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朝樂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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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想新奇，馀味無窮。
範雲《閨思》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又李白的名句："春風複無情，吹我夢魂散"、"我寄愁心與明月，随風直到夜郎西"，都是從此化出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藝術發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産生時代不可能過早。
第二節 北朝樂府民歌 北朝文人詩，既少，又不好。
嚴格點說，就沒有一個詩人。
鄧以北魏末年号稱"三才"的溫子升、邢邵、魏收而論，所作都不過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齊梁，毫無特色。
《北齊書·魏收傳》載邢邵诋魏收偷竊任昉，魏收則又譏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可見實際上都是沒有出息的文人。
但是，北朝民歌卻放出了異彩。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
所謂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一種在馬上演奏的軍樂，因為樂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橫吹曲"。
這些歌詞的作者也主要是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
《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便是明證。
歌詞中提到的慕容垂、廣平公(姚弼)、高陽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虜家兒"的豪酋貴族。
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于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于鮮卑諸民族的漢化。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頁)曾"诏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鹹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
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
《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衆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
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并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匠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
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征；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
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争的。
戰争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曆史幾乎與戰争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争尤為頻繁。
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銳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争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
作為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争奪戰的犧牲品。
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
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戰争的真實寫照。
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争的罪惡性質決定的。
為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沖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
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
《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
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按慕容垂(鮮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丕被逼降晉，晉因遣劉牢之救丕，垂逆戰敗績，退守新城。
胡應麟《詩薮》說"秦人(氐族人民)蓋因此作歌嘲之(垂)"，這解釋是可信的。
"吳軍"即指晉軍，"我"是代慕容垂自稱，實際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
"漢"指被迫在城外抵禦晉軍的漢人。
當時少數族每自稱國人，而稱漢族人民為漢人或漢兒、漢輩。
在這種野蠻的大混戰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據者的驅迫而處于互相攻殺的敵對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
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 這種慘象和沉痛的呼救聲，也是曆來戰争中所罕有的。
北歌中的傑作《木蘭詩》，也正是這種戰争頻繁的時代環境的産物，但它具有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意義，我們後面将着重論述。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
北朝社會的另一特殊現象，是和上述那種野蠻戰争相輔而行的人口擄掠。
幾乎是每一次戰争，也不論勝負，各族統治者都照例要進行一次人口掠奪。
大批的人民被迫離開本土，轉徙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體現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懷土思鄉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種絕望的悲哀和憤激，不同于一般的遊子詩。
如《紫骝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
一去數千裡，何當還故處? 風吹葉落，一去數千，正是被俘遠徙的人民的自我寫照。
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複琅琊，琅琊大道王。
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隴頭流水歌》更寫到流離道路的苦況： 西上隴坂，羊腸九回。
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寫得最悲壯動人的是《隴頭歌》三首：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
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
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範雲《閨思》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又李白的名句："春風複無情，吹我夢魂散"、"我寄愁心與明月，随風直到夜郎西"，都是從此化出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藝術發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産生時代不可能過早。
第二節 北朝樂府民歌 北朝文人詩，既少，又不好。
嚴格點說，就沒有一個詩人。
鄧以北魏末年号稱"三才"的溫子升、邢邵、魏收而論，所作都不過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齊梁，毫無特色。
《北齊書·魏收傳》載邢邵诋魏收偷竊任昉，魏收則又譏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可見實際上都是沒有出息的文人。
但是，北朝民歌卻放出了異彩。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
所謂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一種在馬上演奏的軍樂，因為樂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橫吹曲"。
這些歌詞的作者也主要是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
《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便是明證。
歌詞中提到的慕容垂、廣平公(姚弼)、高陽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虜家兒"的豪酋貴族。
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于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于鮮卑諸民族的漢化。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頁)曾"诏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鹹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
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
《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衆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
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并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匠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
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征；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
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争的。
戰争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曆史幾乎與戰争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争尤為頻繁。
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銳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争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
作為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争奪戰的犧牲品。
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
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戰争的真實寫照。
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争的罪惡性質決定的。
為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沖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
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
《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
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按慕容垂(鮮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丕被逼降晉，晉因遣劉牢之救丕，垂逆戰敗績，退守新城。
胡應麟《詩薮》說"秦人(氐族人民)蓋因此作歌嘲之(垂)"，這解釋是可信的。
"吳軍"即指晉軍，"我"是代慕容垂自稱，實際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
"漢"指被迫在城外抵禦晉軍的漢人。
當時少數族每自稱國人，而稱漢族人民為漢人或漢兒、漢輩。
在這種野蠻的大混戰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據者的驅迫而處于互相攻殺的敵對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
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 這種慘象和沉痛的呼救聲，也是曆來戰争中所罕有的。
北歌中的傑作《木蘭詩》，也正是這種戰争頻繁的時代環境的産物，但它具有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意義，我們後面将着重論述。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
北朝社會的另一特殊現象，是和上述那種野蠻戰争相輔而行的人口擄掠。
幾乎是每一次戰争，也不論勝負，各族統治者都照例要進行一次人口掠奪。
大批的人民被迫離開本土，轉徙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體現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懷土思鄉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種絕望的悲哀和憤激，不同于一般的遊子詩。
如《紫骝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
一去數千裡，何當還故處? 風吹葉落，一去數千，正是被俘遠徙的人民的自我寫照。
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複琅琊，琅琊大道王。
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隴頭流水歌》更寫到流離道路的苦況： 西上隴坂，羊腸九回。
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寫得最悲壯動人的是《隴頭歌》三首：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
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
寒不能語，舌卷入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