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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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儒者争學圖緯，兼複附以妖言"(《後漢書?張衡傳》)。
統治者利用谶緯迷信來欺騙人民和束縛幹人的頭腦，反映統治思想的遇昧和無力，東漢一朝政治不得不越來越黑暗。
但從東漢初年以來，也不斷地産生反谶緯的科學思想，桓譚、王充、張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王充，他的《論衡》，舉起鮮明的"疾虛妄"的旗幟，對一切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精神，在當時的思想界最有進步意義。
同時，古文經學也繼續和今文經學展開了鬥争，今文經學終因附會谶緯的愚妄和章句的煩瑣，力量越來越虛弱，而古文經學的影響則越來越擴大，終于壓倒了今文經學。
東漢的文學，在今文經學和谶緯的迷霧籠罩之下，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響，但也出現了新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由于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目為文章家。
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文章和學術著作主要是和經學的共分愈來愈顯著。
"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的分化。
既有今古文經學家的對立和分化，又有經學家和文章家的對立和分化。
這是統治階級内部複雜的矛盾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
随着文章家的出現，文章與生活的關系更密切，用途更廣泛了，文學形式的運用和變化也愈來愈複雜了。
文學思想仍以王充的觀點最為明确和進步。
他注意到文章和經學著作的區别，強調"造論著說之文"(諸子或政論散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的創造性和政治性；認為文章應起"勸善懲惡"的批評教育作用，"豈徒調墨走筆，為美麗之觀哉?"他從"疾虛妄"的思想出發，反對一切"華僞之文"。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産生了不少曆史著作，班固的《漢書》則是它們的傑出的代表。
它沿《史記》的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曆史，是我國最早的斷代史。
它的某些人物傳記，叙事細密準确，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政論散文繼承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為最著名。
它們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争，有時代意義。
但思想文采俱遜于西漢政論文。
東漢的賦不如西漢的興盛。
司馬相如的影響還存在，如班固的《兩都賦》。
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亦開始轉變。
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叙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開創意義。
桓、靈之世，更出現一些強烈挾擊社會黑暗的抒情小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
趙壹是漢末名士，其作品憤世疾俗，完全是"黨人"精神的體現。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采集民間聲樂與歌謠。
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
它們以多樣的形式，現實主義的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思想感情。
特别是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下，人民饑餓貧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
東漢末年，還有不少謠諺，揭露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直接痛快，簡短有力。
偉大的長篇叙事詩《孔雀東南飛》，正是在活躍的民間故事、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的産物。
它創造了一個反抗封建禮教壓迫的典型婦女形象。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
由于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民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
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
東漢的文人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産生和發展的。
今存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品。
它們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沒落時期剝削階級的思想情緒。
它們是漢末黑暗動亂社會中一般下層文士毫無出路的痛苦呻S吟Y，反映了漢末尖銳的階級矛盾。
它們以"比興"的方法，諧和而鮮明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
統治者利用谶緯迷信來欺騙人民和束縛幹人的頭腦，反映統治思想的遇昧和無力，東漢一朝政治不得不越來越黑暗。
但從東漢初年以來，也不斷地産生反谶緯的科學思想，桓譚、王充、張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王充，他的《論衡》，舉起鮮明的"疾虛妄"的旗幟，對一切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精神，在當時的思想界最有進步意義。
同時，古文經學也繼續和今文經學展開了鬥争，今文經學終因附會谶緯的愚妄和章句的煩瑣，力量越來越虛弱，而古文經學的影響則越來越擴大，終于壓倒了今文經學。
東漢的文學，在今文經學和谶緯的迷霧籠罩之下，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響，但也出現了新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由于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目為文章家。
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文章和學術著作主要是和經學的共分愈來愈顯著。
"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的分化。
既有今古文經學家的對立和分化，又有經學家和文章家的對立和分化。
這是統治階級内部複雜的矛盾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
随着文章家的出現，文章與生活的關系更密切，用途更廣泛了，文學形式的運用和變化也愈來愈複雜了。
文學思想仍以王充的觀點最為明确和進步。
他注意到文章和經學著作的區别，強調"造論著說之文"(諸子或政論散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的創造性和政治性；認為文章應起"勸善懲惡"的批評教育作用，"豈徒調墨走筆，為美麗之觀哉?"他從"疾虛妄"的思想出發，反對一切"華僞之文"。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産生了不少曆史著作，班固的《漢書》則是它們的傑出的代表。
它沿《史記》的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曆史，是我國最早的斷代史。
它的某些人物傳記，叙事細密準确，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政論散文繼承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為最著名。
它們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争，有時代意義。
但思想文采俱遜于西漢政論文。
東漢的賦不如西漢的興盛。
司馬相如的影響還存在，如班固的《兩都賦》。
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亦開始轉變。
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叙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開創意義。
桓、靈之世，更出現一些強烈挾擊社會黑暗的抒情小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
趙壹是漢末名士，其作品憤世疾俗，完全是"黨人"精神的體現。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采集民間聲樂與歌謠。
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
它們以多樣的形式，現實主義的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思想感情。
特别是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下，人民饑餓貧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
東漢末年，還有不少謠諺，揭露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直接痛快，簡短有力。
偉大的長篇叙事詩《孔雀東南飛》，正是在活躍的民間故事、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的産物。
它創造了一個反抗封建禮教壓迫的典型婦女形象。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
由于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民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
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
東漢的文人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産生和發展的。
今存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品。
它們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沒落時期剝削階級的思想情緒。
它們是漢末黑暗動亂社會中一般下層文士毫無出路的痛苦呻S吟Y，反映了漢末尖銳的階級矛盾。
它們以"比興"的方法，諧和而鮮明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