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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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是唯一可貴的作品。

    它不僅反映了西漢中葉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且形式新穎,語言淨潔流暢,通過對話論辯,也刻劃了不切實際、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

    劉向著書,引曆史傳說或寓言故事以說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數政論文或學術文有一定價值。

    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因而辭賦又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

    實際此時辭賦已成為帝王貴族的娛樂品,如倡優博弈之類,極少文學價值。

    今存王褒《洞箫賦》一篇,可見一斑。

    西漢後期最大的辭賦家是揚雄。

    他的賦初以模拟司馬相如為貴,曾不斷作賦以諷;後來始悟辭賦的諷谏作用實在微弱無力,"勸而不止",遂不再作。

    揚雄對辭賦的批判的觀點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義得多。

    倒是他的雜文如《解嘲》,雖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對士人的束縛,有一定現實意義。

    西漢後期,樂府事業繼續發展,哀帝時樂府人員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

    丞相孔光、大司農何武審核的結果,認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因此哀帝就裁減了樂府半數以上的民間樂人。

    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樂府民間聲樂的影響是深遠的。

     漢光武帝劉秀利用西漢末農民起義軍,并依靠豪強勢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東漢封建王朝。

    光武即位後,屢次釋放官私奴婢,并減輕田租,興修水利,實行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因此階級矛盾暫時緩和。

    但東漢豪強勢力很盛,西漢遺留下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

    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觸動豪強,終于宣告失敗。

    但光武"頗以嚴猛為政",信任酷吏,也打擊了一些豪強。

    明帝效法光武的統治,曾出現"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

    東漢初期,封建王朝對豪強勢力還有一定的控制力量。

    所謂豪強,就是上層的地主階級和商人,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貴族和大官僚。

    中葉和、安以後,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權力,于是開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奪王朝統治的混亂局面。

    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都要依靠豪強的支持,因此豪強勢力遂得不斷地擴張。

    外戚或宦官與豪強勢力相勾結,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統治。

    他們援引子弟徒黨或門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統,胡作非為,毫無忌憚。

    外戚梁冀伏誅,除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一網打盡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為空"。

    "收冀财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馀萬萬"(《後漢書?梁冀傳》)。

    宦官專權,則"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

    ......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後漢書?宦者列傳序》)。

    在外戚或宦官勾結官僚集團的統治之下,廣大人民既遭受無窮的災難,社會到處呈現饑餓、流亡的慘狀;而一般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也仕進無門,或滞留太學,或窮居野處,或周遊郡國,逐漸形成了士人集團。

    桓、靈之世,在宦官專權的壓迫下,士人集團便與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結合,"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成為廣泛的"清議"力量,一時影響很大。

    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懼和仇恨,終于釀成兩次"黨锢之禍"。

    這些"黨人"代表廣大的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罷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

    但接着而來的是以"黃巾"為首的農民大起義,豪強統治集團迫于情勢危急,解除了黨禁,轉而鎮壓黃巾,并開始了豪強集團之間的大混戰和社會的大動亂,終于覆滅了東漢王朝,形成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經學特别是谶緯之學代表着東漢王朝的統治思想。

    由于統治者的提倡,東漢經學極盛。

    官、私學都很發達,大學生到東漢末增加到三萬人,不少私學門徒常達千人,"編牒不下萬人"。

    今文經學西漢末已開始谶緯化。

    東漢谶緯大行,光武因谶記中的天命的預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圖谶于天下",并"多以決定嫌疑"。

    明、章承之,于是&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