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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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樂的要求下，産生了相應的舞和歌詩，同時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樂(當然包括歌舞)的"樂府"機關。
《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廟的歌詩，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頌，很少現實内容。
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
漢初文士承戰國遊士的馀風，一般積極參加現實政治生活，并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圍繞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促使封建政權迅速鞏固和上層建築不斷完善等問題，發抒所見，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這就促進了政論散文的發展。
著名作家有賈誼、晁錯等。
他們的政論文大抵富有感情，暢所欲言，有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
其中賈誼的某些文章如《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學性亦較強。
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也開始向新賦體轉化。
漢初騷體賦的作者，由于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樣先進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往往隻是強為呻S吟Y。
但階級矛盾的緩和，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繁榮，以及統治階級驕奢享樂風氣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
因而辭賦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變化，即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變為鋪張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諷刺責斥變為溫和的諷谕勸戒。
辭賦思想内容的變化，必然引起體裁、形式的逐漸變化。
賈誼是漢初騷體賦的唯一優秀作家。
标志着新賦體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武帝即位後，由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經濟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
在漢初的政治經濟日益發展、日益鞏固的基礎上，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經營；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據東南沿海的東瓯閩越等地；鑿山通道，開發并控制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不斷地集中豪強于茂陵，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堅決實行鹽鐵國有的政策，更打擊強豪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壟斷，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
同時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擊了匈奴的侵犯，也擴展了帝國的邊疆。
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興功利"，以及統治階級無窮的奢侈浪費，以緻民窮财盡，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
為了鎮壓貴族、豪強的叛亂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漢武帝極端信任酷吏，不斷加強嚴酷的刑法統治。
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淵。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
和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适應，思想文化也表現着變化和發展。
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
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
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争，思想定于一尊，嚴重地束縛着學術文化的發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
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系，認為天命對帝王有最後的決定權，"王都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
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内部的思想，确實代表着當時的統治思想。
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随着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急的最後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曆史文化并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曆史的解釋，就成為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
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
《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廟的歌詩，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頌，很少現實内容。
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
漢初文士承戰國遊士的馀風，一般積極參加現實政治生活，并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圍繞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促使封建政權迅速鞏固和上層建築不斷完善等問題，發抒所見，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這就促進了政論散文的發展。
著名作家有賈誼、晁錯等。
他們的政論文大抵富有感情，暢所欲言，有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
其中賈誼的某些文章如《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學性亦較強。
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也開始向新賦體轉化。
漢初騷體賦的作者，由于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樣先進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往往隻是強為呻S吟Y。
但階級矛盾的緩和，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繁榮，以及統治階級驕奢享樂風氣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
因而辭賦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變化，即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變為鋪張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諷刺責斥變為溫和的諷谕勸戒。
辭賦思想内容的變化，必然引起體裁、形式的逐漸變化。
賈誼是漢初騷體賦的唯一優秀作家。
标志着新賦體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武帝即位後，由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經濟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
在漢初的政治經濟日益發展、日益鞏固的基礎上，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經營；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據東南沿海的東瓯閩越等地；鑿山通道，開發并控制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不斷地集中豪強于茂陵，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堅決實行鹽鐵國有的政策，更打擊強豪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壟斷，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
同時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擊了匈奴的侵犯，也擴展了帝國的邊疆。
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興功利"，以及統治階級無窮的奢侈浪費，以緻民窮财盡，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
為了鎮壓貴族、豪強的叛亂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漢武帝極端信任酷吏，不斷加強嚴酷的刑法統治。
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淵。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
和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适應，思想文化也表現着變化和發展。
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
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
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争，思想定于一尊，嚴重地束縛着學術文化的發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
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系，認為天命對帝王有最後的決定權，"王都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
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内部的思想，确實代表着當時的統治思想。
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随着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急的最後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曆史文化并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曆史的解釋，就成為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
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