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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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一種表現形式。
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曆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曆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曆史著作。
它以人物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曆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
這是曆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随着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曆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
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
于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
所謂武帝立樂府，隻是意味着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内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
"采詩"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
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絕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
由于文字訛誤過多，《铙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
樂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
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
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
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
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
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内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
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于"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
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孔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
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
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
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武帝以後，西漢封建王朝逐漸轉入了衰微的時期。
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務，在于力農"。
昭、宣承之，不斷減免賦稅，并選用"良吏"，使"政平訟理"，社會安定，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因而出現了宣帝的"中興"局面。
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與廣大農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決。
哀帝時的限田之議，既無法實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災難。
這樣，西漢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農民大起義中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已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
到了西漢後期，它自然更加興盛和深入人心。
榮顯一時的今文經學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響，以陰陽、災異說政治時事，日益荒誕迷信；而家法森嚴，章句煩瑣，更多的士人皓首窮經，則越來越變得空疏無用：這樣便嚴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發展。
今文經學家用的經書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本；但自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了用漢以前文字(古籀文)寫的"古文經傳"，經學已有今古文之分。
到西漢末，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學派開始揭穿了今文學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這在學術思想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西漢後期的文學也呈現着停滞或衰落的狀态。
一般政論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經學說教的外衣，迂腐闆滞，絕少生氣。
宣帝時，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鹽鐵會議的文
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曆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曆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曆史著作。
它以人物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曆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
這是曆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随着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曆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
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
于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
所謂武帝立樂府，隻是意味着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内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
"采詩"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
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絕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
由于文字訛誤過多，《铙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
樂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
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
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
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
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
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内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
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于"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
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孔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
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
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
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武帝以後，西漢封建王朝逐漸轉入了衰微的時期。
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務，在于力農"。
昭、宣承之，不斷減免賦稅，并選用"良吏"，使"政平訟理"，社會安定，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因而出現了宣帝的"中興"局面。
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與廣大農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決。
哀帝時的限田之議，既無法實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災難。
這樣，西漢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農民大起義中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已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
到了西漢後期，它自然更加興盛和深入人心。
榮顯一時的今文經學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響，以陰陽、災異說政治時事，日益荒誕迷信；而家法森嚴，章句煩瑣，更多的士人皓首窮經，則越來越變得空疏無用：這樣便嚴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發展。
今文經學家用的經書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本；但自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了用漢以前文字(古籀文)寫的"古文經傳"，經學已有今古文之分。
到西漢末，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學派開始揭穿了今文學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這在學術思想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西漢後期的文學也呈現着停滞或衰落的狀态。
一般政論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經學說教的外衣，迂腐闆滞，絕少生氣。
宣帝時，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鹽鐵會議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