曆史觀念。
他的序裡對五言詩的産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着重叙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着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
鐘嵘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
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
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顔延年"其源出于陸機"；認為左思詩出于劉桢，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
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複雜的。
鐘嵘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
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
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
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
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确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系。
鐘嵘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
他品
相形之下，他對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和小說又幾乎沒有論述，偶爾提到一兩句，也是抱輕視的态度。
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缺點。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
陳子昂革新詩歌标舉"風骨""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複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他的理論的啟發。
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
至于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贊揚，就更難于列舉了。
第三節 鐘嵘詩品及蕭統文選 鐘嵘《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
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争中的産物。
鐘嵘，字仲偉，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
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
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鐘嵘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
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
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渑并泛，朱紫相奪。
喧議并起，準的無依"。
所以鐘嵘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
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詩品序》裡，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踬。
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内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
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鐘嵘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
他在序裡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顔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劉勰并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隻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确扼要。
不過鐘嵘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鐘嵘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鐘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鐘嵘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
他說："餘謂文制，本須諷讀。
不可蹇礙。
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
"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于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鐘嵘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
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鐘嵘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劉勰在《聲律篇》裡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并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鐘嵘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
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着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谕之緻"；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興寄托的。
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桢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嶽，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铿锵"；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
三是重視詩味，在序裡他已經說五言詩"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
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舋舋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
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裡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
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範雲、丘遲詩說："範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
"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鐘嵘論詩也有一定的曆史觀念。
他的序裡對五言詩的産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着重叙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着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
鐘嵘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
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
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顔延年"其源出于陸機"；認為左思詩出于劉桢，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
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複雜的。
鐘嵘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
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
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
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
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确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系。
鐘嵘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
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