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言詩的起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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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五言詩的起源
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産生的。
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
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
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
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巅。
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展。
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
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
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
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應于新的内容的。
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
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
東漢末年，由于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适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産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
鐘嵘在《詩品序》裡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
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
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确實更靈活更方便些。
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了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麼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隻是前人的傳聞。
《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
所以鐘嵘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詩品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
《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别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别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
顯然是後人假托的，或者是衆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
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
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于誤解(詳後)。
《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
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
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
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
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
"(《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 第二節 東漢文人的五言詩 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寺，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内容是詠缇萦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
雖"有感歎之詞"，但"質木無文"，缺乏形象性。
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
其後張衡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托。
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绮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
如"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帱，在上衛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後來陶淵明《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啟發。
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
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于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作。
《贈婦詩》叙述作者秦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緒，如雲："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
猶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
"又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
臨路懷惆怅，中駕正踯躅。
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
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毂。
"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學習五言寺的技巧已漸趨熟練。
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
郦炎的《見志詩》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材被抑不用的感慨。
特别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
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
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
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
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巅。
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展。
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
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
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
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應于新的内容的。
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
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
東漢末年，由于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适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産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
鐘嵘在《詩品序》裡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
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
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确實更靈活更方便些。
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了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麼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隻是前人的傳聞。
《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
所以鐘嵘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詩品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
《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别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别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
顯然是後人假托的，或者是衆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
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
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于誤解(詳後)。
《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
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
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
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
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
"(《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 第二節 東漢文人的五言詩 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寺，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内容是詠缇萦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
雖"有感歎之詞"，但"質木無文"，缺乏形象性。
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
其後張衡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托。
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绮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
如"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帱，在上衛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後來陶淵明《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啟發。
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
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于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作。
《贈婦詩》叙述作者秦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緒，如雲："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
猶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
"又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
臨路懷惆怅，中駕正踯躅。
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
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毂。
"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學習五言寺的技巧已漸趨熟練。
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
郦炎的《見志詩》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材被抑不用的感慨。
特别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