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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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個别帝王雖曾對門閥士族采取過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略有擡頭，但基本上仍是兩晉士族門伐社會的繼續。
士族地主攫取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大莊園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勾畫出這種經濟的輪廓。
這個謝家莊園擁有大量的土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
"除了耕地，還有"北山二園，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
莊園裡種植着多種農作物、果樹。
在富裕的物質生活基礎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
他們已經完全變成了無用的寄生蟲。
《顔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羁旅。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使童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帝王的荒淫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南史?陳後主本紀》載："後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号曰狎客。
先令八婦人擘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
君臣酣宴，從夕達旦，以此為常。
" 南朝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的發展。
東晉時，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則"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
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
梁武帝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宣布"唯佛教是正道"，更确定了它的優越地位。
佛教的發展不隻興起了大僧侶地主，也引起了與儒、道的矛盾，發生了曆史上有名的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争，對文化思想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南朝文學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表視。
它主要是産生于建業和荊州一帶的《吳歌》、《西曲》。
它們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潑的風格，表現了人民對合理的愛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精神。
從中也可以看到長江流域商業的發達。
南朝民歌本不限于歌唱愛情，但獨取情歌入樂，卻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半愛好文學，不少都以提倡文學、招攬文士著稱，有的本身還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寫詩的風氣十分濃厚。
據《詩品》說，那時的士子"才能勝衣"，便"甘心而馳骛"。
因此，文學作品大量增加。
但南朝文學在帝王和貴族的掌握與引導下，隻能繼續向形式主義的道路發展。
梁元帝說："至于文者，惟須绮彀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形式主義要求是很明顯的。
南朝文人詩歌從宋初開始由玄言轉向山水。
玄言詩本來就與山水有密切關系。
玄言詩人常常通過山水體會玄理，而登臨山水也很早就成為士族階級優閑享樂生活的一部分。
東晉末年殷仲文、謝混的詩裡，山水成分已逐漸增多。
到了宋謝靈運，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遊遨"，所至"辄為歌詠，以緻其意"，山水成為主要的描寫對象，遂完成了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
山水詩仍是貴族生活的産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詩的腐濫，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詩歌的表現技巧，仍有曆史的進步意義。
宋代出身寒微的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的傳統精神，成為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優秀詩人。
他的作品猛烈地抨擊了門閥制度，并表現了士族文學所少見的愛國思想和較廣泛的社會内容。
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改進了七言詩的形式，擴大了七言詩的影響，對七言詩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齊、梁時代是我國詩體發生了重要變化的時期。
我國詩歌自建安以來，漸重詞藻、對偶、用事，晉陸機要注意到聲音的諧調，到了這時，由于聲韻學的發展，周顒發現了漢語的四聲，接着沈約把四聲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創造了"永明體"，為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我國"近體詩"發展的時代。
不過，"永明體"作家的創作大都内容貧乏，形式主義作風嚴重，隻有謝朓工于描寫山水，成就較高。
詩歌發展到梁、陳時代，在帝王和貴族手裡，更導向了
士族地主攫取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大莊園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勾畫出這種經濟的輪廓。
這個謝家莊園擁有大量的土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
"除了耕地，還有"北山二園，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
莊園裡種植着多種農作物、果樹。
在富裕的物質生活基礎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
他們已經完全變成了無用的寄生蟲。
《顔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羁旅。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使童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帝王的荒淫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南史?陳後主本紀》載："後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号曰狎客。
先令八婦人擘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
君臣酣宴，從夕達旦，以此為常。
" 南朝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的發展。
東晉時，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則"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
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
梁武帝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宣布"唯佛教是正道"，更确定了它的優越地位。
佛教的發展不隻興起了大僧侶地主，也引起了與儒、道的矛盾，發生了曆史上有名的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争，對文化思想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南朝文學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表視。
它主要是産生于建業和荊州一帶的《吳歌》、《西曲》。
它們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潑的風格，表現了人民對合理的愛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精神。
從中也可以看到長江流域商業的發達。
南朝民歌本不限于歌唱愛情，但獨取情歌入樂，卻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半愛好文學，不少都以提倡文學、招攬文士著稱，有的本身還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寫詩的風氣十分濃厚。
據《詩品》說，那時的士子"才能勝衣"，便"甘心而馳骛"。
因此，文學作品大量增加。
但南朝文學在帝王和貴族的掌握與引導下，隻能繼續向形式主義的道路發展。
梁元帝說："至于文者，惟須绮彀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形式主義要求是很明顯的。
南朝文人詩歌從宋初開始由玄言轉向山水。
玄言詩本來就與山水有密切關系。
玄言詩人常常通過山水體會玄理，而登臨山水也很早就成為士族階級優閑享樂生活的一部分。
東晉末年殷仲文、謝混的詩裡，山水成分已逐漸增多。
到了宋謝靈運，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遊遨"，所至"辄為歌詠，以緻其意"，山水成為主要的描寫對象，遂完成了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
山水詩仍是貴族生活的産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詩的腐濫，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詩歌的表現技巧，仍有曆史的進步意義。
宋代出身寒微的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的傳統精神，成為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優秀詩人。
他的作品猛烈地抨擊了門閥制度，并表現了士族文學所少見的愛國思想和較廣泛的社會内容。
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改進了七言詩的形式，擴大了七言詩的影響，對七言詩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齊、梁時代是我國詩體發生了重要變化的時期。
我國詩歌自建安以來，漸重詞藻、對偶、用事，晉陸機要注意到聲音的諧調，到了這時，由于聲韻學的發展，周顒發現了漢語的四聲，接着沈約把四聲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創造了"永明體"，為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我國"近體詩"發展的時代。
不過，"永明體"作家的創作大都内容貧乏，形式主義作風嚴重，隻有謝朓工于描寫山水，成就較高。
詩歌發展到梁、陳時代，在帝王和貴族手裡，更導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