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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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軍王贲攻齊,得齊王建,最後滅了齊,完成中國的統一,結束了二百年七國紛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

    這是地主階級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

     随着統一帝國的形成,秦王朝統治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

    廢除西周以來分封侯王的舊制度,統一行政區劃和組織,"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疇、車塗、衣冠建制統一;簡省"史籀大篆"為小篆,又作便于獄務、更趨簡化的隸書,罷其不與秦文同者",使文字統一;此外,法令、曆法等等,也得到了統一。

    這些改革,對中國的曆史發展無疑是有進步的作用的。

     同時為了鞏固和加強統一帝國的統治,秦王朝也實行了一系列的反動措施。

    它企圖消滅人民的反秦武裝,"收天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并打擊舊貴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鹹陽十二萬戶"。

    更有甚者,是企圖消滅一切反秦意識,"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翻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奔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它不僅焚毀古書,消滅曆史文化,而且也一舉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秦王朝利用戰國晚期鄒衍的"五德終始"的學說,即一種曆史循環論,來解釋它的統治的合理性,而實際執行商鞅以來一套極嚴酷的刑法統治。

     在箝制思想、摧殘文化和刑法統治之下,秦代文學沒有什麼成就。

    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呂不韋門客集體著作的《呂氏春秋》,有一定時代意義。

    它取材很廣,包含春秋戰國以來的各派思想,組成自己的完整的體系,是戰國末年的統一形勢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

    它和先秦其他子書一樣,有不少片斷借寓言故事來說理,明晰生動,富于文學意味。

    秦代文學的唯一作家是李斯。

    統一前他的《谏逐客書》,指出秦統治者"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内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之非計,不僅表現了政治家的遠見,而且也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晚期鬥争劇烈、各國統治階級争取人才的曆史。

    這是一篇富于文采、趨向骈偶化的政論散文。

    統一後,秦始皇巡狩封禅,産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

    一般是四言韻語,阿谀歌頌,對後世碑志文有影響。

    此外秦有《仙真人詩》和"雜賦",今俱不傳。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濫用民力,築長城、治馳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無比,賦稅無度,奢侈無窮,階級矛盾迅速尖銳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國殘餘貴族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所推翻。

    經過五年的楚漢戰争,代之而起的,是統一的漢封建王朝。

     漢初統治者承戰亂之後,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一方面恢複分封侯王的舊制度,鞏固統治階級的基礎,一方面"約法省禁,輕田租",對廣大人民放松了壓迫,減輕了剝削。

    因而初步取得了社會安定、有利生産的局面。

    "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

    "(《漢書?食貨志上》)文、景時代,統治者不斷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漢書?景帝紀》),進一步減輕勞役、賦稅,恢複農業生産。

    這時土地尚比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漢書?食貨志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活躍了工商業。

    在社會經濟獲得恢複和發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國侯王的叛亂,進一步鞏固了統一的封建統治。

     漢初除秦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又除所謂"诽謗妖言之罪",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在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下,漢初的哲學、社會思想,還是比較活躍自由的。

    由于安定社會、鞏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漢文帝、景帝、窦太後和相國曹參等俱好黃老,因而黃老思想成為漢初主要的統治思想。

    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黃老思想影響下産生的著名論文。

     同時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漢初統治者也注意到制禮作樂。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樂的傳統作用,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