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關燈
小
中
大
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
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
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
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并重的觀點并不符合。
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争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鐘嵘《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
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于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
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為最早。
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
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并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并不一緻。
他在《文選序》裡談到他選文的标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于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标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準。
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
盡管他立的标準并不符合我們的關于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于他選文的标準着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
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并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别的。
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範晔《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
他分析文體過于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
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隻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
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為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
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遊《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
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
雖然所收的詩隻限于"豔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展尤為突出。
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并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
七言詩也在這一時期确立下來。
魏曹丕已有完整的七言詩。
到了宋鮑照，更采用這種形式多方面反映現實生活，并改變曹丕的連句韻為隔句韻，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從而确立了它在詩壇的地位，對後來詩歌有廣泛的影響。
建安詩人已重視文采，晉宋詩人更發展了對偶，齊梁時沈約等人進一步提出了四聲八病的規格，産生了"永明體"這種新體詩。
它是我國律詩的開端，經過庾信等人的努力，便具備了後來各體律詩的雛型。
所有這些詩歌上的成就都為唐詩的發展和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從西晉以來，由于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别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
它繼承了詩經國風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表現了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愛憎。
南朝民歌清麗婉轉，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純潔真摯的愛情生活，具有反封建禮教的精神。
北朝民歌粗犷剛健，廣泛地反映了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深重的苦難。
《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叙事詩。
它在創作方法上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
它的出現充分顯示了人民的高度的藝術天才。
在詩體方面，南北朝民歌還開創了五、七言絕句體，成為後來唐詩的主要形式之一。
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治文壇的地位。
在衆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着發展。
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進步。
這一時期出現了王粲、鮑照、江鮑等人一些有名的小賦作品。
但在骈文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賦逐漸發展為骈賦，已與骈文十分接近。
多數的骈賦作品隻追求形式美，缺乏思想内容，表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
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達的文體。
隻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隽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代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
在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下，散文漸為骈文所代替，除小說及曆史、地理等著作外，骈文幾乎統治了整個文壇。
骈文雖也有少數篇章具有一定思想意義和較高的藝術水平，但主流卻是形式主義的。
直到中唐古文運動興起後，骈文的統治才被打垮。
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轶聞瑣事的小說。
它們雖然隻是随筆雜記，并非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
特别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
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模，對後來的小說、戲曲産生很大的影響。
《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的出現，體現了這時期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成就。
在我國古代文學中，它不僅是空前的，後來也難與媲美。
它們由單篇而發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學批評發展到系統的理論的建樹。
《文心雕龍》和《詩品》尤其标志着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發展的高峰。
特别是《文心雕龍》，其理論内容不僅對後代作家有深刻影響，而且某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仍有它的正确性。
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
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
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并重的觀點并不符合。
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争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鐘嵘《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
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于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
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為最早。
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
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并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并不一緻。
他在《文選序》裡談到他選文的标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于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标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準。
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
盡管他立的标準并不符合我們的關于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于他選文的标準着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
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并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别的。
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範晔《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
他分析文體過于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
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隻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
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為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
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遊《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
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
雖然所收的詩隻限于"豔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展尤為突出。
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并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
七言詩也在這一時期确立下來。
魏曹丕已有完整的七言詩。
到了宋鮑照，更采用這種形式多方面反映現實生活，并改變曹丕的連句韻為隔句韻，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從而确立了它在詩壇的地位，對後來詩歌有廣泛的影響。
建安詩人已重視文采，晉宋詩人更發展了對偶，齊梁時沈約等人進一步提出了四聲八病的規格，産生了"永明體"這種新體詩。
它是我國律詩的開端，經過庾信等人的努力，便具備了後來各體律詩的雛型。
所有這些詩歌上的成就都為唐詩的發展和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從西晉以來，由于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别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
它繼承了詩經國風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表現了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愛憎。
南朝民歌清麗婉轉，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純潔真摯的愛情生活，具有反封建禮教的精神。
北朝民歌粗犷剛健，廣泛地反映了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深重的苦難。
《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叙事詩。
它在創作方法上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
它的出現充分顯示了人民的高度的藝術天才。
在詩體方面，南北朝民歌還開創了五、七言絕句體，成為後來唐詩的主要形式之一。
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治文壇的地位。
在衆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着發展。
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進步。
這一時期出現了王粲、鮑照、江鮑等人一些有名的小賦作品。
但在骈文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賦逐漸發展為骈賦，已與骈文十分接近。
多數的骈賦作品隻追求形式美，缺乏思想内容，表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
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達的文體。
隻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隽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代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
在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下，散文漸為骈文所代替，除小說及曆史、地理等著作外，骈文幾乎統治了整個文壇。
骈文雖也有少數篇章具有一定思想意義和較高的藝術水平，但主流卻是形式主義的。
直到中唐古文運動興起後，骈文的統治才被打垮。
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轶聞瑣事的小說。
它們雖然隻是随筆雜記，并非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
特别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
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模，對後來的小說、戲曲産生很大的影響。
《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的出現，體現了這時期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成就。
在我國古代文學中，它不僅是空前的，後來也難與媲美。
它們由單篇而發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學批評發展到系統的理論的建樹。
《文心雕龍》和《詩品》尤其标志着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發展的高峰。
特别是《文心雕龍》，其理論内容不僅對後代作家有深刻影響，而且某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仍有它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